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當選總統不到兩周時間里就發起了一場新的運動，試圖打破華盛頓的體制，這是他有生之年從未有新任總統嘗試過的事。特朗普說過，“真正的權力”是制造恐懼的能力，他似乎已經做到了這一點。那么如何理解“‘真正的權力’是制造恐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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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權力”是制造恐懼的能力。特朗普的這句話擲地有聲，不僅揭示了權力的運作邏輯，也體現了其獨特的政治手段。這一理論并非特朗普獨創，而是許多歷史強人通過實踐反復證明的工具：利用恐懼控制局勢，鞏固自身地位。
過去：特朗普如何運用“制造恐懼”的能力？
1. 移民議題：將邊境危機塑造成“國家入侵”
特朗普在2016年的競選中以修建美墨邊境墻的承諾成為話題焦點。他在演講中形容墨西哥移民為“毒販、罪犯、強奸犯”，并不斷強調非法移民對美國經濟和社會治安的威脅。
典型案例：分離移民兒童與家庭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實施“零容忍”政策，強制分離非法入境者與其未成年子女。這一政策不僅引發了全美的憤怒，也讓支持者更加認同特朗普“守護國家安全”的形象。對于許多選民而言，移民問題從一個遙遠的政策議題變成了觸手可及的危機。
恐懼制造的成效：民調的提升
即使爭議重重，這一策略強化了他在保守派選民中的支持率。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2018年共和黨選民對移民政策優先級的關注度比兩年前提升了12個百分點。
2. 外交策略：通過“極限施壓”塑造對手的威脅性
典型案例：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政策
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對伊朗實施嚴厲制裁，并稱其為“全球恐怖主義的主要資助者”。這一舉動不僅將伊朗描繪成中東的頭號威脅，也成功轉移了部分國內政策爭議的注意力。2020年，美軍刺殺伊朗軍官蘇萊曼尼后，特朗普形容其行動是為了避免“戰爭升級”，但也讓選民對可能爆發的大規模沖突充滿擔憂。在恐懼中，特朗普塑造了自己“果斷且強硬”的國際領導者形象。
對中國的關稅戰與疫情責任歸咎
特朗普在其總統任期內對中國采取了高調的貿易戰策略，并在新冠疫情期間稱其為“中國病毒”。這不僅加劇了中美關系的緊張，還在國內制造了對中國經濟威脅和公共衛生危機的恐慌。在2020年的選戰中，特朗普多次提及“如果拜登當選，美國將淪為中國的附庸”。
3. 社會動蕩：利用暴力與犯罪問題分裂選民
典型案例：2020年“安提法”與“左翼暴力”
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全美范圍內的反種族歧視抗議，部分抗議升級為暴力沖突。特朗普將這些抗議者稱為“安提法暴徒”和“極端左翼恐怖分子”，并宣稱如果民主黨當選，“暴力將持續吞噬美國街頭”。通過對暴力的夸大報道，他成功將治安問題塑造成大選議題。
特朗普在2024年大選中的“制造恐懼”策略與效果
特朗普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成功突圍，得益于他在關鍵議題上的“制造恐懼”策略。這些策略不僅幫助他穩固了共和黨基本盤，也動搖了一些中間派選民的立場。他在以下幾個關鍵議題上展現了這種策略的威力：
1. 犯罪與治安：塑造“無政府狀態”的恐懼
制造恐懼的方式：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反復強調美國的大城市正在被“犯罪浪潮”吞噬，尤其是民主黨主導的州和城市。他通過數據（或有選擇性地解讀數據）指出兇殺案、搶劫案和毒品犯罪的增長，并將責任歸咎于“軟弱無力”的民主黨政策，特別是所謂的“削減警察經費”倡議。
