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民間資本的困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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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夏天樂清“抬會風波”慘淡收場。官方在撲滅了這場人為災難之后，對民間資本的種種訴求卻未引起必要的重視，正如以往和后來的多數問題草草解決便萬事大吉，一廂情愿地認為一勞永逸而疏于反顧。然而，一個修正錯誤、建立秩序的機會就在不知不覺中溜走了。 ????長久以后，民間資本未能獲得合法身份，以模糊的面貌尷尬地游走于市場、政策、國有資本之間，充當著“救火者”、“補充者”等多重角色。盡管藏于地下，仍是經濟運行不可缺少的一環。 ????1986年之后，宏觀經濟環境時緊時松，溫州民間信貸時張時弛，但基本上均處于可控狀態。到2001年，溫州民間融資比例下降到全市貸款的45%，此后一直下降，直至2004年宏觀層面趨緊，政策調控，銀根緊縮，溫州民間借貸再次活躍起來，涌現出大量“擔保公司”。 ????這樣的背景下，一度銷聲匿跡的“抬會”在樂清“復活”，一個名叫陳美蘭的農婦成為事件主角。 ????2005年，陳美蘭打著“經濟互助會”的名號辦起“抬會”。陳美蘭擔任會主，通過熟人關系網絡層層發展會員，許以重利，募集資金，用于發放高利貸。由于操作得法，且可準時發放紅利，陳美蘭信用暴漲，吸引大批會員參加。但隨著規模擴大、利率抬高，“經濟互助會”入不敷出，“財務黑洞”越來越大，陳美蘭左支右絀，不得不向他人借高利貸周轉，最終于2008 年底金融危機風雨欲來之際東窗事發，虧空8000萬。2009年，陳美蘭鋃鐺入獄。 ????作為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溫州人均收入大大領先全國平均水平，客觀上存在巨大的資金冗余。普通溫州人對于股票等事物缺乏安全感，又不愿儲蓄，大筆資金用于炒樓，至于小額資金，如果有高于銀行利率且相對可靠的機會當然不會錯過。所以，聽憑熟人介紹的“抬會”才會暗火不啞。 ????在溫州，無論“抬會”還是“經濟互助會”，以及所謂的“擔保公司”、“擔保行”，民間借貸的粗鄙可見一斑。由于缺乏政策引導和制度規范，溫州民間長期以自發形式存在，以人際網絡為紐帶，以個人信用為擔保，形成互相擔保的特征，甚至有灰暗勢力涉足，種種因素導致其脆弱性和連帶性，一旦爆發恐慌，本來運行良好的企業也可能因為擔保而出問題。 ????如同硬幣的另一面，民間資本積蓄、豐盈、尋求出路，乃是實業發展的必然結果，卻被長期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而民營經濟活躍的溫州時而爆出民間資本問題，凸顯的當然不止區域性問題，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大范圍預警，卻未能在當時引起足夠的注意，從而一再錯失改革機會。 ????2011年，溫州企業主“跑路”風潮之下，浙江寧波、臺州，以及鄂爾多斯等地亦出現類似事件。撇開少數趁亂作祟者，大多數“跑路者”屬于無路可走的中小企業主，官方融資渠道不暢，只能求助于民間借貸，而脆弱、無序的民間金融體系經不起絲毫風吹草動，他們于是成為其中的犧牲品。然而，放諸視野，這難道不是實體經濟在短視現實前的節節敗退嗎？ ????如果說溫州尚不足以代表全局，那么“中國制造”在匯率、運輸成本、用工成本、人口紅利等因素擠壓之下長久停于低端的現實，以及巨額外匯儲備、不知所用的財政、被地產捆綁的銀行、節節攀高的物價指數，無一不在呈現著整體困境，在西方世界制造著“人傻、錢多”的笑料。 ????這是一個令人迷惑的不解的國度。一方面，運行著號稱最先進的制度，另一方面則被古老的傳統羈絆。千年以降，官方體系中自下至上的“報喜不報憂”仍大有市場，問題往往被一筆帶過，而反思變得輕巧、隨意、浮光掠影，絲毫不會觸及問題實質，也無法觸痛某些敏感的部分。 ????一個企業不會善于錢財尚可原諒，一個國家若因在國際競爭中處于被動未免可惜。然而人們似乎得了健忘癥，總是沉溺于短暫的歡愉和數字的榮光，亦或現世太過匆忙，不屑扒開創口，從中回味傷痛，以避免下一次受傷。于是，我們看到類似的悲劇經久不息，只不過燈盞搖曳，換了時空。而歷史的驢子逡巡于現實的磨盤，環環相匝，無言地訴說著改革種種。 ????令人唏噓的是，2005年民間借貸盛行之際，溫州大企業卻將資金用于“地產化”。如打火機企業日豐集團，鞋企奧康集團、制造小型電器的人民電器集團、做男裝的報喜鳥集團紛紛開展房地產業務。人民電器董事長鄧元豹一次在媒體前信誓旦旦地表示：“對一些地產要長期持有，獲得地產上漲和租金上漲的雙重利潤”。2009年浙江民企百強名單中，上升最快的正是房地產行業。 ????一個可能被忽視的事實是，溫州資本的分流化傾向：早先成名的大企業往往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資金并不困難，這些企業卻大多迷失于“多元化”；而真正缺錢的是在制造業起步的中小企業，銀行對它們的態度，常常如辜鴻銘所言“晴天借給你傘，雨天把傘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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