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凌晨（北京時間），在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組成審議會議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行董事會做出一項與中國相關的重大決定——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貨幣籃子。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幣將被IMF認定為國際可自由使用貨幣，并作為世界第五種貨幣，與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一同構成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SDR Basket）。

人民幣SDR權重預測

人民幣“入籃”這一決定，之所以如此之重大，是因為那是中國人多年的夢想，堪稱國人之夙愿。媒體界一直以來，尤其近幾年對此的報道更是不絕于耳，學術界對此也是研究多年。

筆者有幸能夠成為在人民幣國際化以及SDR領域研究多年的學者之一，尤其對人民幣“入籃”之后究竟能獲得多大的權重問題，筆者經過測算，四年前就提出了10個百分點的觀點。參見2011年11月25日在新華社、《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國家主流媒體發表的《歐元應聯手人民幣與美元抗衡》一文。限于篇幅，在該文中僅有簡單論述。

無獨有偶。IMF于12月1日同時確認，人民幣在SDR貨幣籃子中所占權重為10.92%，超過日元和英鎊；經過調整之后，美元在SDR中的比重將占41.73%，歐元為30.93%，日元和英鎊將分別占8.33%和8.09%。這與筆者四年前的測算不謀而言。

在之后的幾年內，筆者又數次在數篇文章中，對該權重加以進一步的論述。今年最近的兩次闡述都在6月份：一次是會上發言——6月中旬在復旦大學法國研究中心與國際問題研究院共同舉辦的《“法國研究30年：中國學界的關注與思考”研討會》上；另一次是文章發表——6月1日在英文版主流媒體《Global Times》上，以《Yuan inclusion in SDR basket inevitable》（《人民幣“入籃”勢不可擋》）為題發表英文評論文章。

針對在此之前兩個月，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訪問復旦大學之際發出的一個“信號”——“這不是是否的問題，這是何時的問題”，筆者在6月初曾提出：“人民幣加入SDR遠非就足夠了，哪怕這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已經是一個顯著的步驟。實際上，人民幣加入SDR不僅僅是‘是否’的問題，或者‘何時’的問題，而是‘多少’的問題”。這篇文章在美國一些媒體上引發討論。

實際上，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研究大有人在，對SDR貨幣籃子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數，但對加入SDR貨幣籃子之后人民幣所占權重的測算，研究者卻是鳳毛麟角。直至今年前幾個月，面對人民幣“入籃”概率顯然日益加大之際，包括美國高盛公司、法國巴黎銀行在內的諸多國際機構，都紛紛對人民幣“入籃”后的占比做出了專業預測，公布權重的數值基本都落在14-16%之間。

由此可見，無論從預測的提前時間（四年多），還是從預測的精確度（誤差僅為0.92%）而言，從現有可查資料和信息來看，可以不謙虛地說，在人民幣“入籃”后的權重預測領域，筆者有幸成為國內外提前預測時間最早、預測精確度最高之人。

哪怕是前IMF特別提款權部主管沃倫·蔻茲（Warren Coats）也表示，人民幣權重應為13.8%。IMF職員在初步評估報告中表示，他們對于人民幣權重的初步估測約為15%。瑞銀預計，人民幣可能被給予10%-15%的權重。瑞銀預測的低限貌似靠譜一些，但由于幅度跨得太大，足有5個百分點，其預測力在打分上就自然降了級。直到今年11月26日，加拿大皇家銀行策略師Sue Trinh才“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說，人民幣權重最開始“極有可能”在10%左右。雖然這么臨近，但離筆者預測時的2011年11月25日已足足過了四整年時間，其預測的意義顯然要大打折扣了，尚且難以排除信息提前泄露的可能性。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研究機構，為何幾乎全都在“入籃”后人民幣權重的預測上“走了麥城”呢？其實在筆者看來，根本的原因在于，這些機構只將眼睛盯著貿易、金融與貨幣這些經濟的常規變量上，而忘卻了經濟之外的其他變量，如地緣政治、國家博弈以及國際幾大貨幣之間的合縱之道。我們需要從中、美、歐三方的角度，來看待“入籃”后人民幣的權重問題。

