鯖魚不死：一家洋行繁榮百年的秘密
王昉
2023-09-14
1979年夏天的一個清晨，北京長安街上自行車如潮，一位金發高大的歐洲小伙子裹挾其中。他穿著筆挺的襯衫和西褲，蹬著一輛28寸自行車向西騎行，經過王府井和天安門后，把自行車停在民族飯店門口，這里是他每天上班的地方。他的座駕漆成顯眼的綠色，以便他傍晚下班時能在眾多自行車中一眼認出。
民族飯店的304、305、306房間，被這位小伙子的家族洋行租用作辦公室。空間很緊張，其中兩個房間的衛生間都用來辦公，一個衛生間存放文件，另一個專門放置當時最重要的高科技辦公設備——一臺“雪花(Snowflake)”牌電傳打字機。迥異于雪花的輕盈，這種打字機靠在紙帶上啪啪打孔來記錄接收到的信號，工作起來動靜如此之大，員工們得把門緊緊關上。
2023年的一個春日，年近七旬的捷成漢（Hans Michael Jebsen）先生坐在香港銅鑼灣一間俯瞰維多利亞港的寬大辦公室里，向我回憶起這段近半個世紀前的往事。那是捷成漢第一次來到中國內地，在北京住了四個月。他來自丹麥的捷成（Jebsen）家族，時年20歲出頭，就被父輩們派往中國了解家族生意。自他的祖父1895年與表親在香港以航運和貿易起家，共同創立捷成洋行——也就是今天的捷成集團（Jebsen Group）以來，這個家族就把自己的命運與中國市場緊緊捆綁在了一起。
左圖：1979年捷成漢在北京長城
右圖：2022年捷成漢在香港捷成集團總部辦公室
創立以來的一個多世紀里，在離家七千公里的遙遠東方，捷成經歷一次次戰爭、內亂、瘟疫、禁運、海盜襲擊、自然災害、金融風暴、經濟衰退，在當年林立于中國沿海的眾多洋行中，它是至今仍在持續經營并在多元化發展的極少數之一。它目前代理著超過200個全球品牌在大中華地區的營銷推廣，包括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保時捷跑車、卡西歐手表和戴森吹風機，同時涉足制造與投資，在走出新冠大流行低谷后，2022年營收額達到22億美元。
對于近半個世紀前的北京生活，捷成漢的回憶充滿細節。那時北京的外國人還十分稀少，常去的烤鴨店有三家，“分別靠近一家醫院、一家國有石油公司和中國人民銀行，我們就打趣地叫它們病鴨子、油鴨子、錢鴨子！”他說，父輩們當時做了一個明智的決定，“讓我去香港正式工作前，先接觸中國大陸。”
這是捷成家族的慣例。在深耕中國的130年間，他們的業務曾廣泛分布于中國大陸，尤其是沿海地區。大陸市場更為深廣，但也更波詭云譎。時局好時，他們謹慎向內地擴張，時局變差，他們向南收縮，堅守香港，靜待北邊的廣闊市場再度開啟。
當捷成漢在1979年到達北京時，中國大陸正處于大開啟的前夜，一道門縫已悄然裂開。捷成洋行在撤離大陸15年后被允許重返，為國營企業提供進出口服務，其中一項業務是為《中國建筑》雜志進口照相機，用于拍攝各地的學校、醫院和工廠，作為中國的基建成果對外界展示。此后幾十年間，中國的門越開越大，中外貿易的涓涓細流匯聚成足以左右世界經濟的洪流，捷成洋行捷足先登，為堅守在中國身邊獲得了豐厚的回報。
與捷成漢先生約訪，我希望聽他講述捷成的故事：一家百年家族企業如何在時局、技術、市場、社會的劇烈變遷中，不斷調整自我，適應時代？
我更想知道的是，眼下的新一輪技術突進和地緣緊張，是否對洋行這種最古老的“帶貨”模式構成了根本挑戰？畢竟，數字浪潮讓人們動動手指，無需中介，就能購買到世界幾乎任何角落的商品；另一方面，脫鉤論愈演愈烈，中國的大門或有再度關閉之虞。兩者疊加，是否危及到了捷成的立身之本？
聽罷我的問題，捷成漢微笑著指向辦公桌后墻上的一幅大型油畫。這是一幅抽象派畫作，仿佛一個打翻的顏料盤，鮮艷濃烈的色塊看似紛亂實則有序地排列疊加，從四周向中心匯聚。捷成漢說，它出自一位東德畫家之手。“我喜歡它明亮的色彩，因為即使是在一個陰天，它也會告訴你兩件事：一是做一個樂觀主義者，二是現實總是多種色彩的混合，永遠不會是單色調的。”
1．
捷成洋行的標志，是以花紋環飾的三條鯖魚，在北歐文化中，無時無刻不在游動的鯖魚是勇猛善戰的象征。這也是捷成家族的故鄉——丹麥小城奧本羅城（Aabenraa）的紋章，這個家族有著300年的航海歷史。
早在1860年代，捷成洋行創立30年前，捷成漢的曾祖父就成為家族中到達中國的第一人。他駕駛貿易船只航行至海南島，被這里的繁忙所吸引，最打動他的一個細節是，這里的人們做買賣不靠合同，一次握手就許下莊重的承諾。是他最早決定把業務做到中國來。
