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寬貨幣周期”與美國“緊貨幣周期”,將使得我國資本面臨較大的流出壓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造成一定影響。但往前看,更大的潛在風險是全球經濟的加速下行,總需求大幅下降,以及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在美歐等發達經濟體“暴力”加息,使下半年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加大的當下,中國宏觀政策更需搶抓時間窗口,“以我為主”主動應對,在不超發貨幣的前提下,繼續實施擴張性的宏觀財政和貨幣政策,加大刺激有效需求力度,加速需求曲線右移,使經濟環比修復的動能轉化為更加強大的復蘇勢能。
北京時間7月28日(周四)凌晨,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公布最新利率決議,將基準利率再次上調75個基點至2.25-2.5%區間。縮表方面,美聯儲按原計劃,每月減持475億美元資產(300億美元國債、175億美元MBS)。
美聯儲在會議聲明中提出,“近期消費支出和生產指標已出現疲軟”,承認了經濟活動正在放緩,符合當前市場對美國經濟的衰退預期,也體現出二季度經濟指標將弱于美聯儲此前相對樂觀的預期。
根據《美國聯邦儲備法》,美國的貨幣政策目標為控制通貨膨脹,促進充分就業。當前,美聯儲正處于左右為難的處境,一方面擔心通脹風險繼續上行,另一方面擔心經濟硬著陸風險。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聲明發布后的采訪表述中也相對偏向鴿派,其認為“加息75bp已是激進的選擇”,以及“可能放緩加息步伐”。
雖然,美聯儲在高通脹下“暴力”加息,推動需求曲線快速左移。但是,目前美國居民部門仍具有較高的通脹預期。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報告稱,6月份美國消費者對未來一年通脹水平的預期中值上升至6.8%(前值6.6%),再創2013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在居民的高通脹預期下,想要控制住通脹只有進行超預期的宏觀政策調控,即大幅度的加息、縮表。
此外,當前美國所面臨的“四十年未有之大通脹”,并非僅是過去兩年為應對疫情危機,在需求側使用超常規宏觀財政貨幣政策所導致的(即“無底線”的貨幣大放水),而是需求側與供給側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具體數據來看,6月美國CPI(消費者價格指數)環比上漲1.3%,同比增長9.1%。其中,美國能源價格環比上漲7.5%,同比大幅攀升41.6%,創1980年4月以來最大值。食品價格環比增長1%,同比上漲10.4%,創1981年2月以來最大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尤其是糧食及能源價格的大幅波動,主要是因地緣政治沖突、地緣經濟分裂所導致,也就是供給側因素作用所導致。若僅通過需求側調控,最終將“錯殺”市場中更多的有效需求,從而造成經濟活動放緩,最終步入衰退期。
需注意的是,當前歐洲等發達經濟體同樣面臨通脹持續高位運行的困境。7月19日,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歐元區6月調和CPI同比上升8.6%,續創歷史新高。7月21日,歐洲央行召開貨幣政策會議,宣布從7月27日起實施2011年以來的首次加息,將歐元區主要再融資利率、邊際借貸利率和存款機制利率均上調50個基點,分別至0.5%、0.75%和0%,歐元區存款機制利率結束了2014年6月份以來持續八年的負利率。
而歐美同時“暴力”加息,不僅會加大自身經濟下行風險,也將使全球總需求大幅下降,同時對金融市場造成難以預期的沖擊。
當前,中國“寬貨幣周期”與美國“緊貨幣周期”,將使得我國資本面臨較大的流出壓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造成一定影響。但往前看,更大的潛在風險是全球經濟的加速下行,總需求大幅下降,以及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
5月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疫情防控形勢總體改善后的環比修復,但并未實現完全復蘇。從5、6月經濟數據來看,生產、內需、外貿進出口均實現了一定的恢復。但當前經濟實現內生性增長的關鍵“堵點”仍是市場主體中的中小企業。6月PMI數據顯示,企業生產經營景氣水平有所改善,大型企業PMI為50.2%,中型企業PMI為51.3%,均處于擴張區間,但小型企業PMI為48.6%,在今年以來持續處于收縮區間。
6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運用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為穩住經濟大盤、穩就業保民生有效助力”。
7月1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繼續通過保市場主體穩就業。持續落實助企紓困政策,打通落實堵點,實行社保費緩繳、穩崗返還、就業補助等打包辦理”。
在美歐等發達經濟體“暴力”加息,使下半年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加大的當下,我們認為,中國宏觀政策更需搶抓時間窗口,“以我為主”主動應對,在不超發貨幣的前提下,繼續實施擴張性的宏觀財政和貨幣政策,加大刺激有效需求力度,加速需求曲線右移,使經濟環比修復的動能轉化為更加強大的復蘇勢能。(財富中文網)
作者張奧平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知名經濟學家、創投專家,增量研究院院長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財富中文網立場。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編輯:劉蘭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