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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盧蓉（Ruby Lu）在決定投資快手時，在投資備忘錄上寫下一句話：這是AI的設計。

2021年，快手成功上市，盧蓉從此被業界譽為"快手背后的女人"。在這筆下注的十年后她再回首，發現這個故事沒變：AI依然是她于2019年所創立的美元基金Atypical Ventures投資的主線。過去幾年間，她和另外兩位合伙人繼續在AI+互聯網以及軟硬件的領域深耕。

在中國的創投界，盧蓉的名字或許不如一些同行那樣響亮，因為低調行事是她的一貫風格。她的職業生涯起步于高盛，而后轉戰至DCM，經歷了這只基金從寂寂無名到成為全球頂級風險投資基金的過程，她在此期間投資的易車、快手、UCloud、奇安信等公司都成功上市。她一直堅信，投資不僅僅是資金的注入，更是對企業深度服務的承諾。“我們的風格是與創始人深度對接，口碑在創始人圈內比較好。”她強調，投資人與創始人之間的深度鏈接建立在個人信任之上，這種信任是她投資成功的關鍵——與此相關的一個有趣案例是，早年間，當當網的創始人李國慶曾對一眾投資人“口誅筆伐”，但唯獨沒有提到DCM。

對于幾乎是當前創投界唯一主題的AI，盧蓉認為，AI本身并不是新事物，而是早已被抖音、快手等公司用于變現的技術，未來隨著AI發展以及大模型的能力向各行各業滲透，效率會極大提升。她的投資策略是尋找那些能提供超10倍效率提升的AI產品，因為這樣的產品才能帶來真正有穿透力的用戶體驗和商業化能力。

在DCM的十多年間，盧蓉的投資成功率超過70%。她說她從小就喜歡觀察人，甚至一度想投身專門與人打交道的記者職業，也是這種對人的直覺判斷和深刻理解推動她走上投資之路以及取得遠高于行業平均水平的“命中率”。她認為，通常在與企業合作的前6個月，就能判斷出企業領導者是否靠譜。同時，她也強調：“我們基金崇尚的一句話是，盡職調查是我們一切信任的根本。”她和團隊會進行高強度的盡職調查，從各種角度去判斷一個項目。

盡管中國經濟和企業當前都面臨一些挑戰，曾經叱咤中國創投界的美元基金大門似乎也在逐漸關閉，但在談到中國企業的未來時，盧蓉表示，雖然創業難度有所增加，但中國市場的規模依然很大，中國企業也越來越優秀，尤其在AI領域，依然有著巨大的潛力和機會。她透露Atypical投資的一些企業，即使還在比較早期的階段也已經能實現穩定的現金流，甚至在賬上趴過億的資金。這種能力是她在選擇投資項目時比較看重的因素，當然也注定了Atypical的下注會非常挑創始人。

沿襲她在DCM時期就已貫徹的“少而精”的投資風格，這位深耕AI領域的女性投資人，正在以其獨特的方式，影響著中國乃至全球的創投生態。這背后是她對投資事業一如既往的熱愛。她坦言，盡管已經實現了經濟自由，但她仍然愿意為了熱愛的事業早起趕飛機，去不同的城市看項目，“甚至習慣了蹲著上廁所”，因為很多創業公司的辦公條件確實比較艱苦，而只有真正的熱愛，才能讓人在面對困難時不覺痛苦。

她傾注半生精力的投資之路，可追溯到35年前的一樁“奇遇”。一對美國夫婦當時來到盧蓉所在的廈門教英語，他們很喜歡盧蓉，并邀請她前往美國學習。這對夫婦就是卡內基梅隆大學已故知名教授Randy Pausch（蘭迪·波許）的父母。盧蓉赴美后在馬里蘭大學獲得了經濟學學位，之后又在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國際研究碩士學位。

