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創造價值更需要以法治和資本作為“孵化”條件，因此促進資本積累和促進創新創造就成為這一時代生產力發展和價值創造的前提條件。這一時代，創新創造價值特征的日益提升，讓更加寬松的工作氛圍和更有彈性、更短的工作時間成為可能，這也就是此次位居全球價值鏈高端的英國得以首先進行大規模的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試驗之所以得以推出的重要原因。如果說在占據價值鏈高端的國家和地區，縮短工作時間的試驗有著推動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這一目標的話，那么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影響造成的就業壓力巨大的我國，適當縮短工作時間卻具有提升就業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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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道英國將開展全球最大型的“四天工作制”試驗，也就是在不降低薪水的情況下將每周全職工作時間縮短到40小時以內。這到底是利是弊，還是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不但是這場試驗本身所關心的，也是全世界職場人士和企業所共同關心的。我十分愿意從經濟學的角度作一解讀嘗試，以供大家探討。
首先，工作時間的長短和工作成果的關系劃等號嗎？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卻并不簡單。在勞動效率不變的情況下，也就是企業組織形式、工藝流程、技術水平、員工熟練程度都不變時，當然工作時間的長短和工作成果直接相關。比如傳統的流水線作業在鏈速不變的情況下就是如此，但是如果無限制加大鏈速則往往會超出員工的承受范圍，同樣也是不可行的。
這也就是在古典經濟模型中，資本家總是傾向于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來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的原因。這一時期，可以說是勞動創造價值的時代，而其他生產要素只是勞動創造價值的必要條件。反過來看，也就是說只有在勞動效率提升的情況下，才能縮短工時而不降低工作成果。
這樣就帶來了第二個問題：勞動效率是如何提高的？前邊已經提到了勞動效率與企業組織形式、工藝流程、技術水平、員工熟練程度等有關，而通過這幾方面的提升來實現勞動效率的提升，正是歷次工業革命改造人類生產方式的核心所在。而生產方式的改造與進步，在大大提升勞動效率和生產效率的同時也重新定義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城市在全球范圍內的大規模出現和不再簡單依靠延長工時來獲取更多的生產成果與更高質量的生活，成為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的標志之一。
福特汽車的流水線和卓別林對機器對人的控制進行的滑稽劇式解構，成為大工業時代留給人們的代表性印象。也就是在這個時代，每周六天和每天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強大的勞工組織開始在美國芝加哥誕生并逐步成為工業化時代的標配，以技術革新為表象的資本積累成為提高生產效率的主要力量，資本積累開始成為價值創造的主要源泉。
但是人的體力畢竟是有限的，因此在歷次工業革命之后，勞動效率的持續提升就更多的依靠技術進步和生產工藝、企業組織的變革來進行了，也就是通過以更少的人員配置去驅動更多的有形和無形資本來實現，在經濟學意義上就表現為資本積累推動了勞動效率和生產效率的提高。這也就比較完美的解釋了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相同的勞動者以相同的勞動量付出而獲得勞動報酬卻相差極大的原因，因為這些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勞動者擁有著差別較大的人均社會資本。
當社會發展進入這一階段，誕生于古典經濟形態的傳統勞動價值論就已經無法解釋勞動并不致富的問題了，因為此時已經進入了資本創造價值的時代，也就意味著勤勞并不會致富，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地位已經大大下降，這正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強度極大卻依然普遍貧窮的真正原因。在資本創造價值的時代，如何吸引資本和加快資本積累就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要義，而法治對于產權的保護和自由交易對于繁榮的促進就成為促進資本積累，進而提高社會福祉的基本保證。也就是在這個時代，每周五天和每天八小時工作制成為文明社會的標配。
當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再一次推動了世界生產力格局重構，以高端制造業和金融、貿易、創意、專業服務為核心的發達國家和以普通制造業、初級原材料為核心的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分工，與兩者之間的循環互動就成這個時代的標志。伴隨著信息化的世界生產力格局重構，推動了全球化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形成，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鏈以及各個國家和地區在這一價值鏈上的位勢就成為財富創造力的最重要體現。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以蘋果系列產品從創意、研發、制造、到分銷所形成的產業鏈和供應鏈，被通稱為“果鏈”的蘋果價值鏈，在這條價值鏈上最具有創造性的環節才可獲取最大價值份額，呈現出十分突出的創新創造價值的特征。創新創造價值更需要以法治和資本作為“孵化”條件，因此促進資本積累和促進創新創造就成為這一時代生產力發展和價值創造的前提條件。這一時代，創新創造價值特征的日益提升，讓更加寬松的工作氛圍和更有彈性、更短的工作時間成為可能，這也就是此次位居全球價值鏈高端的英國得以首先進行大規模的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試驗之所以得以推出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從人類生活的本質而言，生產和創造財富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消費和實現人的自我發展，而消費活動和人的自我發展的需要自然也就形成了社會需求，從而反過來推動了社會生產與財富創造。也就是說，如果消費不足和不能實現人的可持續自我發展，往往也就會引發需求不足的問題，這也正是市場經濟的常態和經濟危機的最直接原因。因此，給予促進消費活動和實現人的自我發展以更多的時間與閑暇，也就成了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與文明進步可持續性的題中應有之意了。這也從更加宏觀的角度解釋了工作時間越來越短，卻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和財富創造的原因，而勞動效率的提升則更多的是來自于資本積累的加速和創新所創造的價值。
英國之所以成為此次大規模“四天工作制”的試驗場，正是與英國經濟結構中以突出的創新創意能力占據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價值鏈高端有關。在此之前其他國家也進行過局部的小范圍的四天或四天半工作制的試驗，雖然這一試驗還存在著各種沖突與矛盾，并對員工、企業、行業和國家與地區間帶來了不同的影響，但這種自覺或者不自覺、成功或者失敗的試驗實際上也是順應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潮流的應勢之舉，只不過是開始的早晚不同罷了。
如果說在占據價值鏈高端的國家和地區，縮短工作時間的試驗有著推動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這一目標的話，那么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和疫情影響造成的就業壓力巨大的我國，適當縮短工作時間卻具有提升就業率的效果。當然，縮短工時會帶來用工成本的上升，并可能遭致用人單位的反對，但是在我國的分配結構中勞動者本來占據的比例就差不多是最低的，將這一比例適當提高一些難道還不應該嗎？至于因為公有部門占比過高所導致的效率損失，則又另當別論了。（財富中文網）
作者柏文喜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IPG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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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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