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国产_亚洲人成在线高清,国产精品成人久久久久,国语自产偷拍精品视频偷拍

首頁 500強 活動 榜單 商業 科技 領導力 專題 品牌中心
雜志訂閱

從影后到CEO:她們憑實力書寫好萊塢的女性故事

ELLIE AUSTIN
2024-04-07

不妨看看這些一線明星采用了哪些策略,來幫助行業內的其他女性提升她們的地位。

文本設置
小號
默認
大號
Plus(0條)

《芭比》叫好又叫座,主創卻為何無緣奧斯卡?圖片來源:RODIN ECKENROTH—WIREIMAGE/GETTY IMAGES

作為一個好萊塢的頂流女星,康妮·布里登是很少能聽見“不行”這兩個字的。

康妮·布里登是一位好萊塢女演員兼制片人,曾獲得艾美獎提名,曾出演過《白蓮花》、《勝利之光》和《納什維爾》等多部影視劇。她在好萊塢內外人脈甚廣(連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都自稱是她的粉絲)。她還是一位風險投資人,同時她還是達特茅斯大學董事會成員和聯合國親善大使。

即便是這樣一位杰出的女性,當她想為女性發聲時,依然免不了處處碰壁。比如去年10月份,布里登在出席《財富》最具影響力女性峰會時曾坦言,她的深藍制作公司(Deep Blue Productions)2022年制作了一部女性題材的劇集,結果在路演時遭到了好萊塢某知名工作室高層的無情拒絕。

這部美劇名叫《歇斯底里的女人》,講述的是的一個家庭里的四個女人,而且她們都在經歷不同的荷爾蒙變化期。“劇里的女兒剛剛來月經,她媽媽則處在更年期,她姐姐正在治療不育的問題,而她的祖母雖然已經絕經了,卻正在享受一生中最高質量的性生活。這絕對是一部好劇,這樣的劇誰不愛看?”布里登向觀眾們介紹道,而觀眾們也大笑著表示同意。

然而,布里登告訴觀眾們,《歇斯底里的女人》最終還是被斃掉了。工作室給出的原因是,他們已經有一部劇在播了,而且那部劇里“已經有四個女人了”。工作室的高管們覺得沒必要再制作一部女性題材的劇集,而且他們覺得觀眾也不會對此有任何興趣。

這個故事引來了觀眾們更多的笑聲,還有些觀眾交頭接耳表示不敢相信。當然,一部關于荷爾蒙是如何影響女性情緒的劇集未必適合所有觀眾,但布里登的意思還是很明顯的——現在的好萊塢基本上還是一個男權世界。

后來,布里登在接受《財富》采訪時表示:“我的公司一直在努力拓展人們的思維,好讓大家意識到,并非只有女性才會去看女性題材的電視劇。”不過事實是,“女性運營和主導的節目并沒有多少空間。”

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雖然美國早在6年前就通過“MeToo運動”和“Time’s Up運動”刮起了反性別歧視和反性騷擾的風,2023年還被稱為“女孩年”,泰勒·斯威夫特、碧昂絲、SZA、芭比等也早已成為美國的流行文化符號,甚至給美國經濟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增長,但是這都不影響好萊塢的頂層力量仍然是“男孩俱樂部”。

2023年10月,康妮·布里登在《財富》最具影響力女性峰會上發言。圖片來源:STUART ISETT FOR FORTUNE

眾所周知,女性是絕對的消費主力軍。據統計,到2028年,全民可支配支出的整整四分之三都將由女性把控,另外,屆時各大平臺44%的電視觀眾都將是女性。作為消費的主力,女性本該擁有相應的文化和經濟影響力,但是從目前文娛行業為女性提供的藝術和娛樂產品的價值來看,二者之間顯然存在巨大的脫節。比如《芭比》這樣一部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女性電影,雖然憑借15億美元的全球票房成為了華納兄弟影業有史以來最成功的電影,但它的導演格蕾塔·葛韋格和主演瑪格特·羅比依然在今年1月份的奧斯卡獎提名中遭遇冷門,這也足以說明這一點。

2023年出版的《燒毀:權力、共謀與好萊塢的變革呼聲》一書的作者莫琳·萊恩指出:“《芭比》的遇冷說明了文娛行業的一個問題——他們看到了女性的存在,卻沒有傾聽女性的聲音。女性向的作品可以成功,但是成功之后,就是悄悄地從哪里來回哪里去。”

這也是不是奧斯卡獎第一次遭到類似指責了(奧斯卡獎的評委們以男性居多,女性只占三分之一)。比如2015年的奧斯卡獎提名演員一水的都是白人,從而引起了網友的激烈吐槽。2年后,“好萊塢第一惡棍”哈維·韋恩斯坦事件被爆光,在娛樂行業內外引發了地震,人們鼓勵女性大膽地說出她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再后來,好萊塢成立了一個名叫“Time’s Up”的組織,專門致力于解決各行各業的性別歧視和性騷擾問題。

“出于多種原因,那段時間,我感覺自己更有力量了。”曾出演《女子監獄》的女演員兼制片人阿莉西亞·萊納說。“如果我看到了什么問題,我就會用一種跟以前不同的方式去表達。我不再是22歲時那個幼稚的自己了,不會再由于覺得有些不妥的事是潛規則、是你必須去做的,而就被迫去做。”

但是在此之后,作為一個組織,“Time’s Up”卻在一系列內斗和利益沖突中走向了解散。而“MeToo運動”也沒有如愿在美國引起深刻的社會變革。但被這些運動激勵的女性卻并沒有放棄為自己發聲。就像電影《芭比》那樣,好萊塢的女性正在掌控屬于她們自己的話語權。

吉娜·戴維斯媒體性別研究所所長兼CEO瑪德琳·迪諾諾表示:“隨著‘Time’s Up運動’的興起,女性們的力量團結了起來,直到現在,一些非常有實力的女性高管和女演員還在繼續接力奔跑。曾經參與‘Time’s Up運動’的人們并未失去他們的熱情和積極性。”

在商業界女性的帶動下,好萊塢的一些大牌明星——包括很多被認為已經“過氣”的好萊塢明星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影響力,以顛覆傳統的權力結構,增加女性的代表性。

當然,在好萊塢,很多事情的做法跟其他行業是不太一樣的。比如布里登、莉娜·韋瑟、瑞茜·威瑟斯彭和維奧拉·戴維斯等影視明星都在打造新的變革工具,包括由女性領導的制作公司、導師項目,以及基于社交媒體和粉絲效應的多平臺商業帝國,等等。

應該說,她們的努力是起了作用的。起碼乍看上去,現在的好萊塢已經迎來了各種膚色、各個年齡段的女性百花齊花的時代。比如去年,華人女星楊紫瓊以60歲的年齡成為了首位獲得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的亞洲女性。另外,歷來以男性為主角的美劇《真探》的最新一季也變成了朱迪·福斯特和卡莉·賴斯的雙女主探案,而且該劇的導演組還多了一位女導演伊薩·洛佩茲。另外,與前些年的《黃金女郎》和《欲望都市》等劇相比,現在不同年齡段的女性的出鏡頻率更高了,比如《外籍人士》、《壞姐妹》、《宿敵》、《黃蜂》等影視作品。2015年,喜劇演員兼作家艾米·舒默的一部中年女演員在失去性價值后被邊緣化的一部短劇曾在網上受到熱捧,今年她將執導愛情喜劇《生活與貝絲》的第二季。亞馬遜最近也買下了一部尚未命名的迷你短劇,該劇由49歲的漢娜·沃丁漢姆和53歲的奧克塔維亞·斯賓塞飾演女主,據悉她們在劇中還將有大量打戲。

但是,除了這些頂流明星,好萊塢的整體生態仍然不容樂觀。南加州大學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在2023年票房最高的100部電影中,只有30部是由女性主演的,或者至少片中有一位女主角,這個數字與2010年持平,甚至還在2022年的基礎上顯著下降了——2022年票房前100名的電影中,有44部電影是有女主角的。南加州大學今年年初的另一項研究還發現,在2023年票房前列的電影中,只有12.1%是由女性導演執導的,相較于2018年的4.5%只能說是稍有提升。至于好萊塢制片廠管理層在男女平權上做得如何,目前尚無可靠數據。不過去年,好萊塢有4位負責多元平等和包容工作的高管(4人皆為女性)在10天內相繼離職,這不得不讓人擔憂這個歷來由男人把持的行業是否正在變得更加保守。

南加州大學教授、安南伯格包容性倡議(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的發起人史黛西·史密斯表示:“有幾個人在這方面做得相當不錯,比如伊薩·雷、阿娃·杜威內,再比如趙婷和瑞茜·威瑟斯彭。問題是,雖然你能想到這幾個名字,但是你很可能高估了你要解決的問題的難度。”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不妨看看這些一線明星采用了哪些策略,來幫助行業內的其他女性提升她們的地位。很多明星將她們的女性主義與精明的商業策略融合在了一起。下面是幾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做法。

引領網絡風尚

2013年,女演員兼制片人瑞茜·威瑟斯彭創建了一個Instagram賬戶,然后發布了一條母親節的祝福信息。接著,她上傳了一張考特尼·沙利文的小說《約定》(The Engagements)的照片,并配文道:“我喜歡這本書,有人讀過它嗎?”

