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之五：詭詐
????作者：胡泳 ????中國兵法，靠的是“兵不厭詐”。“兵不厭詐”，就是無法之法。李零教授說這句話最好的解釋不是“用兵最講用詐，詭詐越多越好”，而是“沒有規則，就是唯一的規則”。 ????“兵者，詭道也。”這是《孫子》中很關鍵的一句話。《軍爭》篇曰：“兵以詐立。”《孫臏兵法·威王問》曰：“詐者，所以困敵也。”曹操注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即用兵打仗，應以機變為原則。 ????有人說，兵不厭詐是典型的中國智慧。其實不然，西方戰略學的鼻祖克勞塞維茨也承認，戰略本來就與詭詐有關。“初看起來，戰略這個名稱來源于詭詐這個詞似乎不是沒有道理的。盡管從古希臘時代以來，戰爭在許多方面發生了真正的和表面的變化，但戰略這個名稱似乎依然表示它本來具有的詭詐的實質”（《戰爭論》第三篇第十章）。 ????詭道提倡用兵方式的變化莫測，這里面有個倫理道德的問題。“詭”與“仁”是一對對立的哲學范疇。荀子對詭詐明確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說：“仁人之兵，不可詐也。”明太祖朱元璋與侍臣論《孫子兵法》時亦云：“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其術終亦窮爾。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 ????說到“仁”戰，我們就會想起宋襄公。宋、楚在泓水邊上打仗，楚軍眾而宋軍寡，司馬子魚勸他，何不趁楚軍半渡，發動突然襲擊？宋襄公不肯，理由是，“君子不重傷（不傷害傷兵），不禽二毛（不捕年老者）。古之為軍者，不以阻礙也（不憑險阻礙敵軍）。寡人雖亡國之余，不鼓不成列（不攻擊還沒擺好陣勢的敵軍）”（《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李零說，“宋襄公和司馬子魚的爭論，是時代性的爭論。”這個爭論，涉及要不要徹底拋棄貴族式戰法，即毛澤東所鄙視的“蠢豬式的仁義道德”。《荀子·議兵》篇記載了荀子和臨武君在趙孝成王面前的辯論，荀子推崇的依次是三代的王者之兵、春秋的霸者之兵，最反感戰國的“盜兵”，即臨武君推崇的“攻奪變詐之兵”。在書中，荀子大獲全勝，趙孝成王和臨武君都俯首稱善，心悅誠服地受教于荀子。現實中卻是，中國的兵法建立在貴族傳統崩潰的基礎上，用李零的話來說，“道德和兵法，正好相反，道德最差，兵法最好。” ????荀子身處戰國時代的晚期，弱小的國家飽受屠戮，所剩無幾，最后只剩下七雄爭霸。戰爭已經成為時代的重心，荀子不得不正面面對戰爭，提出解決之道來說服國君。但他把世俗所謂的善于用兵者，像齊國的田單、楚國的莊途、秦國的商鞅、燕國的繆蟣等人都譏為“盜兵”，殊不知他們代表的潮流正是后世兵法的正宗。 ????奉行已過時的商周時代古老的“仁義之兵”戰爭觀念的宋襄公，其結局并不美妙，“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生活在騎士道德理想中的襄公不知道，他的時代已經禮崩樂壞，牌局中的所有人都在出老千，只有他一個人還按照規則出牌。有人說宋襄公是“最后的貴族”，其實，要到流氓劉邦在垓下打敗貴族項羽，中國的貴族傳統才算劃上了句號。項羽想學“萬人敵”，但他不明白，學兵法的真諦就是要打破貴族傳統：什么招兒都能使，什么道德都不在話下。 ????不論怎樣，把詭道與兵法相等同，還是讓人別扭。歷代都有曲為孫子說者。如黃震論孫子：“所異于先王之訓者，惟‘詭道’一語，特自指其用兵變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奸詐之比。且古人詭即言詭，皆其真情，非后世實詐而反謬言誠者比也。若孫子之書，豈特兵家之祖，亦庶幾乎立言之君子矣 ”（《黃氏日鈔·讀諸子·孫子》）。鈕先鐘先生認為，“‘詭道’并非專用名詞，也不是一個固定觀念，其真正的意義只是表示要想造勢則必須靈活運用各種方法，而并非一種特定的‘詭道’之存在”（《孫子三論·從古兵法到新戰略》）。 ????以上說法都各有其道理，但說話者沒有看到，從“仁義”到“詭道”，意味一場軍事革命的展開。班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并作”（《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班固這里提到的《司馬法》主張：“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為正，正不獲意則權。”就是說，古時以仁為根本，以義去治理才是正道，正道行不通才去用權變。其中的《仁本》篇，講“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這不都是宋襄公遵循的理念嗎！襄公到死也沒弄懂，不合規矩，現在反而是規矩。 ????吳九龍在《略說先秦戰爭觀念的演進》一文中說得好：“社會政治經濟發生劇烈變化，戰爭的理論和指揮藝術必然會有相應的變化。‘詭道’則應是孫武總結戰爭的經驗教訓，適應戰爭的需要，突破舊的‘仁人之兵’的戰爭觀念、道德觀念的一個飛躍。” 相關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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