這對美國夫婦無疑是她生命中的貴人，身為投資人的她堪稱眾多創業者的“貴人”，而現在她希望通過Atypical成就更年輕的投資人，這也是近年來幾乎未在媒體上露過面的她今年9月一個炎熱的上午在一輛前往上海浦東機場的網約車里接受《財富》專訪的初始緣由。當天，她在早晨見完一撥創業者后要趕回香港。即便是在如此匆忙的行程中，她也并未顯露疲態，談到自己過往的投行和投資經歷以及一些人生感悟時都充滿熱忱，在想起她最近看過的一篇關于哈佛女孩劉亦婷成為普通中產的文章后還當即轉發給筆者并附言：“人生是場馬拉松！”

對于Atypical的另外兩位合伙人邵帥和劉超而言，投資這場馬拉松可能只是剛剛開始，尤其是在美元基金面臨前所未有挑戰的時候。曾在騰訊和華為2012實驗室工作的邵帥，后來獨立創業并進入投資行業；劉超則曾在谷歌中國擔任工程師和產品經理，后來創立了健康類APP樂動力并成功被阿里巴巴收購，之后也與投資結緣。作為創投界的新生力量，他們顯然為這家美元基金的投資決策帶來了更多元化的支撐，也更愿意發出自己的聲音。以下是筆者與邵帥和劉超的對話：

創投生態劇變，拼資本不再是主導性規則

劉蘭香：美元基金現在發聲比較少，其實關于Atypical的公開信息也比較少，你們為什么在現在這個時候選擇站出來發聲？

邵帥：我們覺得基金最本質的是要給LP創造回報。很多項目很早就喊得很響，可能只是一時的喧囂，反而是泡泡瑪特或米哈游這樣早期無人問津但多年后聲名鵲起的項目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所謂“母憑子貴”，很多事沒必要刻意去喧囂。但現在確實整個創投環境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也聽到創業者一些悲觀的聲音，此時此刻我們站出來也是想給創業者一個樂觀的聲音，就是無論如何我們還在，我們還有錢，也想繼續支持有想法的創業者。另外一個因素是，AI或者出海讓我們也看到信息技術產業下一個結構性的變化，也是我們想去捕捉的巨大機會。

劉蘭香：你說你們聽到創業者一些悲觀的聲音，你聽到最悲觀的聲音是什么？

邵帥：悲觀的聲音主要源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大環境，很多人覺得經濟在下滑，看不到過去20多年那種蓬勃向上的狀態，整體信心不足。二是在創投領域，資本的充裕度不如以前了，以前創業者可以階段性地擊鼓傳花，天使輪有個想法就能拿到融資，A輪做一個PMF（product and market fit）就能再拿到錢，但現在創業者要做出更多的東西，比如天使輪后就得跑出商業化，這也勸退了很多的創業者。

劉蘭香：我看到一個說法，對于早期投資來說，團隊和產品是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團隊的后續融資能力。現在對于創業者來說，其實后續融資能力是打了一個比較大的問號。

邵帥：是的。但這句話也有特定時代下的語境。這種持續的融資能力對應的是過去互聯網時代的一個生存規則，因為在互聯網時代，美元基金或者一些頭部的基金都喜歡尋找超級平臺，它早期不需要賺錢，更多是把用戶規模給卷起來，然后讓用戶在上面不斷消費，最后再去找商業模式，這必然是一個巨大的資本游戲。而現在除了一開始就需要有巨大研發投入的一些項目，其它項目，比如消費，就不見得是這個游戲規則，因為消費是相對線性增長的生意，如果在早期融資階段就不賺錢，為什么說后面融到更多資就能賺錢？如果把過去互聯網時代的邏輯套用在消費上，反而會讓一些正常做消費該有的增長邏輯扭曲變形。