在1840年鴉片戰爭致使香港開埠后的幾十年間，這里已經出現了數十間洋行，多為英資和美資，它們從事航運與貿易，令這個昔日漁村一躍成為遠東的商貿重鎮。1895年創立的捷成洋行是個晚到者，也因為不是英資，無法掌控金融、地產、電力這些關鍵資產。但它也會不失時機地提醒貿易伙伴，它從未涉獵過鴉片生意。
起初它為一家德國航運公司做貨運代理，為需要在中國、俄羅斯、日本和東南亞港口間運貨的公司提供租船服務。很快它開始自己做貿易，最先贏得的一項代理業務是把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BASF）著名的人造靛藍染料賣到中國。由于銷售旺盛，接下來的15年間，捷成幫助巴斯夫在華銷售額增長20倍，這段代理關系延續近一個世紀，直到1981年才宣告結束。
在捷成歷史上，這樣維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代理關系筆筆皆是。對所服務的品牌，捷成忠誠且勤勉，常常會在贏得一個代理權后成立一個全新部門來幫助對方拓展在華業務。
1956年，捷成成為德國漢莎航空的香港代理，按照合同要求，它必須開辦一間旅行社，加入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并為漢莎提供一間位于香港中環商務區的辦事處。捷成一一做到后，在1961年促成漢莎航空的首個赴港航班。這段代理關系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末、漢莎建立自己的海外辦事處網絡之后。
上圖：1930年代，捷成為博世公司在天津開設的服務中心
另一段始于1955年的合作關系延續至今。那年，已經成功將第一批大眾甲殼蟲汽車引入香港的捷成希望再下一城，拿下保時捷的代理。保時捷家族當時的掌門人費利·保時捷最初認為自己設計的跑車在香港根本賣不動——這片彈丸之地道路總長度不超過170公里，時速大多被控制在50公里以下。但捷成說服了他，理由是香港有很多富有的汽車發燒友。這被證明極富先見。捷成在1955年將第一輛保時捷跑車引入香港，2001年又將第一輛保時捷引入中國大陸，當年全國共賣出22臺。中國市場迸發的潛力超越了人們做出的最大膽的預測。2022年，保時捷在華銷量達到9.3萬臺，占其全球銷量近30%，而早已不是獨家經銷商的捷成賣掉了其中的1.1萬臺，連續8年蟬聯中國經銷商“卓越保時捷中心”排名榜首。
左圖：1953年，捷成向香港引入首輛大眾甲殼蟲汽車
右圖：2023年3月，捷成汽車旗下海寧保時捷中心開業，其綠色環保設計獲得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LEED）鉑金級認證
捷成始終保持著靈敏的嗅覺。從創立之初的巴斯夫靛藍染料，20世紀初的藍妹啤酒、1920年代的博世汽車設備，再到二戰之后的西門子家電，50年代的大眾甲殼蟲、新世紀的戴森小家電，捷成總能在時局的變幻和消費口味的更迭中，找到最能打動消費者、又具有品牌溢價能力的消費品和工業品，把它們從世界各地帶到中國。
它還有一種順應時代、不斷改變生意模式的柔韌。當我再次問到數字技術和互聯網對洋行模式的沖擊時，捷成漢認真地回應道：“這無疑會是巨大的沖擊，但對我們來說并不是問題，因為捷成早已不是一間傳統洋行。”
他說，130年歷史上，捷成有過三次重大轉型。第一次，從航運轉向貿易；第二次，從簡單貿易轉向為所代理品牌在中國做推廣和分銷；第三次，在2017年創立捷成資本，開始股權投資。
涉足投資，正是因為捷成早已明白代理模式的困境：做得不好要被品牌拋棄，做得太好則可能被品牌“過河拆橋”。從代理變身為股東，就能實現深度綁定，同進同退。用捷成資本股權投資總經理劉亦然的話說：“品牌方不用擔心我們急功近利把他的品牌給做壞了，我們也不用擔心品牌方擠壓我們的利潤空間，過兩年再棄我們而去。”
