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經濟社會發展統計圖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況》（下稱“圖表”），在2021年第18期《求是》雜志上公布。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按照城區人口排序，我國超大城市增至7個，分別是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成都、天津。特大城市增至14個，分別是武漢、東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陽、青島、濟南、長沙、哈爾濱、鄭州、昆明、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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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劃分大小便于中央政府資源調配與管控，比如城市達到一定人口規模，修建地鐵的投入產出會比較合理、修建高鐵和空港則利用率更高，相應的配套設施、大型物流與文體設施也都可以根據城市規模給予匹配。中央考慮的資源效率，在城市之間則演化為資源爭奪以及權力分配。
城市規模劃分的主要依據是城區人口數量，千萬以上算超大，之下是特大。武漢城區總人口995萬，差一點成為超大城市，東莞緊隨武漢之后，杭州勉強在列特大城市，國民生產總值更高的蘇州則連特大城市都排不上號。這些也從側面說明了此劃分，更多是基于中央管理的需要，與城市實際發展水平并不完全匹配。
計劃還是市場，東西方都在走相結合的道路；信息化和數字化的高速發展讓中央得以絕對控制地方財稅，也給資源再分配提供了依據。出發點和目標明確，行動之路卻未必順暢。以城市人口定大小的標準，驅動著城市間以各種方式吸引落戶；而城市發展質量、城市發展配套是否匹配就都先放一邊了。把城市人口催大再考慮發展，也就成為了基本操作。
大城市病伴隨城市規模增大而放大，通勤時間過長、教育和醫療優質資源稀缺、生活成本增高、競爭壓力加大都是較為普遍的情況，這也是逃離北上廣的理由。快城市病則是大城市病的高配版本，深圳從漁村到近2000萬的人口不過30多年，學校和醫院實在來不及發展，只能靠錢去挖欠發達地區的優質資源和吸引新進人才市場的高知人群雙管齊下。由此帶來的，是有點能力的都向東南飛去、北清的博士去深圳做了老師，廣大的東北和西北地區只能接受的現實是：僅有的人才流失、少量高素質的畢業生不愿回到家鄉。
城市發展的馬太效應，伴隨著以人口定級的資源調配有加速的趨勢。這樣的情形，在二元的鄉村與城市競爭中已經極度鮮明的顯現了。當很多村鎮的年輕人都去了城市，村鎮的凋敝已無抑制的可能。小城市的發展困境隨著資源再分配的過程，也可能越來越明顯；東北與西北整體面臨的困境也可能會愈發顯現。也許我們需要更多重視鄉鎮發展、東北與西北的發展，而不是只把那些地方當成是大城市發展的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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