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我們也仍處于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階段，處于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比重過大，上限附近的比重過小，中限的比重也明顯偏低。如果中等收入群體中，處于中上限的比重較高的話，不僅社會財富分配的“橄欖型”格局更加明顯，社會的穩定性更強，消費能力也更加充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就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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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在央視新聞《新聞一加一》欄目視頻連線時表示：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了，但是，大部分剛剛邁過中等收入門檻。這部分群體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脆弱的，一旦遇到外部的沖擊，這部分人受影響也最直接，包括對收入的影響、甚至對一部分人的就業也有影響，所以這部分人往往在體感上就更脆弱。
脆弱，只是專家的一種形象表述，或者說對中等收入群體整體實力的一種悲觀描述。同樣是中等收入群體，收入的實力是各不相同的。處于中等收入群體上限的居民，經濟實力比較強，消費能力也比較強，應對各種風險的能力也很強，但僅僅比那些低收入人群在生活上更具有保障性，而無法在消費方面實現自由化、率性化。
這也意味著，即便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我們也仍處于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階段，處于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比重過大，上限附近的比重過小，中限的比重也明顯偏低。如果中等收入群體中，處于中上限的比重較高的話，不僅社會財富分配的“橄欖型”格局更加明顯，社會的穩定性更強，消費能力也更加充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就更有力。
消費的源泉來自哪？富人和窮人都不是主力，中等收入群體才是最主要的力量。只有把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潛力挖掘出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才能充分發揮。恰恰由于中等收入群體中接近下限的居民比重過大，消費的搖擺性也更明顯，任何因素的變化，都有可能對他們的消費信心、消費心理、消費動力產生影響。那么，對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與影響也就會很大。
而從疫情發生以來的情況看，雖然疫情已經得到全面控制，疫情對于經濟社會生活的影響也已經結束，但是，疫情對廣大居民的心理影響依然是比較大的。特別對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來說，影響更大。很多居民只能滿足于最基本的消費，而不敢更加積極的消費，導致消費的作用力受到比較大的影響。如果能夠不斷地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讓居民收入能夠向中等收入更高的區間轉移，大大增加中等收入中上限居民的比重，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會顯著增強。
事實也是，在中等收入群體中，收入水平較高與收入水平較低者之間，消費的信心是不一樣的，消費的動力也存在比較大的差距。處于中等收入下限附近的居民，很多與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觀念判別不大，房貸、孩子上學、老人看病等，都是他們重點考慮的問題，也是收入分配的主要方面。為了這些方面的開支，他們可以無限地抑制其他方面的支出，導致消費很難有明顯改觀。相反，那些處于中等收入中上限附近的居民，在消費的理念和思路方面，就要開闊得多、感性得多，購物、旅游、健身、美容等，都會成為他們的重要選擇。消費的范圍也都從基本生活消費轉向一般消費、精神消費、健康消費、休閑消費、娛樂消費等方面，且消費的力度比較大。
也正因為如此，在強調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同時，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需要認真思考與解決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抓手，就是發展經濟、壯大實體經濟、做強制造業、維護好中小微企業的利益。房地產企業需要化解風險，城市建設也需要繼續展開，但是，這一切都不是主流，都不足以對居民消費發揮積極作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只有發展實體經濟，中國的經濟才能穩健可靠，居民就業都有保障。否則怎么能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社會“橄欖型”格局又如何建立？
如果只強調中等收入群體的人數，而不強調中等收入人群的分布，就是教條的或僵化思維的體現。只有讓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是滾動的，而且是流動的，消費才能步步升級，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才能節節攀高。（財富中文網）
作者譚浩俊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財經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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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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