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社會差別的急劇擴大乃至由此造成的價值觀撕裂,一方面是由于包括分配制度在內的社會進步并未跟上物質財富增長的速度,讓過度依賴市場機制的一次分配不斷推高了以基尼系數為代表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是由于近年來的逆市場化不斷擴大和固化了原有的體制覆蓋面,并以體制力量不斷擠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空間所致。近期江西交通系統國企員工周劼的“炫父”以及中金公司交易員被其妻曬高薪所引發的熱議,實際上也是當今社會價值觀撕裂與社會公平極度缺乏、預期下行與失業壓力焦慮造成的社會心態失衡下的綜合產物。但值得指出的是,只要券商員工的“高薪”符合薪酬分配規范和照章納稅,就沒有什么不合理之處,這和江西國企員工炫富炫社會關系還是性質完全不同的。
近日,江西交通系統國企員工周劼的“奇葩朋友圈”炫富事件持續發酵,不少網友覺得這是因炫富而“坑爹”的典型。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周又有中金公司90后交易員月均82500元的收入證明被其妻曬出而引發熱議,也有人將這兩者相提并論,但實際上這兩者并不能同日而語。
其實,周劼是個初入職場、真誠而可愛的孩子,還沒有學會混體制所需要的那種兩面人所善于的扭曲偽裝。只不過這孩子有些虛榮,而且在虛榮心的驅動下展示了體制內真正的社會氛圍和生態狀態而已。這個孩子以個人朋友圈對于體制生態帶點兒虛榮心的真實展示和“披露”,以及它所反襯的體制內外差距,刺傷了經濟下行疊加疫情重壓下生存艱難的公眾情緒,由此才引發了這一波輿情。
實話實說,周劼的朋友圈就是體制內真實的現實:孩子憑借父輩進入體制,父輩憑借關系與攀附、姻緣來結成資源以升官發財,相互照應與相互庇護,并將之進行跨代延伸,實現跨代提攜。這也是那些沒有關系資源和父輩基礎的小鎮青年被迫滯留一線城市的主要原因,只有一線城市足夠的社會與經濟體量,才能夠為他們提供衣食溫飽與個人打拼可能的生存發展空間與機會,回不去的故鄉基本上就只屬于體制中人與無法逃離的社會底層群體了。
7月27日凌晨,“江西國控”微信公眾號發布《關于對我司員工周劼朋友圈言論核查情況的通報》。但周劼與其父的工作單位怎么處理這件事情并不那么重要了,因為就官方與體制而言總是還要顧及自己所宣揚的價值觀與必要的體面的。但坊間對周劼事件的熱議,實際上反映出當前社會價值觀在不同群體間的撕裂狀態與分歧程度。而近年來推動社會階層與社會認知走向撕裂,并不斷加速擴大其鴻溝的,正是以逆市場化為代表的體制的不斷強化以及附著于體制之上的利益群體的不斷擴大。
正如哈耶克所說,擁有金錢的多少必然造成人與人的不平等,但是金錢并不會拒絕人去獲得它,而特權一旦形成,就會阻止其他人去獲得它,因此特權才是造成不平等的終極與更甚的原因。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區別就在于,前者是以權力配置資源和協調社會關系的經濟運行模式,而市場經濟是以價格和法律來調動資源和平衡社會關系的經濟模式,所以計劃經濟中權力作為調節社會經濟運行力量的一維性,必然造成所有社會資源對于權力的依附和基于權力等級的社會秩序,以及計劃經濟體制對于社會平等的必然排斥。計劃經濟之下,所謂的平等,最終只能流于空洞的政治口號和一部分人主宰另一部人命運的現實。
只有市場經濟才會允許發展的多元動力與自主創新的存在,因而才會產生社會發展的內驅動力,才有縮小因為擁有金錢多少不同而造成的社會不平等的可能性。這也是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帶來生產力爆發的真正原因,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對于權力一維性所造就的社會秩序的打破以及對于社會創造力與社會自我發展能力的釋放。而正是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開放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快速進步與社會財富的指數級增長,讓所有的親歷者與參與者都成為或多或少的得益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追求自我發展和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的可能。
