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赴美上市暗含一個新趨勢
財富中文網
2023-04-04
3月30日，廣州。《財富》全球科技論壇現場。四位嘉賓從左至右依次為深圳大學特聘教授丁學良；納斯達克交易所中國區首席代表郝毓盛；廣州工業控股副董事長、總經理景廣軍；波音研究與技術-中國副總裁李強。
全球地緣政治日趨復雜，在很多方面走向區域化和封閉化。但在全球分工已經如此精細的今天，企業之間加強技術合作不僅是大勢所趨，更是應對許多全球性挑戰的有力武器。企業應該如何做出什么舉措，來挖掘經濟增長新動能，共同應對時代挑戰？
3月30日，在廣州舉辦的《財富》全球科技論壇上，《財富》中國新媒體執行主編謝菁煒就以上話題，對話學界和商界的四位代表——深圳大學特聘教授丁學良；廣州工業控股副董事長、總經理景廣軍；納斯達克交易所中國區首席代表郝毓盛；波音研究與技術-中國副總裁李強。
以下為編輯后的對話實錄。
謝菁煒：先請丁教授給我們一個大畫面。全球的科技合作現在是什么樣的新格局？
丁學良：新格局不是一兩天形成的，但現在越來越清晰，可以用三個層次描述：越是涉及到科技的高端、尖端，涉及越多的競爭，越難合作；越是牽涉到國家安全，越是矛盾尖銳，合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越是涉及到軍民兩用的技術，它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法律的糾紛以及政治沖突越多，合作起來越難做出判斷。
謝菁煒：哪幾個關鍵因素造成了這個新格局？
丁學良：冷戰結束的1991年，一段時間里在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認為天下只認準一個體系，天下只有一個老大，沒想到后來發現不是這么一回事。美國經歷了20多年的調整，最后才發現，他們不能把地球看作是一個完全開放的體系。因此國家安全變得越來越重要。
謝菁煒：我們來看看跨國企業怎么樣應對這個新格局。波音與中國的長期合作伙伴關系已達半個世紀。但過去幾年，無論從行業還是從公司自身來說，確實經歷了一系列的波折。目前波音在開拓中國市場、尋求合作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或者說當務之急是什么？
李強：1972年中美關系破冰以來，波音就進入中國了。來華50年，波音見證了中國民航的成長壯大，我們也跟著一起成長，我相信中國民航會有燦爛的未來。波音和中國的合作是多方位的。
例如，波音通過多種渠道支持中國的航空制造業，每年通過大量訂單形式來采購各種零件，應用到所有機型上，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支持中國供應商提高生產質量和效率，并且達到國際標準。此外，近十多年來，我們和中國幾十所大學以及科研院所，特別是在可持續性發展方面，做出了多項合作和交流，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具有示范功能。還有一點，波音和中國民航總局、空管局開展合作，在飛行安全、空中交通管制以及飛行員培訓方面，也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
謝菁煒：有合作也有競爭。C919這款國產大飛機試飛成功，還獲得了國內外1000多架訂單。你們怎么看這位新晉競爭對手？
李強：首先，我對中國商飛C919的試飛成功以及即將投入商業運營表示祝賀，這不僅僅對商飛公司來說是巨大的里程碑，對于中國民航業來說也是巨大的里程碑。我個人實際上多年前也參與過C919研制，我對此感到非常自豪。波音歡迎中國商飛這個競爭對手。行業競爭使行業更加有效、更加強大，從行業成長和發展來看是非常有幫助的。
另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波音和商飛已經有十幾年的合作。比如說我們在浙江舟山一起合資建的737完工中心就是非常好的例子，而且十幾年來，我們在科研上也進行了大量合作，共同創建了可持續性航空技術中心，做出了很多碳減排、節能減排示范項目。
謝菁煒：我們來看另一家科技企業納斯達克。納斯達克不僅僅是交易所，也是金融科技巨頭。納斯達克是如何開展全球科技合作的？
