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影壇之中，關錦鵬一直是別樹一格的導演。他的作品偏離于香港傳統商業電影的作風，善于將人物的愛恨糾纏，放置于大時代變遷的宏大敘事體中進行解構。解讀關錦鵬，就等于看清楚香港的一個側影。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剛剛從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的關錦鵬，以助理導演的角色步入香港電影界。這個時期的香港正處于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一批深受西方電影藝術沖擊的電視創作者，如徐克、許鞍華和章國明等，紛紛投入到電影創作之中，掀起了一輪香港電影工業的“新浪潮”運動。

新浪潮電影有兩大特點，一是本土導演對香港都市題材的社會寫實反映，二是他們在電影工業中尋找多元表現空間的努力。

《長恨歌》中香港與上海互為鏡像，其浮光掠影展現出主人公身心的顛沛流離。

相比較其他新浪潮導演，關錦鵬的定位比較特別，故意在商業與獨立之間游走。

這種夾雜在商業主與文人風范間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美學原則，塑造出了關錦鵬作品中許多不朽和豐富的文化影像：《胭脂扣》中如花與十二少的頹廢、《阮玲玉》中一代女星的孤寂、《藍宇》中兩個男人于午夜街頭的擁抱、《愈快樂愈墮落》中風起云涌的青馬大橋、《長恨歌》中香港上海那互為鏡像的浮光掠影……

《胭脂扣》所想表達的，是借一個女子（梅艷芳所飾演的如花）穿越兩個時空兩種文化的鬼魅愛情，帶出香港于歷史轉捩時期對過往歲月的懷舊，以及香港人對過去、現在和將來這組時間關系的思考。

以1988年拍攝的電影《胭脂扣》為例。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以及代議政制的發展，八十年代后期的香港實質上邁入了一個歷史大變動的過渡時期。在過渡期間，隨著中英雙方關系的變化，一個殖民時代即將逝去，香港人在未來面前倍感困惑。另一方面，社會和經濟的急速發展，卻使香港在經濟上成長為國際的大都會，香港電影整體生態環境也相應地充斥著紙醉金迷的商業味道。香港人于大時代前的躁動不安，就此矛盾地與經濟奇跡的神話并存于吊詭的時空中。

在拍攝這部影片時，關錦鵬也面臨著在內心意愿與外圍環境之間如何取舍的角力。電影攝制過程中，嘉禾公司的老板何冠昌期望關錦鵬可以拍出更商業化的大戲，至少在講述鬼故事的時候，要加入飛天遁地的奇幻特技和武俠色彩，才能吸引觀眾眼球。而關錦鵬則堅持認為，在電影的形式表現上，并不能因為簽約大公司就迫使自己融入主流當中，而放棄獨立電影的精神。

《胭脂扣》所想表達的，是借一個女子（梅艷芳所飾演的如花）穿越兩個時空兩種文化的鬼魅愛情，帶出香港于歷史轉捩時期對過往歲月的懷舊，以及香港人對過去、現在和將來這組時間關系的思考。

在沖突之下，關錦鵬只能在夾縫中尋找平衡，一面迎合電影工業的喜好，增加進諸如“你懂不懂穿墻、飛天？把舌頭伸出來給我看看”之類的商業臺詞，一面又保持著適度的距離，在商業和娛樂的范疇中注入獨立自主的個人精神。

《阮玲玉》將歷史時空與現實時空交錯結合，在電影、電影中的電影、現實這三個時空中反復切換。

在一份自述中，關錦鵬曾這樣陳述：“我知道自己身處電影工業，但我可以選擇程度。我們可以利用工業的優勢，然后因應不同個性，拍出不同商業程度的電影……《胭脂扣》拍出來是比較貼近我個性的，我不過是在工業支持下，做些個人風格的作品而已，那是個性決定一切。”

在這種強烈個性支撐之下，關錦鵬的電影作品呈現出三大主題：第一組主題集中在家國文化身份的反思上，早期的《胭脂扣》、《阮玲玉》（1992），后期的《紅玫瑰白玫瑰》（1994）、《愈快樂愈墮落》（1998），都透過刻畫主人公漂泊不安的情感，反映香港人面臨九七回歸時的焦慮與身份認同。

第二組主題承接第一組家國論述的思考，但將重點轉移到都市浮華中，在《地下情》（1986）、《有時跳舞》（2000）等影片中，以人與人關系為背景，探討香港人在尋找烏托邦想象之下的愛情與疏離。

第三組主題則圍繞著性別政治展開。從《男生女相》（1996）、《藍宇》（2001）等影片中，無論是異性戀、同性戀還是自戀情結，都反映出有違主流傳統的道德行為如何在都市空間中掙扎，是關錦鵬自我個性的一種真實映射。

從總體上看，關錦鵬的電影表面上充滿了商業元素，但實質上卻保守著商業電影中一份獨立的人文精神，堅守著對藝術形式與主題的追求；他偏愛文藝片種，并且鍥而不舍地講述城市人的故事，卻從來不肯妥協地加入無厘頭式的喜劇元素，將自己視野中的城市喜劇詮釋成具有香港特色的都市藝語。（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