正是為了解瑞茜·威瑟斯彭在屏幕以外的生活,很多人加入了“瑞茜讀書會”(Reese’s Book Club),它現在在Instagram已經擁有近300萬粉絲,現在的“瑞茜讀書會”已經發展出了自己的媒體公司。這種模式是由“奧普拉讀書俱樂部”首創的,它也造就了很多知名作家和富翁。現在,好萊塢差不多每個女星都有自己的讀書俱樂部。當然她們這樣做是有原因的——這種讀書俱樂部很容易吸粉,同時也容易推動一些小說的影視化改編。

在首次發出那條帖子4年以后,威瑟斯彭與她的制片公司Hello Sunshine正式成立了“瑞茜讀書俱樂部”,并宣布她將每月關注一本女性向讀物。同年,該公司改編的《大小謊言》贏得八項艾美獎。如果有人問,威瑟斯彭為什么能找到一個同時征服了觀眾和評委的好故事,那么她的讀書俱樂部肯定功不可沒。

很快這個讀書俱樂部就成了一個作家孵化器(當然它力捧的主要是女性作家。)2018年,迪莉婭·歐文斯的《蝲蛄吟唱的地方》(一譯《沼澤深處的女孩》)被威瑟斯彭看中,不到12個月,這部小說就售出了100多萬冊。對當時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人作家來說,這個成績顯然是相當了不起的,畢竟這部小說初版只印了2.8萬冊。這部小說后來還被改編成了電影——當然也是由威瑟斯彭的Hello Sunshine公司改編的,而且全球票房達到了1.443億美元,據報道,這部電影的預算僅為2400萬美元。這個IP在商業上的成功,也充分說明了威瑟斯彭的多平臺戰略的力量。

在社交網絡上,威瑟斯彭展示了一個非常樂于且擅于與粉絲聊天的形象,而且她頻繁地在網上“曬”她的家、她的孩子和她的明星朋友們,當然這些照片都是經過精心選擇和把控的。這種做法讓她迅速成了一個超級網紅,她的Instagram賬戶擁有3000萬粉絲,不論她推薦什么書、電影、電視劇還是其他藝人,都會產生極其強大的引流效應。

Hello Sunshine的CEO薩拉·哈登表示,威瑟斯彭非常重視與粉絲群體的互動,而且會認真研究自己的社交媒體分析數據。“她會認真傾聽女性的聲音,并與女性群體互動。”這一點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收效。可以說,威瑟斯彭無意間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效的“公式”,能夠把好萊塢最依賴的各種“IP”的價值發揮到最大。

作家、演員兼制片人莉娜·韋斯也走的是同樣的路線。她的媒體公司Hillman Grad與獨立出版機構Zando公司合作出版了一部小說。她對《財富》表示:“并非每部小說都需要進行影視化改編,但是這確實已經形成了一個有效的管道。因為如果一本書賣得好的話,它就已經有了一個自帶的觀眾群。”

為別人撐開一扇門

師徒傳承這種形式在好萊塢也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它對女性來說尤為重要。比如簡·方達在《金色池塘》的片場從凱瑟琳·赫本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梅麗爾·斯特里普也經常為維奧拉·戴維斯提供人生建議。但是隨著一系列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性騷擾等問題被“MeToo”和“黑命貴”等社會運動暴露出來,一些人開始試圖圍繞“師帶徒”開展商業化運作,以幫助更多女性和有色族裔走上人生巔峰。比如,阿娃·杜威內就經常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推廣那些剛剛嶄露頭角的新人,特別是黑人電影人的作品。

Hello Sunshine公司最近也推出了一個Hello Sunshine Collective項目,專門為女性商業領袖和女性內容創造者提供營銷、策略和商業合作等領域的支持。該項目首批有17名女性學員加入。莉娜·韋瑟的Hillman Grad公司也成立了一個“導師實驗室”,為一些來自弱勢背景的創意人士提供8個月的免費輔導,培訓內容主要是寫作、表現和高管發展三個方向。

韋瑟指出,最后一個賽道是尤其重要的。“大多數高管或者擁有決策權的人都不是我這樣的人。就算某個公司高層里真的有像我這樣的人,往往最多也只有一個,所以他們最多只能讓你拍一兩部電影。”

莉娜·韋瑟的制片公司致力于為剛剛嶄露頭角的創意人員和高管提供創業輔導。圖片來源:EMMA MCINTYRE—GETTY IMAGES FOR IMDB

編劇、制片人兼導演艾琳·布羅什·麥肯納曾經出演過《穿普拉達的惡魔》和《27套禮服》。她回憶道,2015年她與編劇兼演員瑞秋·布魯姆在美劇《瘋狂前女友》中合作時,她相當于扮演了一個布魯姆的保護者的角色。因為布魯姆當時只有20多歲,而麥肯納比她大了20歲。“這點燃了我的母性本能,我有一種強烈的沖動,想要保護她的創作熱情。”

從那以后,麥肯納通過她的制片公司Lean Machine幫助很多人走上了編劇和導演之路。“我們努力把辦公室變成了一個‘編劇工作室’,我們一直在積極提供幫助,大家可以來這里吃點零食、休息一下。當作家是一條孤獨的路,所以我們會努力營造一種家的感覺。”

在“后Time’s Up時代”,好萊塢的女權運動很多時候都是在非官方層面,通過私人關系悄然發生。韋瑟表示:“很多人說,在我們這個行業,關系是最重要的。我認為你可以換種說法,友誼才是最重要的。因為你可以與很多人建立關系,但如果你有了真正的友誼,它就會超越生意的范疇。”

在好萊塢的女權運動中,基于友情的合作已經成了一股爭取性別平等的重要力量。比如杰米·李·柯蒂斯和朱迪·福斯特公開宣布她的“閨密”關系。再比如威瑟斯彭會為她的朋友們(比如勞拉·鄧恩、妮可·基德曼和詹妮弗·加納人)貼心地安排一些有趣的中年角色。在社交媒體上,你還會經常看到亞美莉卡·費雷拉和伊娃·朗格里亞,或者薩爾瑪·海耶克、佐伊·索爾達娜和 佩內洛普·克魯茲等女影星之間隔空“秀恩愛”。

雖然這些做法本身并非為了宣示女權,但它們也向各大電視臺和工作室傳遞了一條強有力的信息——這個行業里的這些最有影響力的女性已經團結起來了,她們已經做好了打著“讓好萊塢更民主”的旗號,爭取薪酬平等,分享彼此的想法和經驗。

為薪酬平等發聲

2018年,改編自大富豪約翰·保羅·蓋蒂三世被綁架事件的電影《金錢世界》上映了。有消息爆出,該片女主演米歇爾·威廉姆斯的片酬要顯著低于男主演馬克·沃爾伯格。到了2019年,當威廉姆斯因另一部電影斬獲艾美獎最佳女主角時,她向各大影業公司大聲呼吁:“下次如果有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有色族裔女性告訴你,她需要什么來干好她的工作的時候,請聽聽她的話,請相信她的話,因為她的白人男搭擋如果能賺1美元,她就只能賺52美分。”