劉亦然說，捷成主要投資于兩類企業，一類是想要進入中國市場的國外品牌。對這類品牌，捷成不僅可以做代理，利用它的中國經驗提供從市場調研到線下開店的一攬子服務，即使不做代理，它作為股東還能從品牌成長中獲得投資回報。第二類是精于數字營銷的中國企業，它們能幫助捷成迅速跟上數字經濟的潮流。比如捷成最近入股的一家品牌服務商，主要業務是為一些國際知名品牌運營天貓或京東店鋪，它的線上優勢可以與捷成的線下專長形成協同。因為用的是自有資金，捷成的投資風格十分靈活，“投資額度偏大或偏小，投資階段偏早或偏晚，都可以做。”
對新技術、新商業模式的擁抱，令捷成有別于其他一些亦是從洋行起家、仍在持續經營的商貿巨頭，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怡和集團（Jardine Matheson）和太古集團（Swire Group）。以體量作比，怡和與太古要大得多，2022年營收分別是捷成的約16倍和5倍，它們的業務遍布香港和內地的地產、航空、餐飲、零售等傳統行業，但參與數字經濟的步伐顯得保守遲滯。
在捷成，成立僅6年的捷成資本所管理的資產，已占到集團總資產的一半以上。捷成資本對前沿技術也十分敏感，在2019年時就參與了德國生物技術公司BioNTech的B輪融資，這家公司一年后因新冠疫苗研發而聲名鵲起。
不過，貿易代理仍然深植于捷成的基因中，直到今天它的團隊還在世界各地搜尋可能會讓中國中產家庭樂于買單的飲料、玩具和家電。但是，這種消除產品與市場之間信息差的能力，在數字時代是否正變得不再重要？
“捷成能存續一百年以上，能力可遠遠不止消除信息差這么簡單，”澳洲昆士蘭大學商學院教授、常年研究亞洲家族企業的范博宏說，“他們最大的力氣用在長久以來積累的買賣雙方的信任上，這是建立一個商業網絡最重要的投入。”
他說，家族代理的國際貿易中，一筆生意能否做成，除了價格還有很多影響因素，比如供應鏈混亂中能否按時到貨？出貨時價格變化了誰來忍受差價？如果事事訴諸法律，代價太大，更多是靠信任來編織最重要的那張保護網。“誰忍就是犧牲誰，就是在雙方的關系上面做投資。你投入越多，時間越長，積累就越大。”
2.
捷成漢面色紅潤，步履輕快地帶我在辦公室里穿行，這間新冠疫情期間裝修一新的辦公室占據了銅鑼灣鬧市希慎廣場的整三層。他穿一件藏藍雙排扣的西裝，有一種在香港悶濕的酷暑中也會穿戴得一絲不茍的老式做派。窗外的維多利亞港，正是一百年前他祖父船隊停靠的地方，那時的祖父會被稱作“大班”。
辦公室內用灰磚、木飾、黑鋼、皮椅營造出摩登工業風，顯示“老錢”的活力。捷成漢不僅能演奏小提琴，還是活躍的藝術贊助人，辦公室中點綴著多幅當代藝術畫作。穿插其中的是傳承了多代的家族老物件，比如一塊掛在1920年代香港辦公室門外的銘牌、一個來自家族早期船隊的船頭盾。還有一張鑲在玻璃鏡框里的巨幅地圖，是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在1674年繪制的《坤輿全圖》的復制品。
在捷成漢的私人辦公室里，他小心從書架上取下一本兩個巴掌大、散發著淡淡檀香的書冊向我展示，這是1793年首次帶領英國使團訪華的馬嘎爾尼的行記——就是那位著名的拒絕向乾隆行磕頭禮的英國使者，多少后世歷史因他而改變。
捷成漢不疾不徐地向我講述家族故事，這是一個跨越東西、交織歷史與當下的故事。這個家族熟稔從西歐到遠東的各大港口——從曼徹斯特、漢堡、曼谷到青島、上海、海參崴，親歷過近現代史上的許多重要時點——從義和團運動、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到香港回歸。時空的厚度，給了他一種更為抽離的視角，這讓他很少渲染一時一刻的悲喜，而對長時段的歷史進程總是抱持樂觀。
當我問道，新冠疫情三年重創全球貿易，對捷成而言是否也是一段至暗時刻，他回答：哦，我們經歷過比這糟得多的。
捷成的家族資產曾經兩次幾近清零。第一次發生在一戰時，當時故鄉小城還屬于德國領土，捷成漢的祖父持有德國護照，香港殖民地政府不僅凍結了他的銀行賬戶，捷成還被強制歇業。到了1917年，北洋政府對德宣戰，捷成洋行在廣州的分行也被勒令關閉，它在中國多個沿海城市的地產被作為敵產悉數沒收。第二次，二戰結束時，整個家族的資產只剩下了一條叫“美上美號”的船，這艘商船在二戰中被英國政府征用去運送物資，戰爭結束時被返還給捷成家族，令原本以為已經失去了一切的家族驚喜萬分。
“什么是真正的危機？戰爭，饑荒，”捷成漢說。“如果你的生意跌掉10%或20%，那不算是。疫情期間，我的員工沒有病重的，沒有去世的，這是我所在意的。”
