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哈佛校長：我們對未來的預測可能大錯特錯
王昉
2024-04-01
知名美國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Laurence H Summers）曾任美國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最近又成為熱門AI公司OpenAI的董事會成員。多重身份與經驗，為他在研判經濟走勢、技術突破、地緣格局等重大議題時，提供了獨到的視角。
在上周于中國香港舉行的《財富》創新論壇上，薩默斯對話《財富》亞洲執行主編錢科雷（Clay Chandler），分享了他對技術、貿易、就業與增長的最新思考。以下是編輯后的對話實錄。
錢科雷：你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是，全球經濟史上，真正推動變革的兩股最重要的力量是數字革命以及全球化。眼下數字革命和全球化在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數字革命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前進，但是全球化進程好像是在倒退。我想與你討論這兩個相反的進程。首先，你覺得，AI最近取得的突破性的進展，意義有多重大？
薩默斯：技術創新有一種規律，那就是它醞釀的時間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長得多，但一旦發生，它的速度又比我們想象的要快得多。
我認為，最近我們看到的技術創新在幾年內還不會完全改變現有的經濟或是商業模式。跟自動駕駛汽車一樣，AI也會出現“最后一英里”的問題，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真正被廣泛應用。
但我仍然認為，AI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經濟史上發生的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全新的工具，它還是我們通過全新的認知方式擁有的一種能力，它幾乎可以取代所有形式的人類勞動。它對于社會的潛在影響將是非常深遠、非常廣闊的，也非常難以預測。不管我們用AI來報道新聞、寫作詩歌，還是做科學研究、幫助經理人做決策，它的影響都將極其深遠。
我覺得AI的進程不可阻擋，挑戰在于，我們要去調整現有的社會制度、監管方式、社會運轉方式，盡可能地從技術獲利，而把成本和可能的破壞控制在最小范圍內。
錢科雷：每當遇到新的技術浪潮，我們都會討論一個問題：它究竟有沒有推動生產力？如果有，證據在哪兒？2000年初互聯網興起時，就有很多這樣的討論。現在我們又要討論，AI對于生產力究竟有什么提升？這種提升會有多滯后？
薩默斯：很重要的一點是，1995年到2004年間發生的生產力繁榮，可能跟互聯網關系不大，而是跟整個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們在計算機領域所作的投資有關。創新可以給我們帶來非常多的便利和好處，但很多無法體現在統計數據中。舉個例子，我年輕時全美只有四個電視頻道，而我現在可以在上千個電視頻道中選擇，但這種便利并沒有體現在統計數據中。
我認為未來三四年，AI也不會給生產力方面的統計數據帶來任何積極的貢獻。看一看自動駕駛技術，全球已經有幾十萬人甚至上百萬人投身于自動駕駛汽車的技術研發和政策研究，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卡車司機和出租車司機大規模失業的情況。在數據上看，我們的投入大大多于產出，因此體現不出生產效率的提升。
不過AI發展到下一個階段，則會很不一樣，因為到時我們甚至都不需要再投入什么東西，就可以有很大的產出——不論是把AI運用到造房子、老年人陪護，還是運用到醫療診斷，或者是為學生提供定制化的教學等等方面。那時AI將帶來極大的生產力提升，只是離現在還有一段時日。
錢科雷：你提到了技術能夠帶來的好處，但技術也可以帶來破壞。新技術帶來的痛苦、收益和成本，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勻的。你可不可以聊聊AI可能會帶來的問題？
薩默斯：我覺得AI可能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在短期內，我比較擔心的是AI造假。它可能無法偽造金錢，但可以偽造《財富》雜志、偽造你的評論、偽造IP、偽造拜登的講話……被偽造的人的聲譽可能毀于一旦。
一個長遠的擔心，就是當技術和它的創造者脫鉤，而技術又可以這么強大，最終的后果是什么？會對人類這個物種產生什么影響？
一個介于兩者之間的擔心則是，AI將如何影響勞動力市場，如何影響我們對“何為有用的知識”的理解。過去四十多年里，大部分情況下，技術替代的是那些對認知能力需求較低的工作類型，這就是為什么好的大學學歷變得越來越貴，企業高管以及律師的薪酬如此之高。而AI會改變這一點。在醫生和護士之間，它可能先會取代醫生做出復雜診斷的能力，而無法取代護士在手術前握著患者的手安撫患者的能力。在股票交易員和銷售之間，它可能會先取代交易員依據數據判斷市場走勢的能力，而無法取代一位能干的銷售贏得客戶忠誠的能力。所以我覺得，在未來的經濟活動中，哪些技能和工種最有價值，將因為AI而大大不同于現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也必須作出回應。