此事之后,好萊塢的女性們在男女同酬、各族同酬問題上的呼聲日益高漲。比如最近幾個月,電影《紫色》的主演塔拉吉·漢森就直言不諱地談到了她從業以來由于種族問題而在薪酬上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正是由于種族薪酬差距的客觀存在,杰西卡·查斯坦在和奧克塔維亞·斯賓塞就合作出演的一部電影的薪酬問題進行談判時,還得在合同中寫明“最惠國待遇條款”——這是一種特殊的合同條款,意思是各方同意平等交易。美劇《王冠》的克萊爾·福伊也曾說過,她發現她的搭檔馬特·史密斯的片酬竟然比她還高,盡管他們在一起出演了兩季,而且她還是當之無饋的女一號。好在以前這種閉門協商片酬的事兒現在已經很難保密了。

電視編劇兼制片人、PayUpHollywood(一個面向文娛行業員工和助理的權益組織)的聯合創始人利茲·阿爾珀表示:“現在,很多人會積極發聲捍衛自己的權益。關于為所有影視行業員工爭取公平薪酬的討論變多了,而且比以前更公開了,這是一件好事。”但她同時也說:“我們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過也有很多藝人擔心,公開承認自己的薪酬太低,很可能會影響自己的“咖位”。比如女演員兼制片人阿莉西亞·萊納就說道:“你肯定希望所有人都以為你賺了很多錢。如果你要向別人承認,我賺的沒有你想象的多,那么你肯定會擔心,這會不會影響我的商業價值。”去年,萊納曾向《紐約客》表示,她覺得自己出演美劇《女子監獄》的片酬與她付出的價值“不相稱”。《女子監獄》是網飛2013年出品的一部美劇,主要由女性演員出演。

阿莉西亞·萊納認為《女子監獄》的片酬“不合理”。圖片來源:KRISTINA BUMPHREY—VARIETY/GETTY IMAGES

韋瑟提醒剛入行的編劇和導演,不管你是男是女,都要從長遠角度考慮自己的收入前景。“你不能只考慮‘我怎么才能拿到最高的片酬’。”她認為,只有一個新人證明了他有為工作室或者流媒體平臺賺錢的能力,他才有資格更強硬地進行談判。“我們都想走進去跟他們說:‘我想拿更多的錢。’但是我們必須證明自己有這個實力。”

做幕后決策者

雖然女演員親自開制片公司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早在上世紀,瑪麗·皮克福德、露西爾·鮑爾和瑪麗·泰勒·摩爾等女性就創辦了自己的公司——雖然她們都是與丈夫一起創辦的),但是時至今日,女演員要想給職業生涯上一道“雙保險”,并且繼續保持對行業發展方向的影響力,那么向商業女性轉型仍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當然,好萊塢的很多男星也都走了同樣的路。)

“很多非常有影響力的藝人表示:‘我要把自己的命運掌控在自己手中,我要踢開這扇門’,這是一件很棒的事。”迪諾諾說:“這些項目不僅是我自己職業發展的工具,而且我還要打開這扇門,將大家都拉進來。”

現在,康妮·布里登、娜塔莉·波特曼、瑪格特·羅比、奧普拉·溫弗瑞、克里·華盛頓、詹妮弗·安妮斯頓以及許多其他一線女星都有了自己的制作公司。但說起女明星下海創業,最成功的仍然是威瑟斯彭的Hello Sunshine。自2016年成立以來,該公司已經制作了15部電視劇和7部電影,包括《晨間秀》、《黛西與樂隊》和《大小謊言》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2017年啟動的《大小謊言》項目,它將一個本屬于大銀幕的全明星陣容(威瑟斯彭、妮可·基德曼、勞拉·鄧恩、謝琳·伍德利等)搬上了小銀幕。

這部劇改編自莉安·莫里亞蒂的同名小說,它講述了一群加州中年女性的錯綜復雜的人生故事。該劇贏得了無數獎項,收視率也非常高。根據HBO的數據,《大小謊言》第二季的全平臺播放量平均每集都在1000萬左右。它的成功是美劇史上的一個分水嶺,標志著一部講述中年女人之間錯綜復雜的友誼的劇集也可以做到叫好又叫座。(如果是在《大小謊言》上映7年前,很難想象各大影視公司的高管們會對一部以中年婦女之間的糾葛為主線的劇集有什么好感。)

Hello Sunshine公司的CEO哈登表示:“女性很少有機會在電視上看到自己完整的生活經歷,這是一個我們可以抓住的機會,只要你做了,就會有觀眾。而我們的工作就是把這件事做得非常好……如果你能解決女性的話語權和代表性的問題,就能抓住一筆大商機。”

這一理論也在市場上得到了檢驗。2021年,威瑟斯彭將Hello Sunshine的多數股權以9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黑石集團投資的Candle Media公司。不過去年,該公司的盈利僅為預期的8000萬美元的10%。Candle Media公司將此歸咎于好萊塢的大罷工和其他一些行業不利因素。

哈登表示,經常有人問她,相比于盈利問題,Hello Sunshine公司是否更重視“支持擁有獨特聲音和生活經歷的女性”。對此,哈登的回答是:“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兼顧這兩個目標。如果我們無法獲得經濟和盈利上的成功,我們就沒法做下一件事。而且我們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它使我們不必屈服于一些非自然的壓力。”

Hello Sunshine的CEO莎拉·哈登表示,好萊塢的女性在“話語權和代表性”上仍與男性有巨大差距,但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商機。圖片來源:STUART ISETT FOR FORTUNE

不過,南加州大學的史密斯指出,雖然這些女明星創作了很多成功的女性向作品,但我們不能把它視為好萊塢的風向標。“我想說,這是大家期待的一個方向,但它不能代表目前業內其他公司的用人情況。”2023年南加州大學安南伯格包容性倡議的一項研究顯示,在2022年最受歡迎的100部電影中,40歲以上有臺詞的角色里只有25.8%是女性。“如果你不是一線女明星,那么你的機會還是非常有限的。”

好萊塢影視作品對母親形象的表現,是一個尤為令人擔憂的問題。就在本周,梅根·馬克爾宣布她與吉娜·戴維斯研究所和慈善機構“媽媽優先”(Moms First)開展了一項研究,重點分析了美劇中的母親形象。結果發現,美劇里的母親形象非常單一,媽媽們大都是年輕且苗條的白人女性,而且她們很少會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女演員克爾斯滕·鄧斯特在接受《Marie Claire》雜志采訪時也表示,她已經厭倦了只能扮演“悲傷的母親”這種角色。

與此同時,布里登仍然在努力讓《歇斯底里的女人》獲得與觀眾見面的機會。她在《財富》最具影響力女性峰會上向觀眾們表示,正是這是受挫的經歷讓她更加堅定了決心,她更要通過故事去呈現那些女性較少被探索的一面。“現在,與那些阻止這些劇集上映的勢力抗爭,已經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她還與網絡真人秀《粉雄救兵》幕后的制作公司Scout Productions合作,策劃了一檔以化妝為主題的真人秀節目,節目的嘉賓是那些疲憊的單親媽媽。她希望這個節目能不走尋常路,展現出對女性的共情。但是事實證明,這樣一檔節目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原本與她合作的那個電視臺“想要一些……讓你非常頭疼的東西”,所以雙方分道揚鑣了。

“我認為我們已經給它找到了一個新家。”她對《財富》說:“總之,在這個節目播出前,我是不會放棄的。”(財富中文網)

譯者:樸成奎

《芭比》叫好又叫座,主創卻為何無緣奧斯卡?

