講責任，不是找替罪羊
????作者: Simon Zadek ????通用電氣公司（GE）CEO 杰夫?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今年 5 月宣布，公司在綠色科技研發方面的支出將增加一倍。這決不是什么偉大的、殺身成仁的拯救地球之舉，而是一個聰明商業決策的例證。伊梅爾特對此毫不隱諱，他說: “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掙錢。” BP 公司的 CEO 約翰?布朗（John Browne）同樣如此。BP 長期以來取得的商業成功與他在石油業防治氣候變暖運動中扮演的領導角色是分不開的，這一成功有賴于公司改變以石油為業務重點的現有策略。 ????BP、通用電氣以及越來越多的全球性公司正在以這種方式做著那些長盛不衰的公司最拿手的事情: 通過提供迎合不斷變化的社會預期和需要的產品和服務來大獲其利。這也正是企業應該遵守的標準。 ????正如某些社會活動家和環保活躍人士辯稱的那樣，企業不能也不應該試圖解決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也不應該把我們現有的所有問題都怪罪到它們頭上，盡管它們往往有一定的責任。不應該要求能源公司對二氧化碳排放額度不足引起的消費需求所產生的影響承擔責任，雖然它們助長了這種需求。緊張的現代生活會導致不健康的飲食習慣，這也不是食品企業的錯，雖然事實證明營銷含糖、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豐富的食品利潤豐厚。一味批評，只會讓我們看不到問題的關鍵所在。 ????不少衡量公司責任的現有標準都只關注短期問題。它們對公司社會報告的詳盡程度只作狹隘的評估。或者，它們通過曝光消極的社會和環境影響，試圖讓被點名的公司丟臉。這些標準也許有用，但它們只對去年發生的事情做事后的記錄，反映了更加長久以前的商業決策的結果。對于公司的未來走向，以及它們在將不斷變化的社會期望轉化為適銷的產品和服務方面表現出來的智慧，它們都無法提供清晰的洞察。 ????這正是責任評級的不同之處。它不是要給企業貼上壞的或好的標簽，而是要找出最精明的企業。這是一份商業排名，而非道德排名。它考察那些全球最大的企業，并提出如下問題: 它們知不知道如何通過回應窮人的需求來創造和開發有效的商業機會？它們知不知道如何通過投資環保的商業做法來掙取利潤？簡言之，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不斷變化的世界帶來的機會方面，它們是否做好了準備? ????國際投資界已經開始提出同樣的問題，他們已經認識到，能夠有效管理自身所處社會及環境風險的公司，也將提升自身的長期市場價值。現任 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基金管理公司主席、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Al Gore）就是一位持這種觀點的投資人士。今年世界經濟論壇上，在發布 AccountAbility 的報告《責任投資，大勢所趨》（Mainstreaming 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時候，戈爾說: “將社會和環境因素融入投資決策之中，今天在某些基金經理人和養老基金受托人看來可能還難以接受，但它無疑將成為明天成功的投資策略和做法的核心。” ????AccountAbility 與公司責任咨詢機構 CSRnetwork 共同設計的這一排名的獨特之處在于，它關注決定公司明天績效的基本因素。道?瓊斯可持續性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采用同樣的視角，但它評比的對象是自己選擇的一組企業。而責任評比考察的是《財富》世界 500 強中名列前 100 位的企業。 ????這是責任評級第二年用于考察《財富》世界最大的 100 家企業。評級的結果令人鼓舞: 平均得分從去年的 24 分上升到了 32 分（總分為 100 分）。今年，有三分之一的企業得分達到 40 分，而去年只有十分之一的企業達到。但是，對于全球最大的企業來講，這些數字仍然低得令人不安。領頭企業和殿后企業之間的差距，使人對后者管理基礎風險和新興機遇的能力產生很大的疑問，雖然有些公司分數低下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公開報告，因為這是評分的根據。 ????六項指標之中，三項廣泛考察公司與外界的聯系程度（即公開報告、保證、與利益相關者接觸），另三項考察它們的內部運作（戰略意圖、治理、績效管理）。三項內部指標的得分連續兩年都高于外部指標。不過，今年得分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開披露方面的改善，即社會和環境業績的正式審計水平和質量有所改善，以及更多公司走出家門、與非傳統的利害關系群體進行接觸。 ????讀者也許會驚奇地發現，排名前十位的公司中，有五家是對大量排放溫室氣體有責任的能源生產商。另兩家是汽車制造商，它們的業務也往往被指責為破壞環境。不過，這里有一個不盡合理的邏輯: 面臨最嚴峻社會和環境問題的公司，往往會首先著手考慮如何將風險轉變為長期業務機遇。 ????就地區之間的差異來看，歐洲繼續處于領先地位。歐洲企業的平均得分是 40 分，而美國公司的平均得分只有 24 分─較去年 16 分的得分有顯著提高，但仍然落后于亞洲對手 28 分的平均得分。美國公司在“與利益相關者接觸”和“保證”兩項指標上得分的落后最為明顯。似乎很少有美國公司愿意接觸它們的利益相關者，了解其關心的問題并共同設計解決方案，更少有公司愿意接受對其社會和環境業績進行獨立的評價。 ????在遵守國際認可的勞工、人權及環境標準方面，歐洲公司的得分情況也較為領先。進入世界最大的 100 家公司的美國企業之中只有大約四分之一設計或實施了這些標準，而歐洲企業的這一比例為 88% 左右。美國公司在采用自愿的社會及環境報告和審計標準─例如 AA1000 保證標準（AA1000 Assurance Standard）─方面，也非常消極。 ????一家公司在責任評比中的得分情況，反映了它有效處理不斷出現的業務環境變化的能力。展望未來，兩大因素可能相當重要。第一，全球性企業如何處理其飛速增長的中國業務？一大批試圖培育自己全球品牌的崛起中的中國企業，將會對國際商業實踐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些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問題。對于圍繞商業和人權等主題形成的脆弱共識，這種不斷變幻的競爭環境將會起到鞏固還是削弱的效果？一項值得期待的活動是，今年年底將在上海召開一次討論這一主題的會議，這次會議由中國政府和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組織共同舉辦。 ????另一個值得期待的領域是，面臨要求其在投資決策過程中更多考慮社會和環境因素的壓力，金融界是否會做出回應？在某些領域，例如氣候變化，已經出現了變革的跡象。比如，瑞士再保險公司（Swiss Re）首席理賠戰略師瑞克?穆雷（Rick Murray）今年年初在世界經濟論壇上評論說: “沒有對氣候變化給其業務帶來的影響進行充分管理的公司，將不再是受我們歡又客戶。”越來越多的銀行，例如花旗集團（Citigroup）和荷蘭銀行（ABN Amro），正在走出自己綠色金融產品的狹小圈子，將社會和環境標準融入到其風險評估程序的核心部分。養老基金短缺日益引起的關注，將迫使政府確保投資者看重企業的長遠績效。伴隨著投資者的規劃視線變得更加長遠，社會和環境因素對企業績效的重要程度將日益增加。 ????最先采取行動，根據新的社會和環境風險、機遇不斷調整業務戰略的公司是哪一家呢？這是值得觀察的。不過有一點非常清楚: 不愿或者不能調整自身戰略的公司，最終將被排擠出《財富》世界最大的 100 家公司之列。 ????譯者: 蘭磊 相關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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