疫情加劇了世界的割裂，逆全球化抬頭，他是否擔心中國與外部世界再度脫鉤？他答：“那只是一種修辭，不會發生，也無法發生（will not happen and will not work）。”
這顯然是因為他對貿易的力量和商人們的靈敏深信不疑，畢竟捷成曾經在最割裂的局面中做成生意。就在捷成漢首次來到北京的上世紀70年代，公司的一項業務是幫助中國進口用于基建的零配件。中國閉國已久，急缺這類零配件，但當時還在冷戰期間，出口這類產品的西德遵循所謂“赫爾斯坦主義”, 禁止與承認東德的社會主義國家做買賣。這沒有難倒捷成。它發現貨物可以通過瑞士轉口，于是在瑞士伯爾尼開設分部，巧妙地在兩個對立陣營間打通了貿易通道。
捷成漢不相信中國的大門會再度關閉，或會失去過去四十年它在全球貿易中積攢的核心優勢，原因有些令人意外——他認為中國人有著超乎尋常的對高質量的追求。他舉例說，捷成一度也銷售過丹麥生產的運動服飾，但市場反應很差，因為質量不好。“丹麥人不會在意一根松掉的線頭，但在中國呢，質量烙在人們的腦子里。看看今天中國產的電動汽車，它代表了中國制造所到達的高度。”
如果說全球貿易的未來和中國在其中的位置都不讓他擔心，那么離他更近的香港呢？早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陸港之間政治氣候的變化就讓外界擔憂香港會失去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三年疫情讓香港又失掉不少外資和人才，競爭優勢似有旁落，在國內正在被吸納入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外則有新加坡、東京急于取而代之。這顆東方明珠是否正在失去光澤？
這成了整個采訪中，最讓捷成漢滔滔不絕的一個問題，他努力想要說服我，這個早已被他視作家的城市依然有著旁人無法比擬的生命力。
在1979年體驗了短暫的北京生活后，捷成漢回到歐洲生活了幾年，完成學業，1981年搬到香港，從此沒再離開過。1987年，他將新婚的太太帶到香港，當飛機艙門在啟德機場打開的那一刻，她聞到與家鄉巴西里約熱內盧同樣濕熱的空氣，一下子就愛上了這里。1997年，與香港交接同年，41歲的捷成漢正式從叔叔手中接班，完成了捷成洋行的代際傳承。他活躍在這個城市的社會事務中，是亞洲協會香港董事會成員、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受托人，最近還出任香港-歐洲商業委員會香港分會主席。他的五個孩子盡管都曾回到歐洲求學，但若問起他們哪里是家，答案必然是香港。
捷成漢對香港的認同，不僅因為生活和生意都在這里，更是因為他與這座城市共同經歷了回歸前的焦慮與資本撤離、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的互聯網泡沫破滅、2003年的SARS、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讓香港一次次挺過困境的，他認為，是香港人的兩種特質：首先是他們白手起家的創業精神和永不言敗的韌勁，第二是集體為上的思維方式。“很難在任何一種其他文化中，看到人們如此樂于為一個集體的成功而努力。當你把這兩者相加，這個人群就很難失敗。”
在他看來，香港有一種自我篩選的機制。這個城市被1970年代的一本英文暢銷書稱作“借來的地方”，過著“借來的時間”，雖然被來來往往的人當作中轉站，但總是會吸引下一批心態最積極、最敢放手一搏的人。它有一種無可取代的國際大都會氣質，住在這里的人可以來自中國大陸，來自東南亞，來自北美，但都會迅速被它的氣質同化，這在其他地方很少見到。
他尤其著迷于香港人的一種特質，那就是他們對世間好物的追求。“他們癡迷于最好的紅酒、跑車、腕表和生活方式，他們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好奇，一切都必須是最新的，我的這款比你的那款還要新。這其實是件很好的事。”
左圖：2022年10月，捷成在香港發布德國互動型音響玩具Toniebox及Tonies，這是這一品牌首次被引入亞洲市場。
右圖：2023年5月，捷成旗下自有品牌藍妹啤酒推出新產品藍妹清啤。
3.