作為一個好萊塢的頂流女星,康妮·布里登是很少能聽見“不行”這兩個字的。

康妮·布里登是一位好萊塢女演員兼制片人,曾獲得艾美獎提名,曾出演過《白蓮花》、《勝利之光》和《納什維爾》等多部影視劇。她在好萊塢內外人脈甚廣(連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都自稱是她的粉絲)。她還是一位風險投資人,同時她還是達特茅斯大學董事會成員和聯合國親善大使。

即便是這樣一位杰出的女性,當她想為女性發聲時,依然免不了處處碰壁。比如去年10月份,布里登在出席《財富》最具影響力女性峰會時曾坦言,她的深藍制作公司(Deep Blue Productions)2022年制作了一部女性題材的劇集,結果在路演時遭到了好萊塢某知名工作室高層的無情拒絕。

這部美劇名叫《歇斯底里的女人》,講述的是的一個家庭里的四個女人,而且她們都在經歷不同的荷爾蒙變化期。“劇里的女兒剛剛來月經,她媽媽則處在更年期,她姐姐正在治療不育的問題,而她的祖母雖然已經絕經了,卻正在享受一生中最高質量的性生活。這絕對是一部好劇,這樣的劇誰不愛看?”布里登向觀眾們介紹道,而觀眾們也大笑著表示同意。

然而,布里登告訴觀眾們,《歇斯底里的女人》最終還是被斃掉了。工作室給出的原因是,他們已經有一部劇在播了,而且那部劇里“已經有四個女人了”。工作室的高管們覺得沒必要再制作一部女性題材的劇集,而且他們覺得觀眾也不會對此有任何興趣。

這個故事引來了觀眾們更多的笑聲,還有些觀眾交頭接耳表示不敢相信。當然,一部關于荷爾蒙是如何影響女性情緒的劇集未必適合所有觀眾,但布里登的意思還是很明顯的——現在的好萊塢基本上還是一個男權世界。

后來,布里登在接受《財富》采訪時表示:“我的公司一直在努力拓展人們的思維,好讓大家意識到,并非只有女性才會去看女性題材的電視劇。”不過事實是,“女性運營和主導的節目并沒有多少空間。”

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雖然美國早在6年前就通過“MeToo運動”和“Time’s Up運動”刮起了反性別歧視和反性騷擾的風,2023年還被稱為“女孩年”,泰勒·斯威夫特、碧昂絲、SZA、芭比等也早已成為美國的流行文化符號,甚至給美國經濟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增長,但是這都不影響好萊塢的頂層力量仍然是“男孩俱樂部”。

2023年10月,康妮·布里登在《財富》最具影響力女性峰會上發言。

眾所周知,女性是絕對的消費主力軍。據統計,到2028年,全民可支配支出的整整四分之三都將由女性把控,另外,屆時各大平臺44%的電視觀眾都將是女性。作為消費的主力,女性本該擁有相應的文化和經濟影響力,但是從目前文娛行業為女性提供的藝術和娛樂產品的價值來看,二者之間顯然存在巨大的脫節。比如《芭比》這樣一部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女性電影,雖然憑借15億美元的全球票房成為了華納兄弟影業有史以來最成功的電影,但它的導演格蕾塔·葛韋格和主演瑪格特·羅比依然在今年1月份的奧斯卡獎提名中遭遇冷門,這也足以說明這一點。

2023年出版的《燒毀:權力、共謀與好萊塢的變革呼聲》一書的作者莫琳·萊恩指出:“《芭比》的遇冷說明了文娛行業的一個問題——他們看到了女性的存在,卻沒有傾聽女性的聲音。女性向的作品可以成功,但是成功之后,就是悄悄地從哪里來回哪里去。”

這也是不是奧斯卡獎第一次遭到類似指責了(奧斯卡獎的評委們以男性居多,女性只占三分之一)。比如2015年的奧斯卡獎提名演員一水的都是白人,從而引起了網友的激烈吐槽。2年后,“好萊塢第一惡棍”哈維·韋恩斯坦事件被爆光,在娛樂行業內外引發了地震,人們鼓勵女性大膽地說出她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再后來,好萊塢成立了一個名叫“Time’s Up”的組織,專門致力于解決各行各業的性別歧視和性騷擾問題。

“出于多種原因,那段時間,我感覺自己更有力量了。”曾出演《女子監獄》的女演員兼制片人阿莉西亞·萊納說。“如果我看到了什么問題,我就會用一種跟以前不同的方式去表達。我不再是22歲時那個幼稚的自己了,不會再由于覺得有些不妥的事是潛規則、是你必須去做的,而就被迫去做。”

但是在此之后,作為一個組織,“Time’s Up”卻在一系列內斗和利益沖突中走向了解散。而“MeToo運動”也沒有如愿在美國引起深刻的社會變革。但被這些運動激勵的女性卻并沒有放棄為自己發聲。就像電影《芭比》那樣,好萊塢的女性正在掌控屬于她們自己的話語權。

吉娜·戴維斯媒體性別研究所所長兼CEO瑪德琳·迪諾諾表示:“隨著‘Time’s Up運動’的興起,女性們的力量團結了起來,直到現在,一些非常有實力的女性高管和女演員還在繼續接力奔跑。曾經參與‘Time’s Up運動’的人們并未失去他們的熱情和積極性。”

在商業界女性的帶動下,好萊塢的一些大牌明星——包括很多被認為已經“過氣”的好萊塢明星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影響力,以顛覆傳統的權力結構,增加女性的代表性。

當然,在好萊塢,很多事情的做法跟其他行業是不太一樣的。比如布里登、莉娜·韋瑟、瑞茜·威瑟斯彭和維奧拉·戴維斯等影視明星都在打造新的變革工具,包括由女性領導的制作公司、導師項目,以及基于社交媒體和粉絲效應的多平臺商業帝國,等等。

應該說,她們的努力是起了作用的。起碼乍看上去,現在的好萊塢已經迎來了各種膚色、各個年齡段的女性百花齊花的時代。比如去年,華人女星楊紫瓊以60歲的年齡成為了首位獲得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的亞洲女性。另外,歷來以男性為主角的美劇《真探》的最新一季也變成了朱迪·福斯特和卡莉·賴斯的雙女主探案,而且該劇的導演組還多了一位女導演伊薩·洛佩茲。另外,與前些年的《黃金女郎》和《欲望都市》等劇相比,現在不同年齡段的女性的出鏡頻率更高了,比如《外籍人士》、《壞姐妹》、《宿敵》、《黃蜂》等影視作品。2015年,喜劇演員兼作家艾米·舒默的一部中年女演員在失去性價值后被邊緣化的一部短劇曾在網上受到熱捧,今年她將執導愛情喜劇《生活與貝絲》的第二季。亞馬遜最近也買下了一部尚未命名的迷你短劇,該劇由49歲的漢娜·沃丁漢姆和53歲的奧克塔維亞·斯賓塞飾演女主,據悉她們在劇中還將有大量打戲。

但是,除了這些頂流明星,好萊塢的整體生態仍然不容樂觀。南加州大學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在2023年票房最高的100部電影中,只有30部是由女性主演的,或者至少片中有一位女主角,這個數字與2010年持平,甚至還在2022年的基礎上顯著下降了——2022年票房前100名的電影中,有44部電影是有女主角的。南加州大學今年年初的另一項研究還發現,在2023年票房前列的電影中,只有12.1%是由女性導演執導的,相較于2018年的4.5%只能說是稍有提升。至于好萊塢制片廠管理層在男女平權上做得如何,目前尚無可靠數據。不過去年,好萊塢有4位負責多元平等和包容工作的高管(4人皆為女性)在10天內相繼離職,這不得不讓人擔憂這個歷來由男人把持的行業是否正在變得更加保守。

南加州大學教授、安南伯格包容性倡議(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的發起人史黛西·史密斯表示:“有幾個人在這方面做得相當不錯,比如伊薩·雷、阿娃·杜威內,再比如趙婷和瑞茜·威瑟斯彭。問題是,雖然你能想到這幾個名字,但是你很可能高估了你要解決的問題的難度。”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不妨看看這些一線明星采用了哪些策略,來幫助行業內的其他女性提升她們的地位。很多明星將她們的女性主義與精明的商業策略融合在了一起。下面是幾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做法。

引領網絡風尚

2013年,女演員兼制片人瑞茜·威瑟斯彭創建了一個Instagram賬戶,然后發布了一條母親節的祝福信息。接著,她上傳了一張考特尼·沙利文的小說《約定》(The Engagements)的照片,并配文道:“我喜歡這本書,有人讀過它嗎?”

