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中國版的雷曼時刻
10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鄒瀾在央行召開的第三季度金融統計數據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由于恒大集團總負債中金融負債不到三分之一,債權人也比較分散,且單個金融機構風險敞口不大,因此總體上看對金融行業的外溢性是可控的。
這一發言,可看作是金融監管當局對恒大風險嚴重程度的判斷與表態。
鄒司長對恒大集團負債結構中金融負債的相關陳述與風險判斷,事實清晰且邏輯嚴謹,因此他從涉事金融機構離散度與風險敞口角度所給出的風險外溢性可控的結論,也是合理的。而且,他的這番表態有穩定金融行業情緒,以及防止金融機構對房地產行業目前較為嚴重且呈擴大化的流動性困境反應過激的用意。
可是但凡正確的表達與結論,一般都有自己獨特的視角、語境、環境與前提條件,如果將其所面對的范圍稍加擴大,之前的結論就不一定適用了。也就是說,單從恒大集團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與風險外溢的角度而言,鄒司長的判斷是正確的,但若擴大到對境內外資本市場、對產業上下游生態圈以及對非正式金融領域和買房群體的影響與可能的風險而言,則未必就那么稀松平常了。
如果恒大集團的連續違約對房企外債和美元債的影響不足掛齒,那還值得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蘇黎世與楊潔篪國務委員會晤時專門提出這一問題嗎?之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對中國哪家具體房企的美元債如此關切過嗎?
恒大的外債總額超過300億美元,且目前已有三筆未能按時付息而違約,花樣年與當代置業等房企也有數億美元的多筆美元債違約,其他大批內地房企美元債可能的違約還正在路上。所以沙利文的關切不是無病呻吟,而央行昨日敦促房企美元債發行人妥善處理自身債務、積極履行法定償債義務的表態,也絕對不會是空穴來風。
如果恒大地產的停工停建對于八十萬買了預售房的人無足輕重,那還值得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親自表態要創造一切條件盡快全面復工和保交房嗎?如果恒大財富400多億的暴雷也無所謂,那還值得“許教授”親自出面與苦主們對話而挨罵嗎?如果恒大地產超過2000億的未兌付商票因為不屬于金融負債、不直接涉及金融機構而無所謂金融風險外溢,那恒大為何不能繼續賒賬建房賣房,卻出現流動性危機和暴雷了呢?如果恒大欠繳的土地出讓金、挪用的預售房資金以及其他欠款都無所謂,那么最高法何必要指定廣州中院集中管轄涉及恒大的訴訟案件呢?
因此,切不可因為涉及恒大集團的僅限于內地的金融風險有限和外溢性可控,就可以對恒大集團流動性危機可能引發的連帶風險掉以輕心甚至視而不見了。當然,一些媒體將恒大暴雷稱之為中國版的雷曼時刻,確實言過其實,但是恒大暴雷問題的嚴重性不容低估和無視。
因此,15日央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鄒瀾答記者問中,在強調央行房地產金融工作將長期遵循中央關于房地產調控的戰略和方針,堅持“房住不炒”總基調,堅持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堅持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加快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的同時,也特別指出部分金融機構對于30家試點房企“三線四檔”融資管理規則存在一些誤解,對要求“紅檔”企業有息負債余額不得新增,誤解為銀行不得新發放開發貸款,企業銷售回款償還貸款后,原本應該合理支持的新開工項目得不到貸款,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企業資金鏈緊繃。
這也說明央行對恒大集團暴雷可能引發的行業風險,及除了金融外溢風險之外的其他綜合性風險是有著充分認知和全面估計的。所以鄒司長在講話中還表示目前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正在按照法治化、市場化原則,依法依規開展風險處置化解工作,督促恒大集團加大資產處置力度,加快恢復項目建設,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而在此過程中金融部門將配合住房建設部門和地方政府做好項目復工的金融支持。
這才是全面和正確理解央行處置恒大風險的恰當角度。
目前,在第二輪土地集中出讓中出現了52%的宗地流拍與零溢價,拍地企業也由國央企房地產企業扮演主角,民營房企大多集體“躺平”。而地方財政負債率超過100%的城市超過20個(其中超過500%的城市也不在少數),多家房企發生了公開市場連續暴雷的問題。
這都說明房地產領域的問題,已不僅僅限于房企和土地財政本身了,“救行業而不救房企”已逐步成為行業與監管部門的共識。
日前,哈爾濱市打響了“救市”第一槍,從項目預售資格條件、首套房購房補貼、土地增值稅預征率、二手房公積金貸款年限與房齡等方面放寬了相應標準,而銀保監會國慶前夕允許銀行將明年的涉房貸款額度提前至今年使用的微調措施,也是提升調控柔性以保護行業流動性與提升行業韌性意圖的必要體現。
房地產行業的問題和風險,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我國特定發展環境與發展模式下長期累積而來的。這些問題已和整個國民經濟與社會運行高度捆綁與高度關聯,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這些問題和風險的去化與解決同樣也需要較長的時間,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生活常識告訴我們,用藥過猛往往會死人。中國內地房地產行業及其相關領域的問題,同樣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