這些年來社會差別的急劇擴大乃至由此造成的價值觀撕裂,一方面是由于包括分配制度在內的社會進步并未跟上物質財富增長的速度,讓過度依賴市場機制的一次分配不斷推高了以基尼系數為代表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是由于近年來的逆市場化不斷擴大和固化了原有的體制覆蓋面,并以體制力量不斷擠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空間所致。如此一來,逆市場化在不斷擴大自身所造成的體制鴻溝的同時,也逐漸窒息了社會自我發展的自主創新這一動力源泉,讓市場機制以推動發展來自行消弭社會不平等的能力也逐漸喪失,進而不斷推動了社會分裂和價值觀的撕裂,形成了體制內外迥然有別的兩個世界。
以此來看中金公司員工家屬炫富所引發的熱議,實際上也反映了社會差別的急劇擴大乃至由此造成的價值觀撕裂,但除此之外還受到預期下行與失業壓力焦慮造成的社會心態失衡下的影響,因此這件事情還需要綜合評判與客觀看待。
按說員工薪酬與收入分配是企業治理范圍內,由企業自主決定的事情,只要公司內的有權決策機構如股東會或股東會同意并照章納稅就無可指摘。因為企業如何決定自身的薪酬分配方案,實際上受戰略規劃、股東能力、經營水平、行業競爭狀態以及行業薪酬平均水平的綜合制約,也不是說企業決策層想怎么樣就能怎么樣的。否則,其結果要么就是薪酬水平過高的,則會超出企業承受能力,要么是太低了則吸引不了企業需要的人才。
不過,如果一個企業是國有企業或自然壟斷型行業的企業,因為涉及社會公平與施政正義問題,則需要考慮社會平均收入水平。就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凡是國有企業或者自然壟斷型企業,一般的收入水平就要參考當地公職人員的收入水平,否則的話就會造成大量公職人員以“近水樓臺”的優勢大量流向國有企業或自然壟斷型企業的肥缺。至于這類企業的市場端和技術端崗位,則更多地需要參考同行業的薪酬水平,不然的話同樣也難以獲得必要的人力資源吸引力。所以如果說非要進行薪酬指導或者薪酬管制的話,一般而言就是指的對于這類企業管制范圍內人員薪酬水平的管制。
因此,就中金公司而言,券商行業本來就是一個市場化程度較高、競爭性較強的行業,加之中金公司本來也是一家中外合資券商,有著較為完善的治理結構,因此其薪酬水平隨行就市,并由企業內部有權機構自行確定,在邏輯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不過,由于中金公司屬于中外合資企業,且中方機構屬于國有機構,因此對于國有機構派出人員如董事、監事、高管的薪酬應該按照國有企業人員薪酬管理規范進行處理,不屬于這個范圍的人員則屬于市場調節和企業自主決策范圍了。
此次讓中金公司在輿論層面翻車的,是一個基層交易員。很顯然,這個交易員的薪酬應該屬于企業自主決策和市場調節薪酬范圍人員,且不屬于國有企業派出人員。這個交易員的薪酬不但低于中金公司的平均薪酬,而且按照中金公司的內控制度和企業治理水準而言,應該也屬于完全合法的收入和照章納稅的收入,完全是無可厚非的。只不過因為與其他行業的差距太過鮮明,又遭遇當今社會收入增長和就業壓力巨大的情況,再加上當前收入分配失衡嚴重和社會保障普遍缺失,從而引發了輿論關注。
對于主要依靠專業服務能力的券商而言,只有維持具備足夠行業競爭力的薪酬水平,才能維持有足夠競爭力的專業團隊。作為經濟領域最為頂尖的行業之一而言,投行從來都是金融服務領域薪酬水平的標桿,況且金融領域由于資本密集的特點本來就是高收入行業,更何況投行更是資本和專業服務能力雙密集的細分性專業領域。
因此,只要符合薪酬分配規范和照章納稅,就沒有什么不合理之處,這和江西國企員工炫富炫社會關系還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如果社會輿論對此有異議,這些人士一方面可以建議完善稅收制度或者提高所得稅的累進稅率、完善二次分配機制以解決收入差距過大與分配和公平問題,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努力爭取進入這個領域,而進入這個領域的優秀人才多了,行業薪酬水平自然也就降下來了。(財富中文網)
作者柏文喜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IPG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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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蘭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