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煤價如此快速大幅漲跌,煤價變動到底是由什么因素決定和發生影響的?對于煤企而言,煤價的變動,到底是“由我”還是“由天”,確實成了一個問題。回顧此輪煤炭市場由過剩到緊缺、再到動力煤價格一周腰斬的轉換與變化過程,可以發現市場的持續后退以及有形之手的持續進擊,才是引發和擾動此輪煤炭行業周期的重要原因。
近來有句潮語,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表明了年輕人希望扼住自己命運咽喉的美好愿望。這個愿望到底能否實現則另當別論,不過這個口號用來勵志還是不錯的。今年以來中國內地市場煤價的飛漲與一周來的快速腰斬,也引發了行業對于煤價到底由誰決定的疑問。
今年以來煤價的快速上漲與過大的漲幅,引發了以煤電為主且屬于管制價格的電源企業在虧損壓力下的變相怠工所導致的大面積拉閘限電以及取暖用煤的緊張問題。前者在監管部門增加煤炭產能及提升電價的綜合措施之下得以迅速緩解,后者也以制度優勢很快得到了必要的保障。不過,近日在國家發改委對外公布電廠存煤突破1億噸且存煤水平將進一步上升的同時,動力煤卻跌穿千元并較一周前發生了腰斬。動力煤價格短期內的大幅漲跌,著實猶如坐了一趟過山車。
內地煤價如此快速大幅漲跌,煤價變動到底是由什么因素決定和發生影響的?對于煤企而言,煤價的變動,到底是“由我”還是“由天”,確實成了一個問題。
按照常識而言,煤價應該是由煤炭市場供求關系所決定的。這也是各方面闡釋前段時間煤價高企與大幅上漲的主要說法,比如國內煤炭市場供應短缺、澳煤進口減少等等。但是事實上,國內煤炭產能長期以來是過剩的,澳煤進口繞道多個國家并披著各色馬甲進入內地市場的總量并未實質性減少,但國內的煤炭供應卻確實發生了市場失衡,并引發了長期以來電力裝機規模絕對過剩之下的電力供應短缺問題。這不但影響了社會經濟和生產生活的正常進行,甚至還引發了對居民冬季取暖用煤安全的擔憂。
回顧此輪煤炭市場由過剩到緊缺、再到動力煤價格一周腰斬的轉換與變化過程,可以發現市場的持續后退以及有形之手的持續進擊,才是引發和擾動此輪煤炭行業周期的重要原因。
市場經濟必然是過剩經濟,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開放在推動我國煤炭業產能快速與大幅提升的同時,也讓煤炭行業迅速聚集的過剩產能迫使成本較高的國有煤企陷入普遍虧損與經營困難的境地。上一輪供給側改革中隨著國有資本的大規模進入和對于煤炭行業的整合,以過剩產能的去化推動煤價上升來改善國有煤企的經營狀況,就成為解決國有煤企困境最為簡單易行的辦法,而超產入刑更讓煤企的去產能在執行層面更加落地有聲。但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脫離行業需求的旨在改善煤企經營的努力卻導致了煤炭產能整體過剩情況下的供應短缺與煤價的大幅上漲,以至于威脅到了電煤供應和取暖用煤安全的地步。
而隨后的對于此輪煤價大幅上漲與供應緊張的治理措施,同樣也十分耐人尋味。一方面是監管層乃至決策層紛紛表態要求煤企增產保供,甚至國資委也從提升政治站位的角度要求煤企顧全大局增產保供,另一方面發改委在釋放國家煤炭儲備庫存以平抑市場的同時,也在不斷發布諸如電煤庫存信息來影響市場預期以推動煤價的下行,以至于一周時間就讓動力煤價格跌破千元并發生了腰斬。
由此看來,決定此輪煤炭市場快速逆轉,讓煤價坐上過山車的主要原因并非市場因素,有形之手的力量才是主導因素。
實際上,在一個國有化程度較高的行業中,行政權力取代價格以及基于價格引導作用的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功能是必然的。在這類行業中,即使依然存在市場供求關系所決定的價格表象,但是市場供求關系在很大上是決定于行政權力的。而中國內地的煤炭行業近些年來正是一個國有經濟占比和國有化程度不斷提升的行業,電力行業中的電源企業與輸配電企業也同樣如此。這兩個相關的上下游行業非常完美地詮釋了由市場化的改革開放造就的全面過剩狀態,如何快速轉變為全面短缺以至于有形之手不得不強力干預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發生的基本面與邏輯基礎,就是這兩個行業近些年來國有化程度的快速提升及其引發的這兩個行業的快速逆市場現象。
國有化程度的提升,確實能夠讓按某些行業更聽行政權力的指揮,并形成某種所謂的體制優勢和制度優勢,但是國有化程度提升帶來的逆市場化,必然導致行業活力的逐漸下降與生產效率內在提升動力的喪失。而與之伴隨而來的行政權力的強化與泛化,除了加大產業與社會運行成本之外,也自然提高了腐敗的可能。
如果有人不愿意承認國有化程度的提高就必然意味著逆市場的問題,不過有形之手介入的程度本身,就是逆市場化的重要標志之一。我們只需要看看此輪煤價過山車,是否由有形之手造成的即可。
匈牙利諾獎經濟學家科爾內的學術成就之一,就是證明了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而中國內地市場煤炭行業與電力行業近年來由過剩到短缺的這一輪真實的市場循環,再一次對這一經濟學學說提供了更為堅實的事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