郝毓盛：大家對于納斯達克的印象一直都是一家孕育最偉大科技公司的交易所平臺。納斯達克于1971年成立，之后每10年都有一些非常大的企業在納斯達克上市。70年代是英特爾，80年代是蘋果、微軟，90年代是亞馬遜，2000年之后是特斯拉和谷歌，它們現在組成了美股排名最佳的六家公司。
但如主持人所說，其實我們在成立之初就是以金融科技身份出現在市場當中的。我們在早年利用科技手段改變傳統的人工交易模式，從此之后交易技術一直走在全球最前沿。現在，我們給全球130多個交易所提供交易技術，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平臺。交易量大可以給我們帶來大數據的優勢，我們不只是提供技術支持，也和全球很多金融領域的數據提供商包括耳熟能詳的谷歌項目，還有國內各大證券機構，他們顯示美股實時交易數據都是納斯達克提供的。同時我們在美國還有非常重要的業務就是指數。
我們在應用技術方面也走在前列，我們不僅在公司上市之后發行股票交易，同時我們還有一個部門是專門幫助非上市企業做股權轉換或者股份交易，我們用最先進的區塊鏈技術記錄這些交易。科技是我們一直以來的DNA，我們在金融市場或者說在股票交易市場場景里面應用了非常多的技術，現在投資人對我們非常認可，我們現在成長為300億美元市值的公司。
謝菁煒：提供金融科技服務對你們來說不僅意味著更多收入，而且是更穩定的收入。
郝毓盛：對，我們的業務靠多元化收入，和股市的波動不是特別相關。
謝菁煒：再來看本土企業。廣東是制造大省，廣州工控如何通過國際間的技術合作，提升廣東制造業的競爭優勢？
景廣軍：廣州工控是一家以工業投資為主的投資控股集團，形成了新興材料、核心部件、高端裝備三大核心業務方向。集團成立以來，和30多家國際企業開展合資合作，包括德國西門子、海瑞克、日本松下等等。通過這樣的合作，讓雙方都有提升。比如說合資公司在廣州申請了很多專利，在廣州生產銷售到全球，實際上很多創新也是在廣州完成的，并不一定都是在總部申請專利。通過在廣州的新產品、新專利打通新市場，依托30多家公司合作推動技術協同。
另一個維度是投資并購。我們集團產品銷售到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德國等歐洲國家，包括在美國硅谷都有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通過這樣的合作做了技術輸出。同時也在歐洲申請專利，我們也開拓當地市場。一方面同跨國企業合作帶動廣東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通過海外拓展也帶動了當地市場。
謝菁煒：具體而言，廣州工控在推動中國制造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如何利用當地市場的實踐，來反哺廣州工控自身的技術革新？
景廣軍：比如說在歐洲，德國或者荷蘭市場，對于綠色低碳、節能減排有嚴格要求，所以我們在歐洲市場都是根據當地的需求進行定制。原來是用傳統燃油的功能機械，可能賣到歐洲就改成電動化，這樣更加符合當地市場和它的準入條件。同時，這些產品反過來又帶動了國內銷售，使我們的產品更加創新。本來定位是國際市場，反過來在國內起到更好的拉動作用。
謝菁煒：資本市場是科技創新背后一個重要引擎。中美監管通路打開之后，我們看到新的上市窗口出現。郝總你觀察到今年以來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科技公司，和早年的新浪、百度、京東，或者近兩年的拼多多、愛奇藝等有什么不同？這其中暗含了什么趨勢？
郝毓盛：我覺得和以前比，現在的不同主要分兩個層面：一是現在去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數量比以前多了很多，過去十年國內風投和私募大力發展，投了非常多可以到海外上市的公司，這個基數比以前大很多，行業分布也比之前更多元化、更廣泛。
二是早年大家去美國上市都喜歡去找美國對標公司，或者說公司在剛剛創業的時候就瞄準了美國某家公司，比如電商類就要做中國亞馬遜，搜索類要做中國谷歌，電動車要做中國的特斯拉，大家都喜歡這樣類比。但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無論是在技術創新還是在模式創新上，都走出了自己的路。我們在前幾年有些公司去美國路演之前，可能覺得找不到明確對標的美國公司，是不是講起故事怕投資人聽不懂？后來我們發現公司只要把自己的故事講清楚，美國投資人都能看到中國這個市場非常巨大，因為這個市場巨大、行業天花板就高，如果公司做得好，其實都是在資本市場上可以大有作為的，我覺得這是和以前的區別。現在的中國企業不像以前那樣，更多是模仿美國的模式，而是更加有自己的東西在里面。
