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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像風暴一樣席卷全球，言必稱ESG成為大企業領導者們的日常表現。如何避免ESG議題成為包裝噱頭，如何在企業運營中真正踐行ESG原則和規范，而不只是將其作為標簽？

2023年10月12日，在廣州舉辦的《財富》世界500強峰會上，《財富》主編尚艾儷（Alyson Shontell）與霍尼韋爾中國總裁余鋒和陶氏公司大中華區總裁朱成怡圍繞這一話題展開了討論。

以下為編輯后的對話實錄。

尚艾儷：2020年，中國提出了ESG相應的承諾，也就是“3060”雙碳目標，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我想知道，這個目標對公司開展業務有何影響？

余鋒：這個目標對霍尼韋爾公司有極為重要的影響。一方面，無論是對公司的運營和管理，還是對創新和研發的積極投入，都堅定了我們多年來踐行ESG的信念。我們很多年以前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

另一方面，更提醒我們不僅要幫助中國的客戶在“雙碳”、氣候變化、ESG等方面進一步降低碳排放、提高能效等，實際上，在我們自己的基地里面，包括生產、運營、倉儲等環節以及辦公室，我們也要求這么做。所以對于中國的“雙碳”目標，我們非常歡迎，也感到非常鼓舞。

朱成怡：陶氏作為一家材料科學公司，我們關注的可持續發展方向有三個，分別是氣候保護、循環經濟和更安全的材料。根據陶氏已經公布的計劃，到2030年，我們會每年減少500萬噸碳凈排放量，相當于在2020年的基礎上減少15%，到2050年達到碳中和。陶氏的全球目標與中國的“雙碳”目標是完全吻合的。中國是陶氏最大的海外市場，也是我們第二大國際市場，要達成我們全球的減碳目標，一定要實現在中國的目標，因此我們很歡迎。

中國經濟在“雙碳”目標的引領下開始向新能源、綠色高質量的、可持續的一些行業發展，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機遇，尤其在材料方面。現在中國出口的新三樣，包括動力電池、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其中很多都采用了陶氏材料的解決方案。

尚艾儷：我想談談這些ESG承諾所帶來的挑戰，因為要實現這個目標并不容易，從長期的財務角度來看也是如此。據我所知，霍尼韋爾創建了一個環境可持續發展指數，跟蹤700家公司在減輕氣候影響方面取得的進展。你是否能與我們分享一些相關的經驗？

余 鋒：到目前為止，霍尼韋爾近60%的銷售收入來自幫助客戶在節能環保降碳方面的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全球近兩萬名研發人員在開發的新產品當中，近60%與可持續發展有關。在多年研發工作的實踐中，我們也接觸了大量的客戶。去年10月，霍尼韋爾創建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季度性指數，這可能是同類指數當中第一個由企業來組織、編輯和發布的。

我們最近發布的一期的可持續發展指數當中有四個重要的發現，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我們跟蹤的企業75%以上都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公司工作的重點。第二，80%以上的能源企業和制造企業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公司工作的首要任務，比公司改善利潤、提高質量看得更重要。第三，亞洲的企業在可持續發展上比其他區域更關注、更投入。最后，幾年前，很多企業更多在流程的改進上、效率的提高上來進行可持續發展的耕耘、投資和發展。最近，越來越多的企業“兩條腿走路”：一方面進行流程的改進，一方面加強技術的創新，以此推動他們所在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尚艾儷：非常高興看到亞洲的公司都非常重視可持續發展，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作為跨國公司，你們在中國本土的ESG目標和你們全球的ESG目標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

余 鋒：霍尼韋爾在中國已經有近90年的歷史，中國是我們全球重要的市場。作為在紐交所上市公司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公司全球的戰略方針，我們在2021年4月份就提出，到2035年，公司在全球的所有業務運營和設施，包括工廠、運營基地、辦公室等都要做到碳中和。我們遵循全球各地的政策和要求，每年、每個季度、每個月都要檢視這些數字的變化、業績的提高和項目的進程。同時，霍尼韋爾在中國有超過8000名員工、20多間工廠、50多家公司，我們一直積極關注中國出臺的各項規定和方針政策，比如剛才提到的“3060”目標，嚴格了解、認真關注中國政府和中國客戶的要求，并在中國執行。

國家工信部在幾年前推動綠色工廠認證。在2017年、2018年的時候我們就有工廠拿到了工信部的認證；到現在為止，我們在中國實現的銷售收入當中，有一半以上來自被國家或者省一級政府認定的綠色工廠。簡單來講，既要根據公司總部的要求和安排，同時又要符合中國的國情。除了公司的內部管理，我們更應該在產品的開發上，配合中國政策和中國客戶的要求，積極調整研發戰略和銷售策略。

朱成怡：在陶氏，我們認為，要實現社會與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包括企業、供應商、政府、社區等價值鏈上的各個環節和利益相關方的通力合作，共同分擔可能增加的成本才有機會實現。

