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疫情,顯著放大了村鎮銀行等邊緣金融系統的信用風險敞口。主流金融系統雖然看起來還是風險無虞,但從邊緣到核心地帶的風險傳導路徑,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遙遠漫長。
三年疫情,已經使得“邊角”金融系統的信用風險敞口顯著放大,信用社、村鎮銀行等底層金融機構,以及民間借貸、商業票據、企業賒欠等底層融資工具,皆因中小微民營企業的大量倒閉破產,已然陷入險境。
主流金融系統因信貸資產形成主要來自國有企業和較大型的民營企業,看上去還是風險無虞,但實際上已經暗流涌動。
風險傳導的鏈條路徑,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遙遠漫長。
首先是“連船”效應鏈條。邊緣的、以民營資本為主的金融體系風險上升,自然會導致主流金融機構風險厭惡程度上升,進一步將資金配給國有企業。實際上,國有企業的風險爆發概率雖低,但一旦出現風險,它們之間的風險傳染性卻高于民營企業,因為其背后的風險源是單一的政府信用。一旦市場懷疑一個地區的政府信用狀況,該地區的所有國企以及其他地區的同類國企幾乎都將被殃及,就像赤壁之戰中的連船一樣。去年的河南永煤違約事件就是一例。加上當前河南村鎮銀行的風險事件,相信河南當地的金融生態已經被嚴重破壞了。那些政府財力靠后地區的金融機構或分支機構,或許將面臨“連船”效應的考驗。
其次是“供需”效應鏈條。邊緣金融體系風險上升,將加劇中下游行業的基本面蕭條。一方面,民營經濟與民營資本之間的正向支撐循環更加艱難,民間資本的名聲更被污名化。另一方面,主流金融機構與房地產直接相關的資產占比約有30%,再考慮到以地產為抵押的部分,銀行資產或有約一半與房地產相關,而中下游的市場蕭條與居民部門對經濟預期的消極判斷直接相關。
連船效應和供需效應最終會帶來金融風險自上而下的傳導,即便這種傳導或許會相對長期,但并不復雜,而且斬斷風險鏈條傳遞的難度艱巨,代價奇高。
因此,不能因村鎮銀行等金融體系處于邊緣,就放松警惕,任之蔓延。
作者張林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評級機構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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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