謝菁煒：談到資本，廣州工控擁有豐富的產業投資與資本運作經驗，你們如何利用這一優勢，推動跨國技術合作，從而加快產業鏈、資本鏈、創新鏈三個鏈條融合？
景廣軍：廣州工控的使命就是成為世界一流的創新驅動型工業投資集團，我們也是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定位。我們通過投資，更多還是期待能夠形成產業鏈或者是產業鏈里面的一部分環節。實際上現在的競爭，無論是大企業集團也好，區域或者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好，更多還是產業鏈和產業生態之間的競爭，誰能夠掌控一部分產業鏈或者是高端環節，誰就有更強的競爭優勢，所以我們希望集團在細分領域能夠在一些鏈條上形成持續、長期的投資，通過一段時間的打造形成我們小產業鏈上的競爭優勢，這是我們的思路。
當然，我們也投資海外企業，但是更多還是要按國際規則。我認為技術還是無國界的，只能在一部分環節進行突破。沒有國家可以把完整的產業鏈從頭到尾做完，一定是要依靠全球間的技術和產業協作，我覺得這才是關鍵。比如集成電路的光刻機，雖然是荷蘭阿斯麥公司生產的，但它不是荷蘭一個國家、一家公司完成的，是全球更多公司合作的成果，華人在里面也有貢獻。
謝菁煒：回到剛開始談的新格局，在這個新格局里，郝總你如何看待中國科技公司赴美上市的前景？
郝毓盛：我覺得現代中美之間監管通路已經打開了，所以我們現在能感受到今年以來非常多中國企業有繼續去美國上市的意向，或者說有些公司已經開始了準備工作。我覺得美國市場對中國企業來說，還是非常好的選項，因為它有很巨大的優勢在里面，例如在美國上市對公司品牌的提升效果非常明顯，同時美國投資人或者說投資資金池是全球最深的，在美國上市之后無論是再融資還是上市之后的每日交易，都是非常活躍的。而且美國有特別成熟的投資研究生態，所以我覺得在美國上市之后，公司可以很好地利用那邊的資金促進公司業務的發展。過去20年赴美上市一直都保持著比較平穩以及越來越多的狀態，接下來我們看到趨勢和以前一樣，赴美上市依然是大家非常好的選項，可以作為國內資本市場非常有益的補充。
謝菁煒：全球科技合作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人才，丁教授您觀察到，人才流動出現的新趨勢是什么？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什么？
丁學良：我1984年離開中國到美國留學，近40年的過程中，在很多國家都參與過關于跨國、跨界人才的流動項目，有幾點要反復強調：一是能夠流動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如果這個人是人才，但他流不動，那么他不會是第一流的人才，因為一流人才有很多選擇余地，而且被人家搶。第二點對國內管理層特別重要，真正的人才一定是打破常規的人，不管在哪個領域。因此，你不會找到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才，他很聽話。三是如果說你真的想吸引人才，而且把這個人才吸引來以后能夠讓他發揮最大的創造力，必須盡可能給他自由的環境，沒有自由不會有創新，你所給他提供的法律和政策環境必須是寬容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像我們這樣的全球第二大人口大國，又是幾千年來重視學習、教育的文化大國，不能說我們缺人才，缺的就是讓最好的人在最好的位置上，以及能把他最大潛力發揮出來的自由保障和寬容環境，這比什么都重要。
謝菁煒：今天的討論到此結束，最后引用丁教授的一個觀點：目前并不是一個“逆全球化”的時代，而是進入到全球化的第三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不同的力量在互相抗衡。但我們相信，解決時代挑戰，不是靠封閉，而是靠流通與合作。這也是我們這場討論的意義。（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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