中國政府對ESG目標的決心可能會幫助我們實現這個宏偉的目標。特別是中國近年來新能源、綠色可持續行業的快速發展，為陶氏實現如綠色能源的供應等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所以陶氏根據當地不同的情況，因地制宜地推進實現碳中和，包括循環經濟。我們認為中國乃至亞洲，在塑料廢棄物的回收方面會有一定的優勢，我們在積極布局，思考在中國，如何將這個領域做得比較出色，幫助陶氏在全球實現變廢為寶和循環經濟的大目標。

余 鋒：我想再舉個例子，就是霍尼韋爾怎么根據中國的國情把我們的先進技術應用到中國本土。今年5月份，我和公司業務部門的同事在四川成都參加了一個簽字儀式，四川人很喜歡吃火鍋，盡管我是江浙一帶人，我也很喜歡吃火鍋。火鍋里面有很多油，吃完火鍋以后，里面的油就浪費了，如果直接排放火鍋油，會對環境造成污染，特別是四川還有中國的國寶熊貓，所以對整個環境的保護有很高要求。霍尼韋爾看到了這個重大的需求，我們找了一家收集火鍋油等餐飲廢油的企業合作，霍尼韋爾提供技術，他們去建廠，于是就這樣簽訂了協議。不久的將來，在四川這個有大熊貓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喜歡吃火鍋的地方，有年產量30萬噸的火鍋油變成生物航空煤油，可以讓飛機飛行的碳排放減少80%以上。

尚艾儷：真不容易。為了使過程變得可持續，必須花費大量預算，這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很好奇，在商業運營過程中，如何在實現ESG承諾和控制成本之間平衡？

朱成怡：化工材料公司是長周期重投資在前，所以在這個部分確實有很多考慮，也存在很多風險，但我們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事關我們未來有沒有機會繼續在市場上生產和運營的權利，所以從一開始，不管是做投資還是研發，我們都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級別最高的優先項來考慮。舉個例子，陶氏現在所有的研發項目中，87%都與可持續相關，我們的目標是做到100%與可持續相關。

我們的CEO一直在強調，未來一定要做變革性的投資，但這并不容易，我們內部也有很多討論。這些投資可能投入巨大，比如我們在加拿大正在建設和推進一個零碳項目，可能需要幾十億到上百億美元的投入，耗時七八年才能建成，但是該項目建成后可以為全球20%的乙烯脫碳，同時提高15%的產能。所以盡管這是個巨大的賭注，但是我們非常堅決，認為那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事情。在中國，我們也是一樣，比如在一些新的工藝上蒸餾塔技術，降低碳排放，包括嘗試一些生物基的鍋爐來實現碳減排。

余 鋒：我想從短期、中期和長期的角度來講。節能環保、綠色、可持續發展有些是短期的，比如在一棟樓里的無人區域，通過傳感器、感應器可以把空調、燈光關掉；或者辦公室里有自動熱水器，周末的時候沒有人，通過開關有序的控制可以自動關閉。這些投資回報都在12個月內，比較簡單，各個業務部門、各個企業都可以做，很多人都愿意做，既省錢又環保。

有一些項目需要中期的、三年以上的投資回報，有些企業可能就不怎么考慮了，對于這種情況，霍尼韋爾在總部專門組建了一個基金，各個業務部門只要有項目在正常范圍內，是三年的、四年的、五年的，你可能拿不到預算、得不到批準，這個基金就可以提供支持。從2004年開始,霍尼韋爾已經在全球執行了6000多個這種中期項目，到現在為止，因為這些項目的實施，每年真金白銀幫我們節省了1億美元成本，而且每年還在繼續。

同時，我們要考慮企業和社會在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比如，霍尼韋爾一個重要的業務和陶瓷化學有關，我們通過一系列核心技術可以把原油變成柴油、汽油等各種化學產品。中國乃至全世界都在從燃油車加速向電動汽車轉型，若干年以后，柴油、汽油的需求會急劇下降。所以霍尼韋爾在幾年前就做了一個調整，我們要考慮業務轉型，不僅要把原油變成柴油、汽油、乙烯、丙烯這些化學產品，更應該考慮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我們做了大量的投資，比如前面提到的地溝油或廢舊塑料怎么變成可持續的原材料，這需要更長期的投資，投資金額很大，投資周期也很長，但是為了企業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要繼續投入。

目前我們還是很有收獲的，根據我現在看到的數據，全世界現在生產生物航油的企業，70%以上是利用霍尼韋爾的核心技術來生產的，所以我們希望堅持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我們仍然會繼續做長期投資。

尚艾儷：在ESG方面，你對“S”（社會）方面的關注點是怎樣的？

朱成怡：我們提倡包容性、多元性和公平性的工作文化，我們在全球有10個ERG（employment resource group）員工資源小組，員工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背景自由選擇不同的小組互相幫助，在大中華區有74%的員工至少有參加一個員工資源小組，人力主管是100%參加這樣的活動，希望為員工提供平臺，讓他們在工作當中和工作以外，有機會和一些并非直接領導，但有共同背景的同事互相有交流的渠道，讓他們在這個部分感到有歸屬感、有包容性。我們有一個員工資源小組已經存在30多年了，為我們年輕的女性員工在公司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在工作之余讓他們知道有什么樣的機會、什么樣的資源可以利用，更好地幫助其發展。（財富中文網）

編輯：魏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