再舉幾個例子。幾年前，我們都會擔心我們的孩子是否具有編程能力，但AI現在可以替人編程了。以前的人在拿到駕照前，都要具備一些關于汽車的基礎知識，還要能自己動手修輪胎，但到了今天，這些技能都不需要了。我們曾經覺得，你要做一個世界公民，就得學會多門語言，但五年內，同聲傳譯這個職位可能就不存在了，像今天這樣的論壇上，AI可以即時將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巴菲特一直說他非常幸運，因為他有一種特別極致的觀察能力，可以通過一家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辨別出哪些價值被低估了，從而進行投資。但很難說25年到30年后，這種技能是否還會那么稀缺。
什么樣的技能會被追捧，什么樣的技能會被輕易取代，都將因為AI而發生深刻變化。
錢科雷：對于AI造假，我們該做些什么？應該由企業來防止造假，還是需要一個新的監管體系？甚至專門為AI新設一個政府部門？
薩默斯：如何監管AI，我給不出確切的答案。我個人的猜測是，我們會發展出數字水印技術，它可以告訴人們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偽造的。我們還應該立法來懲罰那些壞的行為。但任何人都無法準確預測，未來AI究竟會怎么發展。
每當出現新的技術時，我們都傾向于用這個技術來執行現有的任務，而不會想怎么拿它來創造新的潛力。一個例子是攝像機。攝像機剛被發明的時候，用處就是放在劇院里拍攝舞臺上的表演，直到后來人們才意識到，攝像機可以用來做全新的事情。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20世紀60年代，IBM公司曾經認為，大型計算機的需求在全世界范圍內只有個位數。到了70年代，業界還認為，如果出現一種可以隨身攜帶的電話，全美對這種電話的需求不超過100萬臺。這些都說明，我們無法預見新技術的應用前景，因此也很難考慮要采取什么樣的應對方式。
總的來說，我們需要明白一點，就是現在我們對未來的預測很可能被證明大錯特錯，因此我們的監管架構必須非常靈活，當技術帶給我們的挑戰和機遇都與我們想象的不同時，它也能靈活應對，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錢科雷：美國已經進入了大選季。盡管在其它議題上立場懸殊，但美國兩黨和選民們一致同意中國的崛起是可怕的，是必須抑制的。你覺得這種恐懼合理嗎？中國經濟是否已經開始走下坡路？在兩個候選人中，誰的對華政策更值得亞洲人擔心？
薩默斯：首先，在我多年的政府工作經驗中，我最引以為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關鍵時刻，我與時任中國總理朱镕基有過溝通與合作。中國入世對全球經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對美國和中國來說也是如此。我非常高興有機會在克林頓總統時期為這個歷史進程做出了一點貢獻。
我去過中國很多次。讓我驚嘆的一點是，如果說在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一代人的功夫里，英國人的生活質量指數提高了1.5倍，那么在中國，一代人之間，中國人的生活質量指數提升了50倍都不止，可謂人類經濟史上最偉大的成就。我覺得任何受過教育、有思想的人都應該對這樣的成就感到無比欽佩。
我自己也是中國的欽慕者和朋友。我既可以想象一種情況：中國與美國都成功，讓全球經濟獲益；也可以想象另一種情況：中國與美國激烈對抗，讓全球經濟遭殃。而我很難想象的情況是：中國經濟一枝獨秀，而美國經濟一蹶不振，或者正好相反，美國經濟非常成功，而中國經濟非常失敗。
我覺得中國和美國就像是兩個人，彼此不太喜歡，也不太了解，但同時困在了汪洋大海中的一艘救生艇上，這艘救生艇遠離海岸，身邊風高浪急。這兩個人沒有選擇，必須找到共處之道，才能同時生存下來。
在美國，有很多人因為政治的或其他各種各樣的原因，傾向于跟中國對抗，對這樣的人，我通常都會建議他們更加謹慎。但與此同時，我也不得不說，中國擺出的姿態，比如“戰狼”外交官們發表的言論——以及即便當這些言論很出格時，他們也得以留任——很多時候反而助長了美國的對華強硬派，讓他們在西方的各種政治辯論中占據上風，不管議題是關于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目標還是進攻性軍事力量的部署，是關于美國對盟國的公開政策還是與網絡安全相關的商業監管。我想告訴我的中國朋友們，中國這幾年發出的信號，讓我們這些主張談判和合作的人，越來越難在美國的政治辯論中勝出。
在美國，我早就公開說過，美國政府對中國產品施加的高額關稅，以及其它一系列保護主義措施，都是不明智的，因為這對美國消費者來說意味著更高的物價。更重要的是，這些措施也削弱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因為它們要為來自中國的原材料和產品支付更高的價格。我想提醒我的美國朋友們，在美國的各行各業中，那些要用到鋼鐵的產業雇傭的總人數，是美國鋼鐵行業總人數的逾60倍。所以當我們向來自中國的鋼鐵收取關稅時，我們要仔細衡量這到底在幫助還是犧牲美國工人的整體利益。
回到我先前的比喻：兩個在同一條船上的人，要學會共存之道，合作才是共存之道。（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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