正是為了解瑞茜·威瑟斯彭在屏幕以外的生活,很多人加入了“瑞茜讀書會”(Reese’s Book Club),它現在在Instagram已經擁有近300萬粉絲,現在的“瑞茜讀書會”已經發展出了自己的媒體公司。這種模式是由“奧普拉讀書俱樂部”首創的,它也造就了很多知名作家和富翁。現在,好萊塢差不多每個女星都有自己的讀書俱樂部。當然她們這樣做是有原因的——這種讀書俱樂部很容易吸粉,同時也容易推動一些小說的影視化改編。

在首次發出那條帖子4年以后,威瑟斯彭與她的制片公司Hello Sunshine正式成立了“瑞茜讀書俱樂部”,并宣布她將每月關注一本女性向讀物。同年,該公司改編的《大小謊言》贏得八項艾美獎。如果有人問,威瑟斯彭為什么能找到一個同時征服了觀眾和評委的好故事,那么她的讀書俱樂部肯定功不可沒。

很快這個讀書俱樂部就成了一個作家孵化器(當然它力捧的主要是女性作家。)2018年,迪莉婭·歐文斯的《蝲蛄吟唱的地方》(一譯《沼澤深處的女孩》)被威瑟斯彭看中,不到12個月,這部小說就售出了100多萬冊。對當時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人作家來說,這個成績顯然是相當了不起的,畢竟這部小說初版只印了2.8萬冊。這部小說后來還被改編成了電影——當然也是由威瑟斯彭的Hello Sunshine公司改編的,而且全球票房達到了1.443億美元,據報道,這部電影的預算僅為2400萬美元。這個IP在商業上的成功,也充分說明了威瑟斯彭的多平臺戰略的力量。

在社交網絡上,威瑟斯彭展示了一個非常樂于且擅于與粉絲聊天的形象,而且她頻繁地在網上“曬”她的家、她的孩子和她的明星朋友們,當然這些照片都是經過精心選擇和把控的。這種做法讓她迅速成了一個超級網紅,她的Instagram賬戶擁有3000萬粉絲,不論她推薦什么書、電影、電視劇還是其他藝人,都會產生極其強大的引流效應。

Hello Sunshine的CEO薩拉·哈登表示,威瑟斯彭非常重視與粉絲群體的互動,而且會認真研究自己的社交媒體分析數據。“她會認真傾聽女性的聲音,并與女性群體互動。”這一點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收效。可以說,威瑟斯彭無意間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效的“公式”,能夠把好萊塢最依賴的各種“IP”的價值發揮到最大。

作家、演員兼制片人莉娜·韋斯也走的是同樣的路線。她的媒體公司Hillman Grad與獨立出版機構Zando公司合作出版了一部小說。她對《財富》表示:“并非每部小說都需要進行影視化改編,但是這確實已經形成了一個有效的管道。因為如果一本書賣得好的話,它就已經有了一個自帶的觀眾群。”

為別人撐開一扇門

師徒傳承這種形式在好萊塢也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它對女性來說尤為重要。比如簡·方達在《金色池塘》的片場從凱瑟琳·赫本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梅麗爾·斯特里普也經常為維奧拉·戴維斯提供人生建議。但是隨著一系列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性騷擾等問題被“MeToo”和“黑命貴”等社會運動暴露出來,一些人開始試圖圍繞“師帶徒”開展商業化運作,以幫助更多女性和有色族裔走上人生巔峰。比如,阿娃·杜威內就經常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推廣那些剛剛嶄露頭角的新人,特別是黑人電影人的作品。

Hello Sunshine公司最近也推出了一個Hello Sunshine Collective項目,專門為女性商業領袖和女性內容創造者提供營銷、策略和商業合作等領域的支持。該項目首批有17名女性學員加入。莉娜·韋瑟的Hillman Grad公司也成立了一個“導師實驗室”,為一些來自弱勢背景的創意人士提供8個月的免費輔導,培訓內容主要是寫作、表現和高管發展三個方向。

韋瑟指出,最后一個賽道是尤其重要的。“大多數高管或者擁有決策權的人都不是我這樣的人。就算某個公司高層里真的有像我這樣的人,往往最多也只有一個,所以他們最多只能讓你拍一兩部電影。”

莉娜·韋瑟的制片公司致力于為剛剛嶄露頭角的創意人員和高管提供創業輔導。

編劇、制片人兼導演艾琳·布羅什·麥肯納曾經出演過《穿普拉達的惡魔》和《27套禮服》。她回憶道,2015年她與編劇兼演員瑞秋·布魯姆在美劇《瘋狂前女友》中合作時,她相當于扮演了一個布魯姆的保護者的角色。因為布魯姆當時只有20多歲,而麥肯納比她大了20歲。“這點燃了我的母性本能,我有一種強烈的沖動,想要保護她的創作熱情。”

從那以后,麥肯納通過她的制片公司Lean Machine幫助很多人走上了編劇和導演之路。“我們努力把辦公室變成了一個‘編劇工作室’,我們一直在積極提供幫助,大家可以來這里吃點零食、休息一下。當作家是一條孤獨的路,所以我們會努力營造一種家的感覺。”

在“后Time’s Up時代”,好萊塢的女權運動很多時候都是在非官方層面,通過私人關系悄然發生。韋瑟表示:“很多人說,在我們這個行業,關系是最重要的。我認為你可以換種說法,友誼才是最重要的。因為你可以與很多人建立關系,但如果你有了真正的友誼,它就會超越生意的范疇。”

在好萊塢的女權運動中,基于友情的合作已經成了一股爭取性別平等的重要力量。比如杰米·李·柯蒂斯和朱迪·福斯特公開宣布她的“閨密”關系。再比如威瑟斯彭會為她的朋友們(比如勞拉·鄧恩、妮可·基德曼和詹妮弗·加納人)貼心地安排一些有趣的中年角色。在社交媒體上,你還會經常看到亞美莉卡·費雷拉和伊娃·朗格里亞,或者薩爾瑪·海耶克、佐伊·索爾達娜和 佩內洛普·克魯茲等女影星之間隔空“秀恩愛”。

雖然這些做法本身并非為了宣示女權,但它們也向各大電視臺和工作室傳遞了一條強有力的信息——這個行業里的這些最有影響力的女性已經團結起來了,她們已經做好了打著“讓好萊塢更民主”的旗號,爭取薪酬平等,分享彼此的想法和經驗。

為薪酬平等發聲

2018年,改編自大富豪約翰·保羅·蓋蒂三世被綁架事件的電影《金錢世界》上映了。有消息爆出,該片女主演米歇爾·威廉姆斯的片酬要顯著低于男主演馬克·沃爾伯格。到了2019年,當威廉姆斯因另一部電影斬獲艾美獎最佳女主角時,她向各大影業公司大聲呼吁:“下次如果有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有色族裔女性告訴你,她需要什么來干好她的工作的時候,請聽聽她的話,請相信她的話,因為她的白人男搭擋如果能賺1美元,她就只能賺52美分。”

此事之后,好萊塢的女性們在男女同酬、各族同酬問題上的呼聲日益高漲。比如最近幾個月,電影《紫色》的主演塔拉吉·漢森就直言不諱地談到了她從業以來由于種族問題而在薪酬上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正是由于種族薪酬差距的客觀存在,杰西卡·查斯坦在和奧克塔維亞·斯賓塞就合作出演的一部電影的薪酬問題進行談判時,還得在合同中寫明“最惠國待遇條款”——這是一種特殊的合同條款,意思是各方同意平等交易。美劇《王冠》的克萊爾·福伊也曾說過,她發現她的搭檔馬特·史密斯的片酬竟然比她還高,盡管他們在一起出演了兩季,而且她還是當之無饋的女一號。好在以前這種閉門協商片酬的事兒現在已經很難保密了。

電視編劇兼制片人、PayUpHollywood(一個面向文娛行業員工和助理的權益組織)的聯合創始人利茲·阿爾珀表示:“現在,很多人會積極發聲捍衛自己的權益。關于為所有影視行業員工爭取公平薪酬的討論變多了,而且比以前更公開了,這是一件好事。”但她同時也說:“我們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過也有很多藝人擔心,公開承認自己的薪酬太低,很可能會影響自己的“咖位”。比如女演員兼制片人阿莉西亞·萊納就說道:“你肯定希望所有人都以為你賺了很多錢。如果你要向別人承認,我賺的沒有你想象的多,那么你肯定會擔心,這會不會影響我的商業價值。”去年,萊納曾向《紐約客》表示,她覺得自己出演美劇《女子監獄》的片酬與她付出的價值“不相稱”。《女子監獄》是網飛2013年出品的一部美劇,主要由女性演員出演。

