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卸任告別演說中提出了對“寡頭政治”的深刻警告。他指出，權力與財富正在少數超級富豪和技術寡頭中集中，美國最富有階層正在形成寡頭集團，這對民主自由、公民權利以及社會公正構成了潛在威脅。特別是，拜登直言不諱地指出了“技術-工業綜合體的潛在崛起可能給美國帶來真正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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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卸任告別演說中提出了對“寡頭政治”的深刻警告。他指出，權力與財富正在少數超級富豪和技術寡頭中集中，美國最富有階層正在形成寡頭集團，這對民主自由、公民權利以及社會公正構成了潛在威脅。特別是，拜登直言不諱地指出了“技術-工業綜合體的潛在崛起可能給美國帶來真正的危險”。
拜登總統對“寡頭政治”的指責，表面上是針對資本過度集中和市場失靈，實則掩蓋了他本人政策的“造寡”本質。從歷史邏輯、政策實踐和現實后果來看，拜登既是美國“寡頭政治化”的總設計師，也是其加速推進的推動者。他的內外施政不僅反映了治理邏輯的短視，更深刻揭示了冷戰思維和資本主義危機的交織困境。
譬如，拜登在任期內不斷限制向中國出口先進半導體等科技產品，并對中國產電動汽車、太陽能發電板等商品加征高額關稅。
從“國家安全”到“寡頭政治”：拜登政策的系統性誤判
拜登政府以“國家安全”之名，通過政策打壓中國，同時強化對本國高科技產業的直接干預，這看似合理，實則埋下了“寡頭政治”橫行的隱患。
1. 假想敵思維的自我綁定
拜登政府將中國作為假想敵，以“技術威脅”為由，推出了一系列限制政策，包括對中國企業的出口管制、供應鏈封鎖和技術隔絕。其實質，是美國一些政客通過說謊、欺騙等手段，并利用“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把中國列為假想中的敵人。
? 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拜登政府將國家安全與技術主權捆綁在一起，通過對華為、中芯國際等中國企業的制裁將技術競爭簡單化為地緣政治對抗。這種方式忽視了現代技術的跨國互聯特性，將全球供應鏈割裂成政治工具。
? 對國內產業的反作用
對中國市場的限制，直接切斷了美國高科技企業的重要利潤來源。例如，蘋果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年收入占總收入的20%以上，而芯片巨頭如英特爾、英偉達在中國的依賴度甚至更高。拜登政府的政策實際上扼殺了美國企業的成長機會，迫使其在政治與市場間選邊站隊。
2. 政策誤傷與產業空心化
拜登的技術封鎖政策進一步放大了美國內部的產業危機。
? 供應鏈斷裂帶來的倒逼效應
拜登以脫鉤為目標，試圖構建“去中國化”的產業鏈，但這一邏輯在全球化背景下是不可持續的。對華制裁導致美國企業對政府政策的依賴加劇，不得不尋求游說和特殊保護來對沖風險，這種依賴關系正是“寡頭政治”的溫床。
? 技術進步的代價
高科技行業需要開放的市場和充足的資源來推動研發，拜登的政策無異于限制了創新能力，將美國企業困在內耗的泥潭中。譬如，以英偉達為代表的企業認為，拜登政府的新規將對技術生態系統造成毀滅性影響。英偉達副總裁奈德·芬克爾指出：“新規定可能會破壞全球創新和經濟增長，并將削弱美國的領導地位，拜登政府以反華舉動為幌子控制日常數據中心計算機和已經存在于全球游戲計算機中的技術，這毫無意義。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將受到損害，因為該規則將對通過全球設計和營銷的美國領先的半導體、計算機、系統甚至軟件施加官僚控制。拜登的新規定不會減輕任何威脅，只會削弱美國的全球競爭力，破壞使美國保持領先地位的創新。”
“寡頭政治”的成因：拜登如何成為始作俑者？
“寡頭政治”本質是資本和權力的深度結合，而拜登政府的政策推動了這一結合的加速形成。
1. 政府干預與企業依附的循環
拜登政府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等經濟干預措施試圖重振美國制造業，表面上看是對市場的激勵，實際上卻強化了少數行業巨頭的壟斷地位。
? 補貼分配的不平衡
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本已在行業內占據主導地位的大型企業，如臺積電、英特爾等。這些企業依靠政府補貼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而中小型創新企業則因資源不足逐漸被邊緣化。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向拜登政府俯首帖耳之時，其實就是“寡頭政治”創建之日。
? 資本回報驅動政策依賴
企業在政治游說上的投資回報率極高，例如2022年，美國最大的5家科技公司在游說支出上總計超過1億美元，這種“資本綁架政策”的現象使得“寡頭政治”成為美國政治經濟結構中的一個常態。
2. 市場失靈的政策根源
市場本該通過競爭優化資源分配，但拜登政策通過人為干預扭曲了這一機制。
? 競爭機制的喪失
政府為確保“國家安全”而進行的過度保護，使得少數企業通過政府關系壟斷市場。拜登的政策在本質上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反而鼓勵了“權貴資本主義”的興起。
? 資源分配的效率低下
巨額政府補貼和對特定領域的傾斜投資，沒有推動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反而將資源集中在少數“政治化企業”手中。這種低效資源分配不僅延緩了技術突破，也進一步削弱了產業多元化。
拜登政府試圖以“國家安全”塑造新的經濟格局，卻陷入了“寡頭政治”的自我實現。這是其政策邏輯的失敗。“寡頭政治”作為當代新的政企合作模式，是不得已而為之。美國高科技公司沒有選擇坐以待斃，而是倒逼出來了“寡頭政治”，除此之路，美國高科技公司沒有其他任何選項，所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值的一提的是，英偉達可能走得是另一條路，該公司與政府、政客的關系一直并不密切，依靠市場吃飯，不需要政府訂單（補貼），但其飽受拜登政府折磨，苦不堪言。其實，拜登政府才是“寡頭政治”的制造者，而他卻“一退六二五”，把潛在威脅、真正的危險推卸給了繼任者。（財富中文網）
作者王衍行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銀行業協會前副秘書長、財政部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咨詢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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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杜曉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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