從務實的角度看，捷成漢認為，香港的營商環境遠遠沒有一些媒體上說的那么悲觀。
“政策并沒有變化，司法正常運作，邊境正在重新開放，我們可以投資，可以貿易，可以從大陸匯出資金——我覺得人們有時候會忘記，我們生活在運轉多么良好的社會中，”他說。
捷成漢的樂觀和篤定，在很大程度上與捷成洋行規模相對較小、也未上市有關。體量更大的同行們往往更難轉身、風險敞口也更大。同樣是洋行起家、有著百年歷史的香港商貿老字號利豐集團（Li & Fung），在電商興起和疫情的雙重沖擊下，業績和股價連年滑坡，2020年從香港股市退市。
更為龐大的太古與怡和，則因對香港經濟與社會的深度介入，在近年的政治氣候下，常常發現自己處境微妙。比如，以在中國一線城市經營高端商業地產知名的太古集團，旗下資產眾多，而其中真正的“皇冠上的明珠”其實是它控股45%的香港國泰航空。國泰航空先是在2019年卷入香港“反送中”風暴，最近又因為一位空姐的“歧視內地乘客言論”事件登上熱搜，不少媒體在報道中用上了“深挖”“起底”這樣的字眼，矛頭直指“藏在背后的英資太古家族”。產業遍及零售、金融、地產的怡和洋行公眾形象更為低調，但也動輒要被提及從鴉片貿易起家的原罪。
“像太古與怡和這樣的大型企業，很多事情沒有政治背景做不了，當然一定要投資于政治。但像捷成這樣，普通做生意，不需要那么多政治資本，也不需要在政治里面選邊，可以悶聲發財，這是它們的優勢，”香港中文大學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任、家族企業學者鄭宏泰說。
昆士蘭大學的范博宏教授則認為，越是中國與外部關系緊張之際，捷成這樣政治中立、身段靈活的家族企業，就越為中國所需要。“因為他們扮演了中國的窗口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國對外貿易往來不是很順暢的時候，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商業網絡靈活繞過。”
不論規模大小，既然是家族生意，都面對同一個問題：誰來接班。鄭宏泰說，一家家族企業在代際傳承時，常常面對多種周期的疊加：除了生命的周期，還有生意的周期、行業的周期、社會氣氛的周期。“很多時候，接班的那一代會發現，太危險了，還是不要接了，就把生意結束掉了。捷成洋行延續百年以上，說明它很好地平衡了各種風險。”
在捷成漢這里，這個問題也不需多費思量——五個孩子中，恰巧是長子對經商有興趣，拿到了MBA學位，也已在多家金融機構歷練過。今年，他會帶著新婚妻子從歐洲搬回中國，與父親一樣，第一站將是中國大陸。計劃是，他將先加入捷成的上海辦公室，學習普通話，幾年之后再加入香港總部。
眼下，捷成漢還精神奕奕，并無退意。我問他，在中國經商幾十年，最深的體會是什么？他告訴我，在他被第一次送往中國時，家中長輩告訴他三條在中國做事的經驗，他無法總結得更好：“第一，不要自視過高，你沒有那么重要。第二，你是個客人，要表現得像個客人。第三，平等對待所有人。”
在他祖父家中的楹柱上，分左右寫了兩行字，和中國的對聯一樣，左邊是“四海之內”，右邊是“皆兄弟也”。“這很好地概括了一切，”捷成漢說。（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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