阿莉西亞·萊納認為《女子監獄》的片酬“不合理”。

韋瑟提醒剛入行的編劇和導演,不管你是男是女,都要從長遠角度考慮自己的收入前景。“你不能只考慮‘我怎么才能拿到最高的片酬’。”她認為,只有一個新人證明了他有為工作室或者流媒體平臺賺錢的能力,他才有資格更強硬地進行談判。“我們都想走進去跟他們說:‘我想拿更多的錢。’但是我們必須證明自己有這個實力。”

做幕后決策者

雖然女演員親自開制片公司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早在上世紀,瑪麗·皮克福德、露西爾·鮑爾和瑪麗·泰勒·摩爾等女性就創辦了自己的公司——雖然她們都是與丈夫一起創辦的),但是時至今日,女演員要想給職業生涯上一道“雙保險”,并且繼續保持對行業發展方向的影響力,那么向商業女性轉型仍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當然,好萊塢的很多男星也都走了同樣的路。)

“很多非常有影響力的藝人表示:‘我要把自己的命運掌控在自己手中,我要踢開這扇門’,這是一件很棒的事。”迪諾諾說:“這些項目不僅是我自己職業發展的工具,而且我還要打開這扇門,將大家都拉進來。”

現在,康妮·布里登、娜塔莉·波特曼、瑪格特·羅比、奧普拉·溫弗瑞、克里·華盛頓、詹妮弗·安妮斯頓以及許多其他一線女星都有了自己的制作公司。但說起女明星下海創業,最成功的仍然是威瑟斯彭的Hello Sunshine。自2016年成立以來,該公司已經制作了15部電視劇和7部電影,包括《晨間秀》、《黛西與樂隊》和《大小謊言》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2017年啟動的《大小謊言》項目,它將一個本屬于大銀幕的全明星陣容(威瑟斯彭、妮可·基德曼、勞拉·鄧恩、謝琳·伍德利等)搬上了小銀幕。

這部劇改編自莉安·莫里亞蒂的同名小說,它講述了一群加州中年女性的錯綜復雜的人生故事。該劇贏得了無數獎項,收視率也非常高。根據HBO的數據,《大小謊言》第二季的全平臺播放量平均每集都在1000萬左右。它的成功是美劇史上的一個分水嶺,標志著一部講述中年女人之間錯綜復雜的友誼的劇集也可以做到叫好又叫座。(如果是在《大小謊言》上映7年前,很難想象各大影視公司的高管們會對一部以中年婦女之間的糾葛為主線的劇集有什么好感。)

Hello Sunshine公司的CEO哈登表示:“女性很少有機會在電視上看到自己完整的生活經歷,這是一個我們可以抓住的機會,只要你做了,就會有觀眾。而我們的工作就是把這件事做得非常好……如果你能解決女性的話語權和代表性的問題,就能抓住一筆大商機。”

這一理論也在市場上得到了檢驗。2021年,威瑟斯彭將Hello Sunshine的多數股權以9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黑石集團投資的Candle Media公司。不過去年,該公司的盈利僅為預期的8000萬美元的10%。Candle Media公司將此歸咎于好萊塢的大罷工和其他一些行業不利因素。

哈登表示,經常有人問她,相比于盈利問題,Hello Sunshine公司是否更重視“支持擁有獨特聲音和生活經歷的女性”。對此,哈登的回答是:“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兼顧這兩個目標。如果我們無法獲得經濟和盈利上的成功,我們就沒法做下一件事。而且我們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它使我們不必屈服于一些非自然的壓力。”

Hello Sunshine的CEO莎拉·哈登表示,好萊塢的女性在“話語權和代表性”上仍與男性有巨大差距,但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商機。

不過,南加州大學的史密斯指出,雖然這些女明星創作了很多成功的女性向作品,但我們不能把它視為好萊塢的風向標。“我想說,這是大家期待的一個方向,但它不能代表目前業內其他公司的用人情況。”2023年南加州大學安南伯格包容性倡議的一項研究顯示,在2022年最受歡迎的100部電影中,40歲以上有臺詞的角色里只有25.8%是女性。“如果你不是一線女明星,那么你的機會還是非常有限的。”

好萊塢影視作品對母親形象的表現,是一個尤為令人擔憂的問題。就在本周,梅根·馬克爾宣布她與吉娜·戴維斯研究所和慈善機構“媽媽優先”(Moms First)開展了一項研究,重點分析了美劇中的母親形象。結果發現,美劇里的母親形象非常單一,媽媽們大都是年輕且苗條的白人女性,而且她們很少會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女演員克爾斯滕·鄧斯特在接受《Marie Claire》雜志采訪時也表示,她已經厭倦了只能扮演“悲傷的母親”這種角色。

與此同時,布里登仍然在努力讓《歇斯底里的女人》獲得與觀眾見面的機會。她在《財富》最具影響力女性峰會上向觀眾們表示,正是這是受挫的經歷讓她更加堅定了決心,她更要通過故事去呈現那些女性較少被探索的一面。“現在,與那些阻止這些劇集上映的勢力抗爭,已經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她還與網絡真人秀《粉雄救兵》幕后的制作公司Scout Productions合作,策劃了一檔以化妝為主題的真人秀節目,節目的嘉賓是那些疲憊的單親媽媽。她希望這個節目能不走尋常路,展現出對女性的共情。但是事實證明,這樣一檔節目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原本與她合作的那個電視臺“想要一些……讓你非常頭疼的東西”,所以雙方分道揚鑣了。

“我認為我們已經給它找到了一個新家。”她對《財富》說:“總之,在這個節目播出前,我是不會放棄的。”(財富中文網)

譯者:樸成奎

Connie Britton doesn’t often hear the word “no.”

The Emmy-nominated actress and producer has a string of iconic credits, including starring roles in The White Lotus, Friday Night Lights, and Nashville. Well-connected in Hollywood and beyond (Barack Obama once declared himself a Britton fan), she is a venture investor, a Dartmouth board member, and a United Nations Goodwill Ambassador.

But as Britton explained to an audience of female corporate leaders at the Fortune Most Powerful Women Summit in October, the show that her company, Deep Blue Productions, was developing in 2022 wasn’t winning over the top brass at a Hollywood studio she pitched.

An intergenerational drama called Hysterical Women, it would center on four women from the same family, each experiencing a different hormonal shift. “We’ve got a daughter who is getting her period, a mother who is perimenopausal, her sister who is trying to go through fertility treatments, and then we’ve got the grandmother who is through menopause and having the best sex of her life,” Britton told the audience of women. “It’s a fantastic show! Who wouldn’t watch that show?” The audience laughed and murmured assent.

And yet, Britton told them, Hysterical Women was not green-lit. The reason for this? The studio already had a show “on the air with four women,” and executives felt there wasn’t the space—or audience appetite—for a second.

The anecdote elicited more laughter from the audience, as well as guffaws of disbelief. Granted, a show about “hysterical,” hormonal women might not be for everyone. But Britton’s point was clear: Men still run much of Hollywood.

“My company is constantly trying to expand the thinking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at women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are going to watch shows that feature women,” Britton told Fortune in a follow-up interview. But, she said, “there is not as much space for women-run and women-led programming.”

It’s a demoralizing observation, six years after the #MeToo movement went viral and Time’s Up, a workplace equity and anti-sexual-harassment movement spearheaded by Hollywood women, was launched. 2023 was touted as “the Year of the Girl” in pop culture, with Taylor Swift, Beyoncé, SZA, and Barbie dominating the cultural zeitgeist and adding billions of dollars to the economy in the process—but the top layer of Hollywood power is still, largely, a boys’ club.

Women will control a full three-quarters of all discretionary spending by 2028, and they make up 44%?of TV viewers across platforms—but there remains a glaring disconnect between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women as consumers, and the way that art and entertainment made by and for them is valued by industry decision-makers. Even Barbie, a wry, stylish take on women’s empowerment that has earned almost $1.5 billion to become Warner Bros.’ highest-grossing worldwide release of all time, offered a vivid illustration of this, when the movie’s director and star, Greta Gerwig and Margot Robbie, respectively, were snubbed in January’s Oscar nominations.

“The Barbie omission feels like part of a pattern in which women are seen but not heard,” says Maureen Ryan, author of the 2023 book Burn It Down: Power, Complicity, and a Call for Change in Hollywood. They “are supposed to succeed and then quietly be put back into their boxes and placed back on the shelf.”

