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房地產行業迎來“金九銀十“銷售季之際,9月14日,中國恒大董事會主席許家印簽署的一封公告稱,持續負面新聞報道嚴重影響潛在購房者信心,預計將影響9月這一傳統的合約銷售高峰,并坦承“考慮到改善流動性的困難、挑戰及不確定性,無法保證繼續履行有關融資及其他合同下的財務義務”。同時,針對恒大財富(前身為恒大金服)違約事件,公告稱兩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為第三方發行理財產品提供的擔保義務,“相關金額約為9.34億元”。這一金額與坊間傳聞的400億相差甚遠。此前在9月13日,恒大財富法人代表、總經理杜亮稱,“一下子拿不出400億的現金”兌付所有產品,并提出了三種兌付方案,投資人可擇其一,或者組合任意兩種及三種方案兌付。許家印更是在兩天前召開的“恒大財富專題會”表示,“我可以一無所有,但恒大財富的投資者不能一無所有”。這似乎呼應了許家印2018年9月在獲得“中華慈善獎”時所說的“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黨給的,國家給的,社會給的”。而對恒大財富的投資者來說,無論恒大危機的結果如何,“許教授”都實實在在地給大家上了一堂“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的課。
恒大此次著實給投資者進行了一次身體力行的“投資者教育”。
包含打破剛兌條款的資管新規已實施數年,監管部門打破剛兌的決心也肯定不是說說而已。但真正的打破剛兌會面臨投資者的巨大壓力乃至社會問題,所以之前的每次類似違約問題大多以融資者、渠道方、資管計劃管理人甚至地方政府的“眾籌”化解甚至代為兌付了事,真正按照融資人的實際兌付能力處理的情況還是比較少的,這也就造成了投資者對資管類產品實質上仍屬剛兌的虛幻信仰。
此次恒大財富涉及逾期的資金規模太大、涉及人數太多且涉及眾多的恒大員工、購房者與合作伙伴員工等而更受關注,也就影響面更廣,是否再次被剛兌也就成了實施數年的資管新規中禁止剛兌條款的試金石。
就目前恒大捉襟見肘的資金狀況,與在各路債主四面楚歌中的被迫窮于應付而言,恒大對此次逾期問題的應對態度應該說是足夠真誠的,應對措施在客觀上來看應該也是相對扎實而到位的,恒大所提出的三種兌付方案一一“現金分期兌付、實物資產兌付、沖抵購房尾款兌付”,也未必不是當前條件下可行的、可最大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建議方案。但這顯然不能滿足投資者要求依約兌付本息的愿望與訴求,因此出現了投資者圍堵恒大總部等不理性行為。
按照恒大目前的狀態,以及此次事件中各相關方如渠道方、資管計劃管理人、地方政府等目前的態度,大概率是不會主動參與,也不肯被動分擔兌付責任的,獨撐兌付危局且深陷危機的恒大,在勉為其難的情況下提出這一投資者雖然不甚滿意的三項建議,可能也盡了洪荒之力了。在涉及恒大的訴訟案件已經被指定集中于廣州中院管轄的情況下,在時間成本與費用成本壓力下的眾多分散投資者可能討價還價的回旋余地還是比較有限的。未來這一事件到底會如何發展演變、恒大還會不會提高和改善兌付方案與條件,的確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現在看來還是要再次重復一下那句已經聽到膩味的老話:“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恒大此次真的給投資者進行了一場讓投資者身體力行的”投資者教育“。
從此,被喚作“許教授”的許家印,也不算浪得虛名了。
猶記“許教授”三年前曾經動情地說過:“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黨給的,國家給的,社會給的”。這話,不管別人信不信,我可是肯定信了。因為恒大是什么樣的真實狀況,行業未必了解,社會未必了解,精明如“許教授”者,豈能不了解自己的企業?
所以此次恒大在破產傳言下嚴正聲明辟謠并重申發揮自身市場主體的作用,不逃廢債務、勇敢地擔當起努力復工復產和保交樓、防爛尾的責任,我還是信了。因為面對四面楚歌、遭遇擠兌風險的恒大和許教授,已經享受到了涉訟問題移交廣州中院集中管轄與審理的“待遇”。顯然,這不是一般企業和企業家能夠得到的“待遇”,因此承擔起保交樓和防爛尾、全力保障客戶合法權益這一社會責任,也就成了恒大與“許教授”真誠并竭盡全力的選擇了。恒大與“許教授”此言,應該絕對不虛。
恒大的今天,看似是大環境變化所致。但從許家印的做事風格上看,基本上是必然。
事不過三,許家印的好運,已經有過三次。1992年,許家印南下深圳,趕上了全民經商潮。1997年,恒大成立,很快許家印就趕上了房地產的黃金時代。2015年,志得意滿的許家印揮斥125億港元買入劉鑾雄的“美國萬通大廈”,并將其改名為“中國恒大中心”(最近被掛牌尋求出售)。一年后,中國樓市暴漲,許家印再走一次好運,走上人生巔峰。
這三次走運,有許家印嗅覺靈敏、出手果斷的原因,但更多是大勢所趨,順應了時代潮流。人生如果成功次數多了,會誤以為自己無所不能。而時運不濟時,賭錯一次,失去的可能會是所有。
當然,理論上,恒大還有翻身的機會。恒大手里還有不少優質土地儲備,另外還有146個舊改項目,如果舍得斷尾求生,愿意賤賣項目,也不是不能活下來。
不管怎么樣,留給63歲的許家印的時間已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