具體效果：
選民支持增加：這一策略特別打動了對治安問題敏感的郊區白人選民，他們擔憂城市犯罪外溢。2024年的出口民調顯示，超過60%的選民認為治安問題是投票時的重要考量。
削弱對手形象：特朗普將拜登和民主黨描繪成“對暴力視而不見”的政黨，進一步激發選民對“強人政治”的渴望。
2. 經濟與就業：激發對經濟衰退的恐懼
制造恐懼的方式：特朗普聲稱拜登政府的政策將美國經濟推向了懸崖，例如持續的高通脹、能源政策的轉向（如限制化石燃料開發），以及對全球貿易的妥協態度。他宣稱：“如果不改變方向，美國中產階級將完全消失。”
具體效果：
喚醒經濟焦慮：在高通脹和房價飆升的背景下，這一敘述讓許多選民產生共鳴，尤其是受生活成本危機影響的藍領階層和年輕選民。
強化領導形象：特朗普將自己塑造成“商業成功的象征”，承諾通過“再創經濟奇跡”恢復選民對未來的信心。
3. 外交與國家安全：營造“外部威脅”的恐懼
制造恐懼的方式：特朗普多次強調中國對美國經濟與軍事的威脅，宣稱“拜登軟弱的外交政策”讓美國在國際競爭中步步退縮。此外，他還將非法移民與恐怖主義和毒品泛濫掛鉤，聲稱邊境失控是“國家安全的危機”。
具體效果：
聚焦外部敵人：這些言論成功轉移了選民對內部政策失敗的注意力，將問題外化為“全球競爭”。
鞏固共和黨傳統優勢：國家安全議題是共和黨選民的心頭大事，特朗普的強硬立場讓選民更堅定地站在他這一邊。
4. 文化戰爭：煽動“價值觀危機”的恐懼
制造恐懼的方式：特朗普將性別、種族和教育議題上升為“文化戰爭”。例如，他聲稱學校的課程正在“破壞孩子的純真”，特別是有關性別流動和種族批判理論的內容。他還指控拜登政府推動所謂的“激進左翼文化議程”，威脅傳統家庭價值觀。
具體效果：
吸引宗教保守派與家長選票：這一策略在宗教選民和對公共教育不滿的家長群體中引發了共鳴，進一步擴大了特朗普的支持基礎。
在新政府內閣任命與政策制定上的“制造恐懼”策略
在勝選后，特朗普迅速展開內閣組建與政策綱領的規劃。他延續“制造恐懼”的思路，將選民對問題的擔憂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動員，并在以下領域發揮作用：
1. 內閣任命：利用危機感強化支持
恐懼點：邊境與國家安全
特朗普宣布任命幾位以強硬著稱的官員負責國土安全部和司法部，例如主張擴大驅逐非法移民和嚴厲打擊毒品走私的鷹派人物。他將這些任命描述為“應對國家安全危機的必要措施”。
恐懼點：教育與文化議題
特朗普承諾任命保守派教育部長，改革聯邦資助的教育項目，打擊“左翼意識形態的滲透”。這些提名被塑造成阻止“文化戰爭繼續失控”的關鍵。
2. 未來政策綱領中的“恐懼政治”
移民與邊境
特朗普的新政府可能推動制定更嚴苛的移民法律，例如擴大公共服務的移民限制或重新提出“國籍出生權”的修訂。他會通過強調“非法移民拖累社會資源”來爭取立法支持。
經濟政策
他可能通過減稅與放寬監管的方式提振經濟，同時將拜登政府的綠色能源政策描繪為“摧毀美國制造業”的元兇，重新推動傳統能源項目。
外交戰略
特朗普可能在外交政策中進一步將中國描繪為美國的頭號威脅，推動更高的對華關稅或技術封鎖，并以此爭取國會對軍費開支的支持。
未來：特朗普可能采取的舉措與策略
1. 內政：放大社會矛盾與焦慮
繼續將移民問題作為焦點
特朗普若再次上臺，可能會推行更嚴格的移民政策，甚至進一步激化種族矛盾。他可能宣稱美國正在“被移民入侵”，加劇對少數族裔的負面輿論，以此拉攏白人中下選民。
教育與文化：重塑“美國價值觀”
特朗普可能強化對教育領域的干預，推動課程改革，限制有關種族與性別平等的內容。他可能將這些議題與“左翼意識形態滲透”掛鉤，制造家長對下一代“被洗腦”的擔憂。
2. 外交：強化外部威脅與孤立主義
對中國與俄羅斯的態度
特朗普可能通過進一步抨擊中國和強化對俄羅斯的雙重標準制造恐懼。他可能聲稱“若美國不采取行動，中國將在全球取代美國”。
弱化國際合作
他可能削減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支持，聲稱這些機構“不公平對待美國”，并將這種孤立主義描述為“對國家主權的保護”。
3. 經濟：大幅度提高關稅