歐元與人民幣聯手

在2011年《歐元應聯手人民幣與美元抗衡》一文中，筆者不但預測了10%這個權重，而且首次提出了歐元要與人民幣聯手，以共同抗衡美元的主張——“對于歐盟來說，聯手的第一步也很簡單：支持將人民幣列入SDR一攬子貨幣中。如果能給人民幣大約10%左右的份額，歐元加人民幣就能達到50%左右。作為一種平衡世界不同勢力的策略之一，這對歐盟是至關重要的。當然，美國會極力反對?！?/p>

其實，我們所稱的IMF特別提款權（SDR），是與一攬子貨幣掛鉤的，即由當今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幾個貨幣——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所組成，分別占SDR權重的 41.9%、37.4%、11.3%和9.4%。SDR在1981年第一期時，1981-85年美元、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日元和英鎊的權重為42%、19%、13%、13%和13%。由于德法體系與美英日體系之間力量的懸殊，歐元只能選擇聯手另一個貨幣，才能與美英日抗衡。SDR里面沒有了可以聯手的貨幣，歐盟只能從SDR之外找了；而在SDR之外，也只能從新興國家中尋找。新興國家中最佳的潛在國際貨幣自然是人民幣。無論從增長的速度以及經濟的體量而言，金磚四國（BRIC）中的巴西、俄羅斯和印度，都難以與中國相提并論。

隨著中國實力的突飛猛進以及對外貿易的長足發展，中國與多個鄰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SWAP）”，這些地區的貿易結算都已開始與中國以人民幣計；甚至尼日利亞這么遠的非洲國家，也主動提出要將人民幣作為其國家的外匯儲備。

如果按照盎格魯-薩克森體系和歐洲大陸體系劃分的話，英美日屬于前者，而德法屬于后者。筆者在此進一步將其劃分為兩個貨幣區塊（Block）：一個先是“馬克-法郎區塊”，后來在2002年實施歐洲單一貨幣之后是“歐元區塊”，另一個是“美元-英鎊-日元區塊”。

筆者這種劃分法基于文化、歷史乃至軍事淵源。兩個區塊的差別相當大，即使到2011-2015年期間，這個假定的“馬克-法郎區塊”或改用歐元之后“歐洲大陸文化區塊”的份額已提高到了37.4%，但依舊遠遠落后于“美元-英鎊-日元區塊”或“盎格魯-薩克森文化區塊”的62.6%，兩者差距高達25.2%。四分之一尚且有余，可見差距之大。

因此，最為理想的方案是倘若我們提出，在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給人民幣10%權重的建議，這10%占比同時從“美元-英鎊-日元區塊”中扣除的話，那么，新的情景就有可能保持不同貨幣區塊之間的平衡了。在這種情況下，歐元加人民幣就能達到47.4%，而“美元-英鎊-日元區塊”則降至52.6%。兩者之間的差距（5.2%）就沒有那么大了。

最終，人民幣如愿以償拿到了10.92%的權重。筆者相信，在中國申請加入SDR的過程中，歐洲聯盟、歐元區，尤其是法國著實扮演了主要角色。這不僅僅是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總裁位置一般而言都是被法國人占據，而且因為在其從金融危機中復蘇及其經濟增長的實現中，法國可能要比其他國家更加迫切地需要中國的援手。例如，今年夏天召開的“法中論壇”，已有兩國共500多家企業參與，而論壇的一個使命就是要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來法國投資。中國總理李克強也在該論壇舉辦期間訪問了法國。筆者有幸作為志愿者為論壇口譯工作出力。

要細究起來，估計是受到美國人的強烈反對，他們依然要把持著美元霸權，IMF此番決定給人民幣的這10.92%的權重，才未能如筆者四年前所盤算那般，全部從“美元-英鎊-日元區塊”中扣除——日元占比減少2.97點，英鎊減少1.31點，而美元幾乎沒動，只扣除0.17個百分點；換言之，由三大國際貨幣組成的“美元-英鎊-日元區塊”，總共才扣除了4.45個百分點。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人還是要感謝歐洲人，因為此次主要的貢獻還是歐盟人給的，歐元讓出了6.47個百分點——歐元的權重從原來的37.40點降到30.93點，降幅高達17.30%——足見歐洲人在SDR上對人民幣的誠意，及其對未來世界貨幣平衡與“世界貨幣新秩序”的遠見之舉。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