劉蘭香：AI項目一般也需要大資金，但不一定能很快產生持續的現金流，所以對AI的投資是不是介于原來對互聯網平臺的投資以及對消費的投資這兩者之間的一種狀態？

邵帥：什么狀態其實取決于你所投AI的類型，如果說你拼的是底層大模型，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資本游戲，因為你需要獲取很多數據、買很多算力，雇傭很多優秀的工程師做算法，有點類似互聯網時代燒出一個超級平臺的邏輯。但是當模型能力具備之后，上層不同領域的應用不見得都要燒很多錢，你無論在to B還是to C端找到一個垂直行業的場景和需求，利用模型的能力和自己工程化的能力做好客戶或者用戶體驗，可能一開始就是賺錢的。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大規模的應用出現，但在一些領域，有些項目已經跑得很好了，可能用幾百萬美元就能夠賺錢。所以這是兩個維度的問題，底層之爭一定是資本的，而且很多都是產業資本，像國內的阿里和騰訊都有這方面投資或者自己去做，因為他們害怕丟了船票。

投得少而精，說的人多但做得到的人少

劉蘭香：說到宏觀環境的變化，Atypical創立的時間是2019年，之后幾年間經歷了從疫情到地緣政治沖突到宏觀經濟下滑等各種變化，回頭來看，你們認為這只基金的創立是在一個好的時機嗎？

劉超：基金都會經歷周期，因為投資的周期就是每幾年一個輪回，尤其作為一支長期的基金，基本上在任何一個時間點進場都需要穿越市場的好與壞。如果對過去這五年進行復盤，我覺得2021年的市場非常紅火，當時我們基金也只是投了三四個項目，屬于比較冷靜的。我們真正開始感受到寒冬的到來是2022年和2023年，但從2022年到2024年，我們還是保持每年投三四個項目的頻率，所以我們在不同的周期還是以不變應萬變。這背后的原因，首先是我們希望能有很好的項目質量，當然每個基金都這么希望，但是我們真正表現在動作上，一是不管好年壞年，我們都投得少而精；二是我們盡量避免在好的年份有FOMO（fear of missing out）心理。其實市場好的時候所有投資人都會擔心錯過，但我們會比較嚴格地把控質量，而在市場不好的時候，我們會勇敢地去做投資，這個也很難，因為市場不好的時候，沒有資本的擊鼓傳花，比較容易讓人產生恐懼，這個時候我們愿意去做判斷和下注，我認為這也是一個VC的本分。

劉蘭香：在市場紅火時，你們保持克制，但有沒有真的錯過一些后來看確實很好的項目？

邵帥：我們經常會復盤錯過的項目，而且進行持續的追蹤，也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學習。但作為以少而精為特色的早期基金，我們錯過的錢一定是比我們賺到的錢要多很多倍的。我們首先是接受這一點，然后再去做一系列的投資判斷。錯過是常態，如果一個都不錯過，我們是不可能用這么小的團隊去覆蓋那么多的項目。

我們團隊五個人，到現在為止被投項目有18個，每個人手里需要管三到五個項目。我們的時間和精力分配與一定階段的市場環境也有關系，比如市場好或者項目多的時候，我個人60%的時間可能會在新項目的尋找和投資判斷上，40%時間會在投后上，但是前兩年相對來說創業者的數量減少，新項目也變少，加上系統性的環境會讓被投企業面臨更大的壓力，那我們在投后管理的精力上可能會占到60%，尤其是在每個項目的關鍵時刻，比如說遇到危機或者需要拓展新市場，我們都會跑到CEO身邊，陪他去做這些事。我們的一個原則是，創業公司CEO給我們發微信或者打電話，無論我們多忙，都要在24小時之內回復并解決。

所以與其它相對大型的基金相比，Atypical合伙人的精力能比較充分地給到創業者。我們所有的合伙人都是從最早找到項目、到面見創業者、再到盡調并做完投資判斷，之后擔任創業公司的董事，我們是深度陪伴創業者，就是合伙人自始至終一條龍地服務創業公司。

劉蘭香：這種打法在創投行業是比較少見，為什么你們要這么做？

劉超：首先我們認為投資人只有在非常早期才能與CEO和創始團隊建立深度的信任和默契，因為如果它已經是一個成功公司，彼此之間就是純生意關系，但在早期它還名不見經傳或者還很弱小的時候，你們就可能成為真正的戰友，這種信任關系其實是無可替代的。比如我們投的一個數據庫公司需要去美國建立團隊，當時我和 這家公司CEO就一起面試每個候選人，幫他們建立了一個非常精干的團隊。但如果一個基金有五六個人同時對接一個CEO，就不會有那么深的信任。