It’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whose?voting members skew male, with only a third female) has been accused of blind spots. In 2015, no people of color were nominated in the awards’ acting categories, prompting the viral #OscarsSoWhite campaign. Two years later, revelations of predatory behavior by the movie mogul Harvey Weinstein sent shock waves through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d beyond, emboldening women to speak out about the mistreatment they had endured. Then came Time’s Up, an advocacy organization started in Hollywood but focused on workplace equity and stamping out harassment across industries.

“For a multitude of reasons, during that period I felt more empowered,” says Alysia Reiner, an actress and producer known for playing Natalie “Fig” Figueroa in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If I see something, I say something in a different way than I did in the past. I am not the naive 22-year-old who was willing to do some really inappropriate things in the beginning of my career just because I thought that’s what you had to do.”

Since then, Time’s Up as an organization imploded amid a string of alleged conflicts of interest. #MeToo, meanwhile, has not prompted the deep societal change it once seemed poised to. But the women galvanized by those movements haven’t gone anywhere: Just as in Barbie, women in Hollywood are taking control of their own narrative.

“[With Time’s Up], there was a united power base of allies and very high-powered executives and actors who continue to run with the baton,” says Madeline Di Nonno,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Geena Davis Institute on Gender in Media. “The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 haven’t lost their passion or activism.”

Following the lead of women across the business world, some of Hollywood’s biggest stars—including many of an age that would once have been considered “over the hill” in Hollywood—are creating their own levers of influence to upend traditional power structures and increase representation.

That activism looks different, as many things do, in Hollywood. Screen luminaries such as Britton, Lena Waithe, Reese Witherspoon, and Viola Davis are creating new tools for change, including female-led production companies, mentorship programs, and multi-platform business empires built on gargantuan social media followings.

Arguably, their efforts are working. At first glance, we’re in a golden age of on-screen representation for women of all ages and races: Last year, Michelle Yeoh became the first Asian woman to win the best actress Oscar—at the age of 60. The latest season of True Detective—a show that has generally featured male protagonists—stars Jodie Foster and Kali Reis, and has a Mexican woman director in Issa López. Shows with ensemble casts of women of various ages are far more common than they were in the days of The Golden Girls and even Sex and the City: Among the recent crop are Expats, Bad Sisters, Feud, and Yellowjackets. Back in 2015, the comedian and writer Amy Schumer’s sketch about the sidelining of older actresses after their “last fuckable day” went viral—but this year she’s helming the second season of her Hulu rom-com, Life & Beth. And the pipeline looks promising: Amazon recently snapped up an as-yet-unnamed miniseries starring the 49-year-old Hannah Waddingham and 53-year-old Octavia Spencer as action heroines—following a six-way bidding war.

To be sure, beyond the marquee names, the overall numbers are still rather grim. A recently published study by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s 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 found that only 30 of 2023’s 100 top-grossing movies featured women and girls in lead or co-lead roles. Depressingly, this figure is the same as that from 2010. It also represents a marked drop from 2022, when 44 of the year’s most popular films had female leads. Progress behind the scenes is equally uncertain. A different study published by the 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 earlier this year showed that only 12.1% of directors attached to 2023’s top-grossing films were women—only a minor improvement from 2018, when 4.5% of directors were women. While there is no concrete data about diversity at the executive level for studios, anecdotally, the situation appears to be no better. Last year, four high-ranking Hollywood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executives—all women—left their roles within a 10-day period, sparking worry that a traditionally homogeneous sector of the industry was moving backward.

“There are several people who are doing phenomenally well, whether it’s Issa Rae or Ava DuVernay or Chloé Zhao or Reese Witherspoon,” says Stacy Smith, 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rofessor and the founder of the 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 “The problem is that if you can think of a few examples off the top of your head and you call those to mind, you’re going to overestimate the class of events that you’re trying to figure out.”

Still, it’s worth examining the strategies that A-listers are leveraging to democratize the industry for women less recognizable than themselves. Many of them are fusing their activist principles with shrewd business strategy. Here are four of those approaches.

Becoming online tastemakers

In 2013, the actress and producer Reese Witherspoon created an Instagram account. She posted a Mother’s Day message before uploading a photo of J. Courtney Sullivan’s novel The Engagements. ”I love this book!” she wrote in the caption. “Has anyone else read?”

This unassuming window into Witherspoon’s off-screen life was the genesis of Reese’s Book Club, an online reading community with almost 3 million Instagram followers that became a media powerhouse. It’s a model that Oprah’s Book Club, which has made stars (and multimillionaires) of various authors, pioneered. And there’s a reason it seems like every actress has her own book club these days: Such clubs can build attention and fan bases for books, helping movie and TV show adaptations get green-lit.

Four years after her first Instagram book post, Witherspoon officially launched Reese’s Book Club in partnership with her production company, Hello Sunshine, announcing that she would spotlight one woman-centered book per month. The launch came the same year that the company’s adaptation of Big Little Lies won eight Emmys, proving that if anyone could spot a story that would captivate audiences and critics alike, it was Witherspoon.

The book club swiftly became a literary kingmaker (or queenmaker, usually). Less than 12 months after Where the Crawdads Sing by Delia Owens was selected by Witherspoon in 2018, the novel had sold over a million copies, an impressive feat for a work by a then unknown author whose initial print run was about 28,000. The book has since been adapted—by Hello Sunshine, of course—into a movie that made $144.3 million at the global box office on a reported $24 million budget. Its commercial success attests to the power of Witherspoon’s multi-platform strategy.

Witherspoon’s chatty tone and frequent, carefully controlled glimpses of her homes, her children, and her starry friendships made her a megawatt lifestyle influencer, while her 30 million followers made her Instagram account a powerhouse when it comes to popularizing the books, films, TV shows, and fellow artists that she champions.

Sarah Harden, CEO of Hello Sunshine, says Witherspoon takes engagement with her fan base seriously, poring over her own social media analytics. “Reese is hearing from and interacting with women,” she says. And it’s working on many levels: Witherspoon has hit upon a startlingly effective formula for boosting the value of the all-import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at Hollywood relies upon.

The actress, writer, and producer Lena Waithe is doing something similar: Her media company, Hillman Grad, has a book imprint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independent publisher, Zando. “Every book doesn’t need to be turned into a movie or a TV series, although it’s a pipeline that we’re seeing, and it kind of makes sense,” Waithe tells Fortune. “If a book does well, it already has a built-in audience.”

Holding the door open

Mentorship has always existed in Hollywood, and has been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women: Jane Fonda learned from Katharine Hepburn on the set of On Golden Pond, while Meryl Streep frequently dispenses life advice to Viola Davis. But the glaring inequalities exposed by the #MeToo and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s have inspired some to develop more formal, business-focused strategie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women and people of color rising to leadership roles. Ava DuVernay, for example, famously uses her influence to promote the work of up-and-coming, mostly Black filmmakers.

Hello Sunshine is focusing on entrepreneurial mentorship with the recently launched Hello Sunshine Collective, which provides female business leaders and content creators with support from the company’s leadership in areas including marketing, strategy, and partnerships. The collective worked with 17 women for its inaugural cohort. Similarly, Waithe’s Hillman Grad incorporates a Mentorship Lab for creatives from underrepresented backgrounds. Mentees accepted to the eight-month, tuition-free program are separated into three tracks: writing, acting, and executive development.

That last categor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aithe points out: “Most execs and people who have green-lighting ability don’t look like me,” she says. “And if there is somebody in that office or C-suite who does look like us, there’s usually only one of them, so they can probably get maybe one or two movies through.”

Aline Brosh McKenna, a writer, producer, and director whose credits include The Devil Wears Prada and 27 Dresses, recalls becoming a protector figure for the writer and actress Rachel Bloom when they cocreated the CW show Crazy Ex-Girlfriend in 2015. Bloom was in her twenties at the time, while McKenna was two decades older. “It really ignited a maternal instinct in me,” McKenna says. “I had the strong instinct to protect her creative vision.”

Since then, McKenna has helped others achieve long-lasting careers as writers and directors via her production company, Lean Machine: “We try to have our office be like a little de facto writers’ room where we’re always there to help, and people can come by and get snacks and put their feet up. It’s a lonely business being a writer, and so we try to create a sense of home.”

In the post–Time’s Up era, much of Hollywood women’s activism occurs via quiet, unofficial circles of power that are founded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eople say in our industry it’s about relationships,” says Waithe. “I think you could change that. It’s actually about friendships, because you can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a lot of people, but if you have a real friendship, it becomes about more than the business.”

