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喜歡白手起家的故事。例如脫口秀著名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從一個美國南方農村的窮孩子崛起成為當今身價數十億美元的媒體天后。又如霍華德·舒爾茨，他是居住在布魯克林區低收入住宅區的一名藍領工人的兒子，后來躍升為成功的星巴克首席執行官。
人們經常引用這些例子，來論證人不管最初有多么貧窮，只要努力奮斗，都可能在美國發跡致富。
然而，這種“美國夢”的認知究竟有多接近現實？對于人在不同社會經濟階層之間流動的難易程度，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人所抱持的信念是相似還是不同？
凱洛格管理學院的管理經濟學和決策學助理教授愛德華多·特索及其同事通過對美國和四個歐洲國家的人口進行問卷調查來探討這些問題。他們發現，盡管與歐洲國家在諸如教育與醫療保健方面充裕的保障政策相比，美國的政府計劃相對有限，但美國人高估了人們從經濟階梯底層攀升到頂層的可能性，歐洲人則低估了人們擺脫貧困的可能性。
“平均來說，美國的研究參加者對出生于貧困家庭里的孩子變成富有的可能性更加樂觀。”特索說。他和哈佛大學的阿爾貝托·阿萊西那和斯蒂芬妮·斯坦切娃合作進行這項研究。“在歐洲國家則相反。”
研究人員還發現，美國與歐洲的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參加者之間的看法也存在著重大差異。
自由派人士認為社會流動更加困難，因此更有可能支持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政府政策，而保守派人士則傾向于支持相反的方式。然而在保守派人士當中，那些認為窮人難以晉升到中產階級或更上層的保守派人士在反對政府介入方面，并不比看法與其相左的其他保守派人士更堅決，這或許是因為他們認為政策制定者會把事情變得更糟糕。特索說，與自由派相比，接受調查的保守派人士“不相信政府具有能夠解決問題的工具。”
這些結果指出了一個方法，可以改變某些人對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政府政策所抱持的觀念。簡單地給保守派人士更多關于美國社會流動性低下的信息可能不會有效果。相反，從政者需要向這些選民們證明，他們可以信任政府能夠執行有效的解決方案，特索說道。
充滿機會的土地？
近期針對不同國家社會階層流動率進行評估的研究，激發了特索對于這一主題的興趣。這些研究顯示，盡管美國夢的故事比比皆是，然而與其他國家相比，例如丹麥和加拿大，美國人從經濟底層躍升到頂層的可能性更小。
這些數據讓特索想知道人們的認知與現實相比會如何。認知脫離現實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往往抗拒收入再分配政策，比如對富人征收較高的稅金，而許多歐洲國家卻支持這類政策。
例如，如果美國人相信任何人都能夠通過足夠的努力而上升到頂層，他們或許就會認為政府沒有必要花納稅人的錢來理順這條上升之路。反之，“如果你認為出生于貧窮的家庭就注定與貧困為伍，那么你就更可能認為政府介入并進行收入再分配是公平的舉措。”特索說。
為了檢驗這些想法，特索的團隊與調研公司合作，在2016年收集了來自于美國、法國、意大利、瑞典和英國等國家超過12,000人的在線調研回答，這些回答來自于各種年齡段、性別和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樣本。這些問題用來了解參加者對于社會流動、政府介入等問題的信念，以及他們是否認為努力工作能夠增加一個人在社會階層中上升的機會。
上升到頂層
在一組問題中，參加者被要求想象他們國家中平均分布在五個不同經濟階層的500個家庭。然后，參加者估計在100個最貧窮的家庭中有多少個孩子長大后能夠上升到另外四個階層。研究人員再將這些回答與每個國家實際的社會階層流動率數據進行比較。
大致上看，參加者的估計與實際數據沒有太大的出入。“人們沒有給出離譜的數字。”特索說。“不過有一定系統性偏見。”
例如，美國人估計12%最窮的孩子會上升到頂層，但實際數字大約是8%；法國的參加者估計35%最窮的孩子會被困在目前的階層，而法國的實際數字是29%。
特索認為，參加者的國家歷史或許可以解釋這些思考模式。美國是知名的移民之地，許多人也確實在這塊土地上積累起了自己的財富。相比之下，歐洲曾經實施封建制度長達數百年，在那個制度下，一個人的命運主要由家庭情況決定。
然而，歐洲在那以后制定了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并且改進了經濟階層流動性，現在的歐洲人不是應該變得更加樂觀嗎？顯然并沒有。“這些認知是根深蒂固的。”特索說。
雖然歐洲和美國的調研參加者對于社會流動的觀點并不相同，但他們卻都同意個人對自己的情況具有某種程度的掌控能力。當美國和歐洲的參加者被告知來自于100個最貧窮家庭的孩子們都非常努力時，這兩組參加者對于這些孩子上升到中產階級的可能性都給出了更高的估計數字。甚至在歐洲，人們也相信“努力會產生作用”，特索說道。
政府在社會流動中扮演的角色
接下來，研究團隊研究了這些觀點與人們對政府扮演的角色抱持的信念有何關聯。參加者被問到他們對各項政策的支持立場，例如政府在教育、社會保障、醫療保健等方面的支出，他們對于政府介入和納稅的整體看法，以及他們認為自己傾向自由派或保守派的程度。
不出所料，與歐洲人相比，美國人更不喜歡政府介入。不過，在來自于所有國家的參加者中，答案也因為政治傾向而存有分歧。保守派人士對政府的信任度更低，也更加不同意政府具有解決不平等問題的工具。約有60%的保守派人士贊成通過裁減政府計劃的數量并使經濟“自由化”來解決不平等問題；只有大約20%的自由派人士支持這種觀點。
美國或歐洲的自由派人士對階層流動性越悲觀，他們支持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可能性就越高。不過讓人感到意外的是，保守派當中并沒有這種關聯性。
“右翼參加者似乎不想要收入再分配，無論他們對階層流動性的看法如何。”作者寫道。
改變觀念
最后，研究人員想要檢視因果關系。到目前為止的研究結果顯示，人們對階層流動性的信念與政策傾向有關，不過研究并未顯示兩者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因此，研究團隊對美國和歐洲的兩組在線參加者進行了一項測試。在詢問這些參加者的信念之前，研究人員根據真正的研究調查，向其中一組提供了關于階層流動性的一般性陳述。這些參加者讀了這些陳述，了解到窮孩子變富有的可能性很低，而富孩子維持富有狀態的可能性很高。
讀過這些陳述的參加者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他們對于社會流動比沒有看過這些陳述的參加者更悲觀。然而，雖然讀過這些陳述的自由派參加者也對減少不平等的政府計劃表示出了更大的支持，但保守派卻非如此。該信息“只對左翼參加者產生作用。”特索說。
特索認為，或許有些保守派人士希望由私人慈善機構而非由政府介入。也或許他們認為為解決這一問題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沒有意義，因為“根本沒有解決之道。”他說。
研究結果顯示，如果從政者引用能夠證明不平等的數據，他們或許就可以讓保守派人士確信社會階層流動比他們想象的更低。但這并不代表這些選民就會支持收入再分配政策。要讓他們支持這種政策，政策制定者需要提高右派人士對政府的信任度，也許還需要使他們的行動更加透明，或者是給出過去成功的政府計劃的證據。
如果人們充分知曉了自己國家的階層流動性的真實情況，那么美國自由派或許會支持更多的政府介入，而歐洲或許會減少支持。
“看起來各國確實都存在著一致性與系統性的錯誤看法。”特索如是說。（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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