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吃雞自由“，是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之上。而生產力的發展，是建立在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流動與市場化配置之下，以及開放系統所帶來的科技創新與產業交互自由條件之下。如果違背了這兩點，必然會窒息科技創新、窒息生產力的發展，即便有再豐富和優質的國產肉雞種質資源，也不能解決國人的”吃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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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央視新聞報道“圣澤901”等3個白羽肉雞新品種結束公示，正式通過農業農村部審定，成為我國首批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雞品種。該報道聲稱打破了國外對于白羽肉雞種源的長期壟斷以及由此帶來的歐美企業對于肉雞養殖領域種雞、雞苗、供應量的控制，還說中國人從此真正獲得了“吃雞自由“，再也不用擔心被國外”卡脖子“了。
擁有了國產肉雞品種，國人就可實現“吃雞自由”。果真如此嗎？其實無論從經濟學、政治學、產業發展還是歷史實踐中，我們都難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后對比的人都知道，大多數國人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獲得了吃飽飯的機會，而國人餐桌上肉食數量和結構的增加與改善也是改革開放所推動的市場化之下生產力的爆發所帶來的，與是否擁有肉食畜禽的種質資源并沒有必然的和直接的聯系。事實上，中國各地都擁有非常豐富和優質的傳統畜禽種質資源，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前并沒有給國人帶來肉蛋奶這類優質食物蛋白的餐桌自由和每天都有口福享受，甚至連代表著糧食短缺的糧票也是進入上世紀九十年、在那位世紀老人南巡講話時候才消失的。因此，是否擁有優質的種質資源，絕不是餐桌自由的充分條件，白羽肉雞種質資源的國產化也并不意味著國人必然的“吃雞自由“的到來和保證。
從中國內地雞肉供應的發展史與行業實踐和事實來看，正是以正大集團為代表的外資企業的進入，才推動了和帶動了中國肉雞飼養業和飼料業的大發展。而這些外資企業以行業示范與產業引領作用在推動行業產業化、集約化發展，大大提升行業生產力的同時，也以科技創新大大改善與提升了肉雞養殖的料肉比和行業產出能力，讓中國肉雞養殖加工業實現了與世界產業的同步，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雞肉生產與消費國。
肉雞養殖和加工，這一產業化難度相對較低的行業的大發展和生產力的大幅提升，在推動雞肉相對價格大幅下降進而成為國人日常飲食中的重要選擇的同時，也帶動和促進了其他可提供肉蛋奶等優質動物蛋白的畜禽與水產乃至特種養殖加工業的發展，極大地豐富和提升了國人的食品選擇范圍和生活水平。也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才是實現國人“吃雞自由“的根本，”吃雞自由“與白羽肉雞種質資源的國產化沒有必然聯系。
從中國人“吃雞自由“的實現歷史來看，”吃雞自由“一靠改革，二靠開放，而并非靠白羽肉雞種質資源的國產化。正是改革所推動的中國內地市場化擯棄了計劃經濟對于生產力發展的各種制度性桎梏，激發了各種經濟主體競相發展的內在動力，才推動了生產力的大爆發，而肉雞產業大發展只是得益于市場化改革的行業之一；也正是開放所帶來的外資企業這一異質生產力的注入，才給中國內地肉雞養殖加工業帶來了質變，激發了肉雞養殖加工這一傳統行業的顛覆性發展，在推動國人”吃雞自由“的同時也讓行業發展實現了與世界同步，并成為世界第一大肉雞養殖和雞肉消費國，也帶動了畜牧業的全面發展與進步。
因此，真正的“吃雞自由“，是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之上。而生產力的發展，是建立在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流動與市場化配置之下，以及開放系統所帶來的科技創新與產業交互自由條件之下。如果違背了這兩點，必然會窒息科技創新、窒息生產力的發展，即便有再豐富和優質的國產肉雞種質資源，也不能解決國人的”吃雞自由“。近年來產能過剩十分明顯的煤炭與電力行業在過剩與短缺之間的過山車式的急速切換、肉豬養殖行業在過剩與短缺之間的過山車式的快速循環，也用鐵的事實再一次證明了對于市場機制的破壞，甚至僅僅是對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能力的限制，即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更不難想象自由開放環境的喪失對于科技創新的致命傷害了。
對于市場機制的破壞與科技創新所必須的自由開放環境的喪失，對生產力的破壞與傷害是必然的。在生產力受到根本性傷害和限制的情況下，再多的資源投入、再多的自有種質資源恐怕也無法解決短缺問題，更不要去奢談什么“吃雞自由”了。
放眼世界文明史和人類發展史，你見過依靠特權和特權下的行政壟斷解決了人類的哪一種需求自由的例子嗎？只有特權才是自由和生產力的真正敵人，也只有保證生產力發揮和進步的自由市場才是實現“吃雞自由”的唯一保證，而其他所有的似是而非的各種說法，不是蠢，就是壞。（財富中文網）
作者柏文喜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IPG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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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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