我們發現這個事情并不完全是利他的，Atypical也因此形成一個非常高級的立體玩法，因為投資人所有的認知其實都來自于優秀的創業者，比如我們有家被投公司是做軟件的，公司創始人過去四五年每周都有至少100個小時投入在這件事，他對這個行業可以說了如指掌，他每兩個星期給我上一個小時的課，讓我也建立了對這個行業很全面的認知。這樣的公司發展得好，這個領域新的創業者都會來找這個創始人獲取建議，我們相當于也就接觸到了這個領域幾乎是所有的好項目，這就是讓創始人的認知和網絡成為我們自己的認知和網絡。

與創業者關系的這種深度關系要求我們必須投得非常精，每顆子彈都要命中優秀的創業者，從而倒逼我們形成很強的投資門檻。少而精加上深度服務是我們的方法論精髓。這種方法是很難復刻的，因為幾乎每個VC都會說自己的項目質量很高，但要拿出數據，基金有多少人，每個合伙人每年投多少項目，然后項目平均有多少能走到比較后面，這些客觀的數字一定要跟這套打法吻合才行，就是團隊人員要少，投的項目要少，然后項目確實也都發展得不錯。

劉蘭香：這個模式是你們基金在一開始成立的時候，大家就有共識要去推動的嗎？

邵帥：對，這個模式是一以貫之的。Ruby在這個行業20多年摸索出來這個方式，她在DCM基金的時候就證明了這套方式是有效的，之后她把這個方法論更加清晰地貫徹到了Atypical。我們跟Ruby這四五年的磨合當中，從一開始半信半疑到現在也越來越篤信這個方法論，是因為發現它真的很有好處。但Atypical也不是全球唯一這么做的，這其實是非常經典的硅谷VC打法，比如Benchmark（1995年成立的美國風投基金）以及早年的美國紅杉。為什么很多LP喜歡投我們這種打法的基金？因為他們通過過往幾十年積累的數據發現用這種方法的GP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基金通常會有亮眼的表現。真正在VC行業很多年的人知道這種方式是可行的，只不過要有戰略定力去貫徹到底還是很難的，因為你首先要抵抗住基金規模變大、團隊人員變多、項目變多這樣的誘惑。

地緣政治影響不可避免，但美元基金仍有空間

劉蘭香：說到LP對你們的認可，其實資金的屬性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投資風格，你們現在LP的情況怎么樣？

邵帥：我們是一個美元基金，LP來自全世界，普遍都是比較長線的機構。我們盡量避免單一的資金來源，因為單一資金來源的抗風險能力會差一點。我們前面兩期的基金期限都長達13年，其中2~3年是延長期。現在國家政策鼓勵耐心資本，我們的LP確實都是一些耐心資本。

劉蘭香：剛剛你們也提到紅杉這個非常老牌的美元基金，去年他們宣布中國的機構獨立出來獨立運作，你們怎么看待這類現象？

邵帥：美元基金在中國誕生之日起就與美國密不可分，它的起源地在美國，同時有一套全球的投決會，在中國要投什么項目，最后全球的合伙人要共同決定，但這樣一種治理方式現在行不通了，地緣政治的因素很多，美國明確要審查這些機構在中國投的項目，尤其是科技領域，那么同一個美元基金品牌下的治理就不可避免地要分開。我們沒有身在其中，很多事情我們也不知道，我們還是比較專注于自身，更多的是跟創業者打交道，因為創業者天生有一些樂觀的精神，在市場不好的時候他們也會傳遞很多積極的信號，尤其如果基金是“掐尖”的策略，我們就是跟最好的創業者打交道，會發現最好的創業者也是希望能夠在熱的時候保持冷靜，在冷的時候保持樂觀，正好跟我們的節奏比較吻合。

