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廠”東莞上半年GDP增速僅1.5%的背后,首先是外貿下降與外資產業鏈外遷的影響逐步顯現,其次是行政區劃的負面效應也開始出現,此外脫韁的房價更是制約了發展。如果東莞要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和轉型升級,就要直面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和外資產業鏈的外遷這個客觀事實,同時在并鎮為區、加強基礎建設等方面有進一步的實質性動作。
作為國務院批復確定的珠江三角洲東岸中心城市,東莞有“世界工廠”之稱。最新數據顯示,東莞2023年上半年GDP增速僅為1.5%,無論是較今年一季度(2.2%)還是去年同期(1.6%)的水平均有所下降。廣東省上半年GDP增長5.0%,東莞在21個地級市中增速倒數第一,而倒數第二、三位的肇慶、茂名均增長2.9%,增速接近東莞的2倍。再回想東莞2021年GDP曾邁過萬億門檻、成為繼廣州、深圳、佛山之后廣東第4座GDP超萬億城市的“高光時刻”,目前1.5%的半年度增長數據更凸顯出其GDP失速的現實。
除了東莞GDP失速本身,其暴露的更深層次問題更值得關注——這到底是東莞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偶然,還是另外一個困境的開始?從外因和內因來分析,或許有三個角度值得去思考。
首先是外貿的下降與外資的產業鏈外遷。2022年,東莞出口總額9240.1億元,其與GDP之比高達82.5%,位居全國第二,外貿依存度可見一斑。而2023年上半年,東莞市外貿進出口6186億元,同比下降11.3%,其中出口下降了9.4%。雖然東莞外貿的下降和全球經濟放緩有一定的關系,但更多的是近10年來外資產業鏈從東莞不斷外遷導致的結果。尤其是近5年來,外資產業鏈的不斷轉移和外遷,會逐漸導致外貿訂單的下降,而其影響也逐步在東莞的經濟發展中顯現出來。
值得一提的是,前幾年深圳、廣州的部分企業外遷至東莞,為東莞帶來了活力,也部分彌補了外資產業遷出的留下的黑洞,同時也很大程度上拉動當時的東莞經濟和GDP。然而,這僅僅是特殊時間段的短期產物,相比之下,整個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國際產業鏈的重組和外資產業鏈的外遷,是更需要東莞去面對的客觀事實,也是留給這個城市的最大挑戰。
其次,東莞的行政區劃是嚴重束縛其現在和未來發展的最關鍵因素。作為一個正廳級城市,東莞市卻沒有區(縣)一級的行政機構,直接就是鎮(街道辦)一級單位。東莞目前有32個鎮(包含4個街道辦),另轄松山湖高新區、濱海灣新區。東莞鎮街的書記和鎮長基本上都是高配為正處級干部,濱海灣新區書記則為副廳級。如此眾多且分散的行政區劃設置,在改革開放和加入WTO的初期那一段時期,無論是對引進外資、還是對發揮各鎮街、各村委的積極性和自主性方面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時也讓東莞鎮街形成了一定特色、規模偏小的產業集聚,比如大朗鎮的毛織業、橫瀝鎮的金屬加工業等等。
但是,在過去十來年,這種行政體制區劃的弊端已經逐步顯現,在國家提倡高質量發展和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這種弊端尤為明顯。由于東莞如此多的鎮街一級的單位,鎮街書記和鎮長級別高配、權力過大勢必會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而各個鎮街、各個村委會早期發展又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利益團體和對土地、社會關系等資源的壟斷;同時由于各個鎮街面積太小、自主權力又比較大,因此無法在城市交通、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商業圈、產業園區等方面形成有序的規劃和發展,也導致很難吸引到高素質的人才。東莞目前常住人口超過千萬,但是戶籍人口僅僅在290萬左右。
此外,脫韁的房價也制約了東莞的發展。在2015年以前,東莞的房價一直是大灣區的“價值洼地”“宜居城市”,但從2020年初開始暴漲,到當年12月份,部分地段的房價達到了每平方米4萬多,個別樓盤甚至超過6萬或8萬。很多人當時驚呼“東莞房價一天一個價”。雖然目前東莞房價相對2021年初的高點有所回落,但是相對于國內同等經濟水平的城市,價格仍然偏高。過高的房價短時間拉升了GDP,但是嚴重透支了東莞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基礎建設還不太成熟、高素質人才比例偏少的城市,高房價會帶來更嚴重的發展問題。
盡管如此,當我們展望東莞的未來,會發現其還是有很多積累的優勢:東莞藏富于民,民營經濟活力非常強;勤勞、務實、熱心的東莞人一直是改革發展的弄潮兒;東莞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深處香港、廣州、深圳三個城市的中間。改革開放40年來,東莞積累了非常深厚的基礎,為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只不過如果東莞要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和轉型升級,就要直面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和外資產業鏈的外遷這個客觀事實,同時在并鎮為區、加強基礎建設等方面有進一步的實質性動作。(財富中文網)
作者王磊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資深營銷顧問,商業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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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蘭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