Mixing friendship with busines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ower move in the fight for gender equality in Hollywood—whether it’s Jamie Lee Curtis and Jodie Foster publicly proclaiming their “besties” status, or Witherspoon championing projects that provide her friends (Laura Dern, Nicole Kidman, and Jennifer Garner, to name a few) with interesting roles in middle age. Scroll through social media and you’ll see America Ferrera and Eva Longoria or Salma Hayek, Zoe Salda?a, and Penélope Cruz declaring their love and admiration for one another.

While these posts aren’t explicitly activist, their proliferation sends a potent message to networks and studios: The industry’s most influential women are now a united front, prepared to share ideas, pay-equity data, and experiences in the name of making Hollywood more democratic.

Speaking out about fair pay

In 2018, it emerged that the actress Michelle Williams was paid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her costar, Mark Wahlberg, to appear in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a film about the kidnapping of John Paul Getty III. The following year, when accepting the best actress Emmy for a different project, Williams made an impassioned plea to employers: “Next time a woman—and especially a woman of color, because she stands to make 52 cents on the dollar compared to her white, male counterpart—tells you what she needs in order to do her job, listen to her,” Williams said. “Believe her.”

Since then, women in the industry have only become more vocal on the subject of gender- and race-based pay discrepancies. In recent months, for example, The Color Purple’s Taraji P. Henson has candidly discussed the racial pay gap that she has experienced throughout her career. And it was because of the racial pay gap that Jessica Chastain used the “favored nations strategy”—a contractual term meaning that all parties make equal deals—when she and Octavia Spencer negotiated their salaries for a film they were to costar in. Meanwhile, The Crown’s Claire Foy has reflected on her discovery that her costar, Matt Smith, was paid more than h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she was the show’s star for the two seasons they appeared in together—and said she’s grateful that such pay discrepancies negotiated behind closed doors are now harder to keep secret.

“There’s been a lot more outspoken activism,” says Liz Alper, a TV writer and producer and the cofounder of PayUpHollywood, an advocacy organization for entertainment industry support staffers and assistants. The need for fair pay for all workers in TV and film is “talked about much more openly than it used to be, which is wonderful,” she says, adding,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As in the corporate world, however, admitting to being underpaid can come at a reputational cost. “You want everyone to perceive you as making a lot of money,” says Reiner. “It’s extremely vulnerable to ask, ‘How does it affect my business and my worth if I acknowledge to others that I am not making as much as they perceive me to be making?’” Last year, Reiner told?The New Yorker that she didn’t feel she was paid in a “commensurate” way for Orange, a Netflix series launched in 2013 that was set in a women’s prison and featured a mostly female ensemble cast.

Whatever their gender, Waithe cautions writers and directors starting out in the industry to think long-term about their earning potential. “It’s not just about, ‘How can I get the biggest check?’” she says, pointing out that once a new talent has “proven” their ability to make money for a studio or streamer, they can negotiate more aggressively. “We kind of come in and go, ‘Hey, I want to get paid.’ We all do. But you’ve got to prove that there’s proof in the pudding.”

Taking power behind the scenes

While actresses running production companies is not a new concept (Mary Pickford, Lucille Ball, and Mary Tyler Moore all launched their own companies—albeit alongside their husbands—in the 20th century), today the evolution from actress to business leader is a rite of passage for women wanting to future-proof their careers while also influenc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industry. (Many of Hollywood’s leading men have taken the same route, of course.)

“I think that it’s been wonderful for very powerful artists to say, ‘I’m going to be in control of my destiny, and I’m going to kick the door open,’” says Di Nonno. “‘Not only are these [projects] potentially vehicles for myself, but I’m going to open the door and pull everybody up with me.’”

Britton, as well as Natalie Portman, Margot Robbie, Oprah Winfrey, Kerry Washington, Jennifer Aniston, and many other A-listers have production companies. But it is Witherspoon’s Hello Sunshine that provides the most visible example of an actress building an empire.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16, the company has made 15 TV series and seven film projects, including The Morning Show, Daisy Jones & the Six, and of course Big Little Lies, which broke ground in 2017 by bringing a movie-star cast (Witherspoon, Nicole Kidman, Laura Dern, Shailene Woodley) to the small screen.

The show, an adaptation of the novel by Liane Moriarty, centered on the complicated lives of a group of privileged, middle-aged Californian women and became an awards magnet, as well as a roaring ratings hit; according to HBO, the series’ second season drew an average of 10 million viewers per episode across all platforms. Its success marked a watershed moment for TV, proving that a show about friendships between women with complex, adult lives could become a critical and commercial juggernaut. (Rewind seven years to a world before Big Little Lies, and it’s difficult to imagine executives getting so excited about a show featuring middle-aged action heroines such as Waddingham and Spencer.)

“The lack of women seeing their full lived experience on the screen was an opportunity we’ve all stepped into,” says Harden. “It’s no surprise to anyone that audiences show up if you execute, and our job is to execute really, really well … Addressing this authorship and representation gap is big business.”

That thesis is being tested in the marketplace: In 2021 Witherspoon sold a majority stake in Hello Sunshine to the Blackstone-backed Candle Media for $900 million. But last year, the company’s profit came in at only 10% of its projected $80 million, a shortfall that Candle Media attributed to the Hollywood strikes and other industry headwinds.

Harden is often asked whether Hello Sunshine prioritizes its mission of “supporting women who have unique voices and lived experiences” over profitability (a question corporations trying to balance profits with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re familiar with). “Everything we do has to do both,” Harden says. “We cannot do the next thing if we do not build a financially successful, profitable company. Our success is a form of power because it allows us to say yes to things or no to things without unnatural pressures.”

Still, USC’s Smith cautions against taking these examples of stars championing women-centric productions as a bellwether of the broader situation across Hollywood. “I would say it’s hope for folks to look to, but they are not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ring practices that apply to the rest of the industry,” she says, citing a 2023 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 study that shows only 25.8% of speaking characters over age 40 were women in 2022’s 100 most popular films. “If your name is not Meryl, Maggie, or Judi, your opportunities are going to be very limited.”

The on-screen representation of mothers is a particularly fraught issue. Just this week, Meghan Markle announced that she has collaborated with the Geena Davis Institute and a charity, Moms First, on a study that analyzes the portrayal of mothers in scripted TV shows. The results highlight a lack of diversity: Moms are largely depicted as white, young, thin, and rarely as the breadwinner for their families. And the actress Kirsten Dunst told Marie Claire?that she was sick of being offered only “sad mom” roles.

Meanwhile, Britton is still trying to get Hysterical Women green-lit. The experience has supercharged her determination to champion stories about the less-explored facets of womanhood, she told the audience at the Fortune conference: “Pushing up against the structures that are in place to prevent us from even having those shows on the air,” she said, is now “part of the job for me.”

She’s also developing a makeover-style reality show built around overstretched single mothers with Scout Productions, the company behind Queer Eye. Britton envisages a nuanced, empathetic show that steers clear of sensationalist TV clichés, but that has proved easier said than done. The network that Britton was originally working with on the show “wanted things … that hit you over the head,” and so they parted ways.

“I think we have found a new home for it,” she tells Fortune. “Suffice to say, I will not quit until the show is on the air.”

財富中文網所刊載內容之知識產權為財富媒體知識產權有限公司及/或相關權利人專屬所有或持有。未經許可,禁止進行轉載、摘編、復制及建立鏡像等任何使用。
0條Plus
精彩評論
評論

撰寫或查看更多評論

請打開財富Plus APP

前往打開

            主站蜘蛛池模板: 瓮安县| 舟山市| 屯留县| 安国市| 休宁县| 囊谦县| 麻城市| 新密市| 丁青县| 历史| 虹口区| 成安县| 历史| 政和县| 临汾市| 闽侯县| 贞丰县| 余江县| 广饶县| 碌曲县| 喀喇| 鄂尔多斯市| 永春县| 许昌市| 盐池县| 黄大仙区| 辽阳市| 治县。| 伊金霍洛旗| 白山市| 九龙坡区| 桐城市| 容城县| 昂仁县| 通山县| 涪陵区| 萨嘎县| 米脂县| 八宿县| 剑河县| 康马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