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前湖北首富蘭世立的判決具有標桿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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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湖北首富”蘭世立因被控合同詐騙罪失去人身自由897天后，近日被判無罪。廣州中院的這一判決具有標桿意義，它踐行了中央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精神，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2021年12月17日，廣州中院對蘭世立涉嫌合同詐騙罪做出無罪判決。這位創業三十余年，涉足十多個領域，最終以租賃和購買客機躋身中國富豪榜的民營企業家，曾是“湖北首富”，也曾因2008年金融危機破產。
比商海浮沉更具有傳奇色彩的是，在這次以無罪之身走出看守所之前，他曾四次被刑拘，還曾因逃稅入獄四年。但他就像“打不死的小強”，每一次走出看守所之后，都能東山再起。這一次終獲無罪判決，他仍高調放話：“要把失去的飛機和股權追回來！”
不得不說，相對很多民營企業家，他是幸運的。所以重獲自由后，他說：“我不知道這次宣布無罪是不是世界先河，但我覺得是中國的先河。”此次無罪判決，不僅源于他的韌性和不服輸的精神，更在于廣州中院踐行了中央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精神，做出了一個具有標桿意義的判決。
之所以說這個判決是“標桿”，是因為判決中這樣一段話：“李泉江能夠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一般來說，構成詐騙罪的行為，應當是不能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的行為。欺騙行為尚不嚴重，不影響被騙人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的，不宜輕易認定為詐騙犯罪。將能夠通過民事途徑救濟的騙取財物行為排除在詐騙犯罪之外，符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刑法的“謙抑性”，是指刑法應當保持謙虛和抑制，能用其他方法解決的問題，就不要動用刑罰。因為刑罰就是把人投進監獄，最極端的甚至剝奪人的生命。雖然這可以避免有危險的人再犯罪，但是它也是一把雙刃劍，將這些人與社會隔離開，不僅是對個人和家庭的傷害，也讓個人失去了創造價值、讓社會變得更好的可能性。
尤其對民營企業家而言，他們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力軍，更是創新的主力軍，而創新的同義詞就是“破壞”。他們從來都不是循規蹈矩的人，難免在探索的過程中踩到規則的紅線。
就像蘭世立，他這一路走來，賣過電腦、開過酒樓、做過房地產，公司破產過，因逃稅蹲過監獄，但是出來后每每運籌帷幄，還拿出過收購泰東航的大手筆…… 誰能排除他的身上還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呢？
蘭世立被指控的1.83億的合同詐騙案，本質上是蘭世立和李泉江兩個股東的權益及控制權之爭，這種矛盾在所有公司內部都具有一定普遍性。只不過，涉及的利益越大，動用的手段可能就越過激。高達數億的爭議，促使李泉江對蘭世立提起了刑事控告。
當然，控告是每個公民的權利，是否立案反映的則是辦案機關的執法理念。公權力之手到底伸到哪？是以維護公民安全生活、社會正常交易的基本秩序為界限？還是越過這個界限，插手公司內部矛盾，做私事的裁判者？
有句法諺：“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規。”不論是蘭世立在與李泉江合作期間私自將股權轉出，還是李泉江在雙方纏斗不下的情況下直接向廣東警方報案，某種意義上都是一種犯規。這是利益使然，更是人性使然。
將這些行為做犯罪處理，并不能消滅這些行為，因為“鳥為食亡，人為財死。”刑法的目的，不是要求眾人做君子，而是懲罰強盜，要求眾人在求財的同時，不能觸碰傷害他人，破壞社會秩序的底線。在底線之上，刑法都應當保持克制。
所以，在現代法治國家中，謙抑性是刑法的基本原則，這不僅是人道主義在刑法中的體現，也是國家在權衡利弊之后最經濟的選擇。該案的判決書也一再闡明，李泉江可以提起民事訴訟進行救濟。
公安直接介入抓人的后果，不僅讓蘭世立在被立案到無罪判決之間的897天內，惶惶不可終日，也讓引發該案的暹羅航空和泰東航，包括蘭世立本人，失去了一個合作共贏的機會；對全社會而言，又何嘗不是失去了一個機會。
再說蘭世立的另一次牢獄之災，那是2010年他因逃稅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而我國刑法對于逃稅行為的處罰其時已經經歷過重大轉變，即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中，明確規定補繳應納稅款的初犯者，可以不做犯罪處理。也就是說，如果通過行政處罰可以把欠繳的稅款補收上來，就沒有必要把人抓起來扔到監獄里。
由此可見，立法的謙抑性可以讓對社會基本秩序沒有破壞的行為直接出罪。這一原則可以真正實現“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的不判，在社會保護和社會效益之間做更優的平衡，避免刑罰的剛性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同時也節約了司法資源。
從立法謙抑性而言，還值得一提的是挪用資金罪，這是民營企業家高頻觸犯的罪名之一。雖然這種行為確實違背了公司制度，對公司經營也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它的危害程度比較低，危害范圍主要存在公司內部，對社會交易秩序的影響是十分有限的。
把挪用資金的行為規定為犯罪，最大的弊端是它很容易成為股東內訌或者整人的抓手，因為企業家對于資金的公私界限和公司之間的界限普遍缺乏認知。挪用資金行為完全可以通過公司內部治理和民事訴訟解決。
比如，在公司制度中明確規定，股東會或董事會可以罷免挪用資金的管理者，造成損失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賠償之訴。這種看似輕緩，但更具有常規性的手段，更能從內部逐步規范公司管理。動輒動用刑罰，不僅激發矛盾，也無助于公司自治。
公安機關插手民事糾紛，一直是我國刑事司法中的痼疾，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刑法的謙抑性觀念沒有得到社會普遍認同。雖然中央和最高司法機關一再發文保護民營企業家，但是上千年“抑商賈”的觀念，不是一蹴而就就能改變的。
蘭世立案之所以可以視為標桿，是因為這樣的判決還是太少了。但是觀念恰恰不是通過制度和文件，而是通過這樣一個個具體的案件去改變的。因為制度和落地實施之間，隔的還是觀念。秉持刑法謙抑的觀念，公安面臨具體案件時，就不會輕舉妄動。
同時，當司法走到反面，追究違法者的責任也是應當的。因為當違法沒有成本時，守法就沒有動力。當然，這并不是說對于無罪判決的案件，都要回過頭來追究相關人的責任，而是說，對于明顯沒有犯罪證據立案、采用刑訊逼供手段違法取證，以及非法查扣涉案企業和個人財產的明知故犯者，要嚴厲追責。
蘭世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過這樣一段話：“自己此前也曾被誣告，并被很多媒體問過感受。但那段時間即使被搶劫、綁架，也覺得有一線希望，因為有警察可以求助。”反過來說，當一個人被警察立案調查時，是最無助的，因為這意味著他失去了國家的庇護。
英國功利主義哲學的創立者邊沁曾說：“所有懲罰都是損害，所有懲罰本身都是惡。根據功利原理，如果它應當被允許，那只是因為它有可能排除某種更大的惡。”當立法和司法面對的是逐利越矩的企業家，而不是殺人越貨者時，刑罰的惡和可能壓制的善，是每個執法者必須做的選擇題，這就是刑法的謙抑性。這樣的社會才能容得下蘭世立這樣的企業家，中國民營企業家才能真正挺直腰桿站立！（財富中文網）
作者鄒佳銘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北京和昶律師事務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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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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