特朗普曾表示，計劃對大多數外國商品征收10%-20%的關稅，其中，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首當其沖，關稅高達60%，并聲稱，在極端情況下，將對中國征收150%至200%的關稅。
4. 削減政府冗余:成立政府效率部( DOGE)
特朗普要通過新成立的 DOGE來“瓦解政府官僚機構、削減多余的監管、減少浪費的開支、重組聯邦機構”，并定義其為“我們時代的‘曼哈頓計劃’”。 DOGE計劃把6.5萬億美元的政府開支消減至4.5萬億美元。
特朗普的得失與風險
1. 得：掌控輿論與選民基礎
選舉中的巨大優勢
“制造恐懼”是動員選民的高效方式，特別是對于那些經濟條件有限、對未來感到不安的選民。他通過簡單明了的語言，將復雜問題化約為“危機”，從而使人們將安全感與他的領導力直接掛鉤。
強化共和黨內的主導地位
特朗普通過制造危機感，將自己塑造為共和黨的唯一解決方案。即使在2024年的黨內初選階段，他的支持率也大幅領先。
擊潰競爭對手
即使是“光打雷、不下雨”也可以同樣可以擊敗競爭對手，即“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本次總統競選的最后階段，特朗普游刃有余地運用了這一手段。譬如，在已經知道自己已經遙遙領先的情況之下，卻告知選民“自己可能輸掉本次競選”。
2. 失：社會分裂與治理困境
社會撕裂的惡化
長期依賴“恐懼政治”可能導致社會更加分裂，族群之間、階層之間的矛盾被進一步激化，從而增加治理的難度。例如，“移民威脅”的宣傳不僅使少數族裔備受歧視，也讓原本溫和的中間派選民感到厭倦。
政策執行的局限
過去特朗普執政期間的許多舉措，如邊境墻建設和稅改計劃，并未完全實現。選民可能對其“危機解決能力”產生疑問。
誰是得益者，誰是受害者？
1. 得益者
特朗普本人
制造恐懼直接提升了特朗普的政治權威和選民忠誠度。他的個人品牌因“強硬形象”得以強化。
右翼媒體與企業
右翼媒體如福克斯新聞因恐懼氛圍的渲染而吸引了大量觀眾，相關企業則通過制造焦慮營銷商品（如槍支、保險）而獲利。
2. 受害者
少數族裔與社會底層
移民和少數族裔成為“恐懼政治”的主要受害者。他們不僅遭受政策上的直接打擊，還因負面輿論被進一步邊緣化。
美國的國際地位
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傾向可能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使其盟友離心離德。
總之，“制造恐懼”是特朗普權力策略的核心，也是他在政治舞臺上成功的重要工具。“制造恐懼”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的確在特朗普的執政與競選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盡管這種策略能帶來短期的政治收益，但長期來看，其可能激化的社會撕裂與信任危機，也給未來留下了深刻的隱患。我們需要意識到：恐懼是一種權力手段，但最終的成功取決于如何將這種手段轉化為長久的治理能力。必須指出的是，恐懼的使用猶如飲鴆止渴，其短期收益背后潛藏著巨大的長期風險。“制造恐懼”還是一把“雙刃劍”，如何平衡恐懼的運用與實際治理的需求，以趨利避害并把風險降至最低，這既是特朗普的挑戰，也是現代民主政治面臨的共同難題。（財富中文網）
作者王衍行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銀行業協會前副秘書長、財政部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咨詢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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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杜曉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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