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原有的適格買房者范圍向購買力和承債能力較差的農民與老人賣房，并鼓勵他們運用跨越自身生命周期的“合力貸”、“接力貸”來加杠桿買房，可謂突破了公序良俗底線和“誰的債誰還”的法律常識，并將推動營商環境和社會發展環境進入整體性的惡性循環。因此，轉換經濟發展模式，將以往的負債發展改為量力而行，把地方財政的多項角色回歸公共財政功能，大幅削減財政供養機構和供養人數以真正削減財政支出，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的方式來減輕財政壓力，進而消化經濟下行期的財政收支壓力，才是維護地方社會運行秩序和營商環境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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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包括吉林省延吉、吉林省吉林、江蘇省泰州、湖北省黃岡、貴州省遵義、安徽省潛山、黑龍江省佳木斯、吉林省長春等城市以及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寧南縣、貴州省黔西南州晴隆縣、江蘇省鹽城阜寧縣等地出臺鼓勵農民進城購房的相關政策，引發了一些爭議。
農民作為小生產者和市場直接參與者，和以受雇工作為主的城市居民在收入性質上有著本質的不同。后者通常作為雇員獲取的工薪等基礎性收入，屬于不太受市場波動影響的合同收入，而農民的收入則因為直接參與市場交換，有著天然的不確定性和較大的波動性。正因為農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和較大波動性，所以金融機構從來也不將其視為商品房按揭貸款的理想對象。再加上近年來的樓市調控為了控制炒房而通常都以在當地繳納社保滿足一定期限為前提，以農業生產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民因為并未繳納社保，也就無法符合各地的購房前置條件而被排除在適格購房者之外。
去年以來樓市急劇下行，各地土地財政收入的急劇下降，伴隨著逆周期調節的財政支出需求以及疫情之下財政收支增支減收因素的增多，使得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依賴性更為迫切。因此，除了以更加優惠和寬松的條件加大賣地力度、以地方平臺公司出面買地來變相從商業銀行獲取土地抵押貸款之外，動員一切力量和資源促進樓市去化，從而促進土地財政的增收、防止土地財政的進一步下滑，就成了地方政府保證收支平衡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此，動員黨政干部、公務員賣房和買房、給教師攤派賣房任務就成了多地基層政府被媒體曝光的新聞，而向歷來并非適格購房者的農民推銷房子，也成了近來見諸報端的尋常現象，不管是打著促進城鄉一體化還是新型城鎮化的旗號，背后不過是土地財政這只翻云覆雨手罷了。
其實這一點和打著改善退休老年人居住條件旗號，甚至不惜以跨越自然代際的“接力貸”來支持老年人買房，將可按揭年齡推高到90周歲的玩法如出一轍。實際上這只是為了促銷那些位于郊區的偏遠新盤而已，因為本來在以級差地租所驅動的城市更新與家庭互助之下，老年人以市場化方式也正在實現著居住條件的改善。如果政府力量要介入老年人居住條件改善的話，本不應是與市場合力來促進負債能力極其有限的老年人再加杠桿買房，而是發揮政府的力量做好服務老年人居住條件改善的公益性事業。這種期望榨盡老年人口袋里的最后一枚銅板，并以子女接力還貸為條件促進老年人加杠桿買房的方式，除了嚴重違背公序良俗與法律底線之外，也充分暴露了地方政府為了增加土地財政收入而不顧基本施政倫理的問題。
以脫離農民收入基本面的鼓勵政策，和對于公職人員的業績考核來推動農民進城買房的政策，以及誘導老年人加杠桿來買房的措施，實際上無不體現了土地財政減收壓力下地方政府不顧后果努力增加財政收入的內在沖動。這兩部分人群都是過往的房地產市場中并不看好且極力回避的群體，在以往只能以自行籌資或以置換方式來實現全款買房而幾乎無法辦理按揭貸款，正是此輪行業調控之下的需求萎縮迫使地方政府將市場目標對準了這部分并非適格的潛在購房群體。如此一來，地方政府的此種行為也就明顯具備了借助這部分非適格購房群體去庫存以增加涉房財政收入，而不顧未來是否會產生不良貸款的特征，和借助地方平臺公司買地套取銀行貸款以增加財政收入，而對于未來這些貸款能否歸還而不管不顧一模一樣了。
這自然也就說明了目前的財政運行模式的基本邏輯可能確實出了問題。因為按照一般的財政收支原則，應該是量入為出與著眼于可持續的，即使在財政收支失衡而需要增加財政性負債的情況下也必須要以未來具備償還能力為前提。目前地方財政除了維持公共服務運轉之外，還承擔著城市建設維護、社會保障補充與經濟運行調節等功能，過多的財政職責與角色承擔，以及負債建設與發展的思維讓入不敷出成為地方財政狀況的常態，而土地財政在樓市大幅下滑之下的嚴重減收自然也就成了地方財政焦慮的主要根源。
在財政收支失衡的情況下，開源節流也就成了地方政府擺脫財政焦慮的必然選擇。在過往巨大的財政透支壓力下而被迫進行的瘋狂財政自救中，加大行政罰款力度、借助公檢法權力“撈錢”和對經濟發達地區的有經濟往來的企業和商戶“打草谷”、出售或者變相出售各種政府控制的資源也就成了普遍的創收手法，而千方百計增加土地財政收入或減緩土地財政下滑幅度，自然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不過，突破原有的適格買房者范圍向購買力和承債能力較差的農民與老人賣房，并鼓勵他們運用跨越自身生命周期的“合力貸”、“接力貸”來加杠桿買房，可謂突破了公序良俗底線和“誰的債誰還”的法律常識。在不裁減財政供養人數而被迫降低其收入水平的情況下，公共服務質量的降低，乃至“吃拿卡要”的抬頭，必然就與上述加大總政罰款、公檢法以權力“撈錢”、“打草谷”一起推動營商環境和社會發展環境進入整體性的惡性循環。
因此，轉換經濟發展模式，將以往的負債發展改為量力而行，把地方財政的多項角色回歸公共財政功能，大幅削減財政供養機構和供養人數以真正削減財政支出，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的方式來減輕財政壓力，進而消化經濟下行期的財政收支壓力，才是維護地方社會運行秩序和營商環境的必由之路。
改革確實到了地方政府需要對自己動刀的時候了。在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情況下首先需要改變的，是地方政府自己，而非以改善老年人居住條件和促進農村城市化為名，行財政創收之實，繼續加大對社會的壓榨力度，連農民與老年人也不放過了。（財富中文網）
作者柏文喜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IPG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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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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