劉蘭香：但是你們投的科技類項目也比較多，會不會也因為地緣政治因素受到一些投資方面的限制？

邵帥：我們倒還好，因為我們一直以來聚焦于所謂互聯網平臺或者偏消費類的領域，擅長的事to C層面，而今天很多被限制或卡脖子的領域本身也不是我們的能力圈或者說天性。我們還是順應自己的天性，延續在TMT時代積累的優勢，看這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的優秀創始人做什么，無論是投AI還是投出海，都是沒有被限制的。我們投的AI是偏應用端的，也沒有在大模型領域出手，所以相對來說比較自由。

雖然大家說什么美元基金受限，但從我們的體感來看，很多創業者還是很歡迎我們這樣的長線基金。我們確實很少碰到因為我們的幣種而拒絕我們的項目，而且我們也跟一些人民幣基金或者國資背景的基金合作去投一些項目。現在有些人說美元基金在中國市場沒有機會了，這其實太絕對了，美元基金還是有很多獨特的優勢，首先是期限一般都在10年以上，對于初始階段需要有研發投入而不賺錢的創業者更能夠容忍；第二是美元基金倡導的精神是愿賭服輸，我們從來沒有跟創始人簽過業績對賭或回購協議；第三是它能帶來全球化的資源，尤其是一些AI項目，在它成立的第一天我們就希望它是瞄準的全球市場，而我們可以給它帶來全球化的渠道資源和合作伙伴。比如我們投的一家做建筑機器人的公司在國內驗證成功之后瞄準海外市場，但作為一個出生在中國的創始人，對于怎么建立海外的渠道和合作伙伴是陌生的，所以我就帶著他從新加坡開始，找到當地的建筑巨頭并對產品進行實際的演示和評測，最后把合作伙伴建立起來，之后他的產品在新加坡賣得也很好。

劉蘭香：美元基金的優勢明顯，但現在大家也比較關注退出難的問題。你們怎么看待這類問題？你們從2019年到現在已經投過的項目里面有退出的嗎？

劉超：我們現在還沒有通過上市退出的項目。退出其實是整個VC行業的大難題，因為美股有政治因素，港股和A股有流動性和審核制政策上的一些障礙。但是相對來說美元基金在港股和A股退出我幾乎沒看到什么限制，特別是我們投的大多數東西也不敏感。對美股來說，其實是大家共同的困難，但大門也不是就完全關閉了，現在還是不斷有中概股赴美上市，只是說數量級比以前少了很多。

另一方面，美元基金的退出渠道未來是不是會更多向A股和港股傾斜？可能到了那個時間點，沒有更多選擇的時候會是這樣的。我們一直很歡迎A股和港股的退出通道，因為我們投的項目有很多搭的也是JV架構。中國資本市場也只有打開退出通道，才能真正刺激底層的創新創業。

中美科技邊界是政治性劃分，最優秀公司必然全球化

劉蘭香：再談談AI，你們整體的投資邏輯是什么？

劉超：我們復盤自己的投資方向，發現AI其實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科技變量。如果大概把我們過去的項目和接下來要布局的方向分為軟件、硬件和互聯網三個賽道，首先互聯網我們有很多成功案例，包括Ruby投資過的快手和Musical.ly（TikTok的前身），我們認為互聯網還在快速進行新陳代謝，所以過去五年我們也在持續下注，比如票圈短視頻，它現在是國內最大的中老年的的短視頻平臺，現在是2億MAU的產品。AI+互聯網會是我們未來10年長期投資的賽道，我們堅信這里面有很大的機遇，只是現在技術還不成熟，除了智能水平需要提升，還有成本和性能的問題，但我們看到過去一年半成本和性能已經得到數量級優化，而技術一旦成熟，一些AI+互聯網應用就有可能會大爆發。

