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生有兩
????作者：胡泳 ????雖說《系辭》的那句“一陰一陽之謂道”非常有名，但其實《易經》中并沒有產生陰陽的概念。陳鼓應先生說，在春秋時代，還沒有發現用陰陽解釋《易》的例子。從現有材料來看，以陰陽解《易》，當出于戰國時期。這種釋法始見于《彖傳》，而且只是在解釋泰、否二卦時才出現：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從這里來看，《彖傳》的陰陽是指干坤二卦，即以干卦卦體為陽，以坤卦卦體為陰。泰卦干下坤上，故曰“內陽而外陰”，否卦坤下干上，故曰“內陰而外陽”。《彖傳》作者以陰陽解《易》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指出陰陽二氣交感是萬物生成、變化、發展的原因。咸卦說：“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馮友蘭先生說：“這個所謂的‘二氣’，就是陰陽二氣。”這種陰陽二氣感應在《彖傳》中的具體表現就是“天地交”。《彖傳》中多次談到天地交而萬物通，反之則不通。后來《系辭》更進一步發揮了這種思想。 ????老子的宇宙生成論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是說，“道”原為未分陰陽的混沌統一體，其后分化為陰陽兩氣，它們相互交沖，形成新的和諧體。莊子更是明確講：“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母”（《大宗師》，翅，通“啻”）。陳鼓應認為，老莊的這種陰陽氣化的思想正是《易傳》以陰陽解《易》的理論來源。 ????《周易》以簡馭繁，分別用“——”（陽爻）、“－－”（陰爻）兩種符號來指代陽和陰，用兩種爻錯綜重組合成八卦和六十四卦，從而構成了《周易》的“象”世界。陽與陰最基本的象征是男與女、天與地、剛與柔、動與靜，等等。推而廣之，陰陽象征的事物遍及宇宙從自然到社會的一切，是適用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條總原則。 ????《系辭》主要是論“陰陽”，文中運用大量篇幅反復論述事物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如：“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則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合稱為“兩儀”。《說苑·辨物》云：“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易有陰陽，性有好惡，人有生死，都是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記載史墨回答趙簡子云：“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二，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二也。”世界上也存在物生“有三”、“有五”的現象，如“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但“三”、“五”都可以化約為“兩”，是故“物生有兩”是事物最基本的存在形式。“陪二”即陪伴為二，是對“物生有兩”的說明，與下文的“妃耦” 引義相同，說明事物具有兩個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兩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全然并列的，而是一種主從關系，也就是引導事物發展、變化的主導方面和從屬方面，如“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二也。” ????“物生有兩”的命題說明，在中國傳統哲學中，不僅有完備的系統整體概念，而且有豐富的辯證矛盾觀念。史墨提出“物生有兩”，王安石說萬物“皆各有耦”、“耦之中又有耦”，程顥說“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萬物莫不有對”，程頤說“天地之間皆有對”，朱熹提出“萬物皆有兩端”、“獨中又自有對”。張載主張“一物兩體”的命題，朱熹將其概括為“一分為二”：“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無窮，皆是一生兩爾。”方以智在此基礎上提出“合二而一”：“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兩間無不交，無不二而一”，“交也者，合二而一也”。王夫之則將兩者結合起來：“故合二以一者，既分一為二之所固有矣。” ????史墨姓蔡，名墨，官為晉太史，故稱史墨。他和趙簡子問答的背景是：周敬王十年（前 510），魯昭公被權臣季平子趕出魯國，最終死于流亡地晉國干侯。晉國大夫趙簡子就此事問史墨：“季氏大夫逐出他的主君，而人民順服，諸侯友善對待，國君死于境外，卻沒有人怪罪于他，這是為什么呢？”史墨說得毫不客氣：“天生季氏，與魯侯并立如同兩君，已經有很長的時日了。人民順服季氏，豈非理所當然？魯君世代失政，季氏世代勤政，人民早就遺忘了國君。雖然死于國境之外，又有誰會矜憐他呢？”接下來，史墨作了一段意味深長的總結：“社稷無長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虞夏商子孫），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干曰大壯，天之道也。” ????史墨從具體事物中看到了“物生有兩”的矛盾，事物的“兩”不斷變化，事物之間的關系也不斷變化，君臣關系因而也無法逃脫變化的命運。他由此論證了國家政權旁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得出“社稷無常奉，君臣常位，自古以然”的結論，這正如大壯卦一樣：干為下為君，上為震（雷）為臣，雷乘干所象征的正是君臣易位。“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這種變化被視為完全是正常的、合理的，這一政治結論成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一個基本命題。 相關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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