第二個賽道是AI相關的軟件，像我們投資的數據庫公司近期也開始做AI基礎上面的提速，以及為大模型公司提供一些基礎軟件的支持。to C的機會我們持續關注但確實還有點早，to B機會更多，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商業化的應用跑出來。我們首先投的是內容創作方面，這一波AI+軟件最先解決實際問題的是內容創作，包括圖像視頻音樂。第二是AI相關的硬件，我們投了助聽器和自動駕駛，都是用AI優化產品體驗的公司，另外還有AI玩具等硬件。

其實我們不是說刻意要跟AI去掛鉤，而是AI事實上已經變成一個底層的東西，無論是Ruby過去投的還是Atypical投的所有項目，可能85%以上都是AI驅動。AI本身就是生產力工具，只不過這個生產力工具在以新的方式在變得更通用更智能化，包括驅動一些新場景的出現。

邵帥：對于這一波的AI創業者，我們投資的標準也會發生一些變化。純TMT時代做平臺或者是做應用的創業者，不一定要有高深的技術能力，可能只要是一個好的產品經理或者設計師就行，比如抖音的張楠，但今天我們不僅要看產品跟市場的需求匹配度，還要看創業者或者整個團隊對于模型、技術、AI的理解，他們對所謂用戶的體驗值要非常敏銳。

劉蘭香：AI的發展可以說日新月異，你們怎么看待技術迅速過時等方面的風險？

劉超：優秀的工程師對技術跟進的速度其實比正常人快很多，所以我們要追著那些最優秀的工程師去投，而不是追著他當下最新的技術去投，因為技術可能不到半年或一年就會變得很普及，只投技術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我們通常會衡量創業團隊的技術、工程師的水準是不是足夠高，高水準的工程師會快速學習新技術，反而可以持續保持技術的領先性。

當然，有的產品確實會被替代，比如我原來寫英文時會用的一個小軟件現在就被ChatGPT替代了，這種代際的替代是不可避免的，說實話也很難預測。遇到這種情況只能說我們去幫助創始團隊盡快適應新的技術時代。如果他在舊時代有很強的包袱，反而容易錯過這些新的趨勢，真的就沒有辦法，所以要每個項目具體來看。比如自動駕駛，我們投了鑒智，現在很多的量產車都在用它的自動駕駛方案，它是一個成立了四年的公司，有自己的技術架構，但過去兩三年讓大家感到更興奮的是端到端的AI大模型做自動駕駛，因為這種新技術能幫助自動駕駛的汽車更靈活地應對路面復雜情況，而鑒智在這方面就跟進得非常快，我前幾天見到創始人，他說已經有一個項目在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對這樣的技術團隊就會很放心。

劉蘭香：你們會感覺到現在的AI投資有泡沫嗎？

邵帥：泡沫肯定有，但還不夠多，我們希望有更多的資金和創業者投入到AI，來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當然 AI有客觀的發展規律，大模型在美國誕生，國內的大模型還在追趕過程中，這可能也是應用層的一些創新或者創業者所遲疑的點。但還有一點值得創業者關注，就是當國內AI模型或能力等方面不成熟的時候，創業者可以先做海外市場，因為美國的模型能力具備了或者說創業生態更成熟，AI創業者不妨先在海外市場定義產品，等國內環境成熟后再殺回來。這跟過去可能是倒著來的。

中國和美國的科技邊界是一種政治性的劃分，其實2022年之后這幾年誕生的中國最優秀的科技公司都是全球性的公司，包括中國現在發展最好的幾個大模型公司，它們都是直接跟 OpenAI這樣的公司去比較，包括一些國外的應用開發者也會用中國的開源大模型，這就是最近三四個月發生的事情。在科技領域大家其實沒有那么多的政治色彩，我們也希望有國際視野的創業者能跟我們一起玩。當年大家創立Atypical就是希望通過這家機構來培養更多優秀的投資人，發掘更多優秀的創業者。中國的人才是足夠的，作為投資人的我們也更希望中國的項目能跑出來。我們應該用全世界的資本、用全世界的最先進的技術去服務全世界的用戶。（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