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之后,六歲女童魯比·布里奇斯于1960年走進路易斯安那小學,成為首位進入全白人學校就讀的黑人學生。然而人們很快就發現,僅把不同種族的學生放在同一棟建筑物里并不會終止美國學校教育中的種族隔離。布里奇斯有好幾天在一間空教室里學習,其他白人學生則抵制學校。在整個學年中,聯邦法警必須陪伴布里奇斯進入學校建筑,以保護她不受每天聚集在外叫囂恫嚇并且口出種族歧視惡言的憤怒暴民的騷擾。
在凱洛格學院的管理與組織學教授妮科爾·斯蒂芬斯看來,布里奇斯的故事充分顯示出某些組織對多元化依然采用的看待方式的一個盲點。“我認為許多學校與工作場所將重點放在根據種族、社會經濟地位、性別等等條件把人送進來并提高多元化的理念。”斯蒂芬斯說。“但是把人送進來之后的情況卻很少受到關注。”
在一項近期研究中,斯蒂芬斯與合作伙伴試圖通過探索美國大學的學生之間的真實互動來彌補這一空白。他們想知道:校園內多元化的學生群體是否真的會導致人們與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和種族或族裔背景的人互動?當這些跨族群的互動發生時,它們是否真的為學生帶來了實質益處,例如形成一種更強烈的歸屬感或是提高學業成績?
斯蒂芬斯與曾經領導此項研究的凱洛格學院前博士后學生、現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的麗貝卡·M·凱里、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薩拉·S·M·湯森,以及斯坦福大學的馬里亞姆·G·哈米達尼等人合組成一個研究團隊。他們共同招募大學生,讓他們詳細描述自己的日常社交互動以及從這些互動里得到的感受。
這些數據顯示,僅僅有一個多元化校園本身不足以促進跨社會群體之間的互動,但這也不全然是壞事。在那些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當中,比如少數族裔和社會階層較低的學生,多元化互動經驗比較多的學生報告說更具包容性,也因此在學業上表現更好。
當我們與自己不同的人互動時,會發生什么?
在考慮多元化群體之間的互動時,了解社會科學最常觀察到的一種現象很重要,這種現象就是同質性。這個概念是人們傾向于更喜歡與自己類似的人,并且與之交往更頻繁。
“相似性讓人感到自在。”斯蒂芬斯解釋道。“感覺輕松自然。有其他人知道你的背景,而且對如何成為一個好人或是如何成為一名學生有共同的假設,這種感覺很棒。”
同質性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跨越階級或種族界限的交流往往相對較不常見,以及為什么這樣的互動經常會產生不自在、壓力和焦慮的感覺。
但是,盡管這些互動目前可能很困難,不過它們也具有幫助促進了解和產生共情的獨特潛力。數十年的研究已經證明,群體間的接觸,即人們與來自不同社會群體的人進行有意義的互動,是“減少偏見的金科玉律。”斯蒂芬斯表示。
那么,人們會在多大程度上抵抗同質性的力量,而這種互動具有的正面長期影響又是否足以使眼下面臨的不自在體驗感到值得呢?
斯蒂芬斯和她的同事們知道現代大學是研究這些問題的天然實驗室,畢竟各大學為了讓弱勢群體的學生入學已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一個高度隔離的國家中,例如美國,大學是人們有機會跨越社會階層界線,進行有意義且實質互動的少數幾個地方之一。”她說。
研究人員在北美洲的兩所大學里招募了552名學生進行一系列每日調查,參加者列出自己在過去24小時中“最有意義的”互動,以及他們在每個互動里觀察到的對方性別、種族和社會階層。(社會階層基于觀察互動對象的父母收入和教育水平來衡量。)學生也記下自己對每次互動感到的壓力、威脅和滿足程度,以及互動當天自己是否對校園有歸屬感。
學生們被要求在他們的第一個學期中完成八次這項每日調查任務。然后,研究人員將每一個互動歸類為同種族或跨種族,以及同階級或跨階級。(比如,如果一名來自中產階級背景的亞洲學生記錄自己和她認為是較低收入的黑人同學交談,這個互動就歸類為跨種族和跨階級。)
這些調查匯整后共包含11,460個互動,供研究人員進行分析。
在學年結束時,學生填寫了另外一份調查,該調查主要是詢問他們對自己所在大學的包容性與歸屬感的感受。學生被要求指出他們對各種說法的同意程度,例如“[這所大學]是一個適合像我這樣的學生來的地方。”
多元化不會帶來多元化互動
研究人員首先根據校園和本研究中的學生人口組成來計算由于純粹的偶然性發生的跨階級與跨種族互動頻率。比如,如果一所大學里的有色人種學生占比43%,那么這所大學里平均每名白人學生就預計有43%的時間參與跨種族互動。對每一種群體使用類似的計算方式,研究人員得以算出預計偶然發生的跨階級和跨種族互動的整體比例。然后,研究人員將這些假設數字與學生報告的跨階級和跨種族互動的實際比例進行比較。
總的來說,研究人員發現與偶然應該發生的互動相比,實際發生的跨階級互動少了15%,跨種族的互動少了27%。
在跨階級互動方面,來自較低階級以及工薪階級背景的學生比來自中產及較高階級背景的學生更可能進行跨階級互動。
在與其他種族的學生互動方面,某些群體特別可能和與自己相似的人種來往。黑人、原住民和拉美裔學生(在本研究中被歸為一組)報告說與白人或亞洲同學互動的時間不到三分之一,盡管白人和亞洲學生人數占這些大學的學生總數的73%。雖然相比于偶然發生的互動,白人學生和亞洲學生一樣更可能去找相同種族的學生互動,但這種傾向不像黑人、原住民和拉美裔學生那么極端。
總體而言,研究結果顯示“即使這類互動可能發生,人們也沒有充分利用這種多元化。”斯蒂芬斯說道。
與先前的研究一致,學生在與其他階級和種族的學生互動后,所產生的共情感比和相同階級和相同種族的人互動低。他們也傾向于認為這些互動不如與同階級和同種族的人互動那樣順利。
但即使總的來說學生避免進行許多跨階級和跨種族的互動,這些不自在的交流似乎也為弱勢背景的學生帶來了真實益處。
來自較低階級背景的學生,以及黑人、原住民和拉美裔學生中,參與更多跨群體互動的學生往往在學年結束時獲得較高的平均學業成績。(即使將學生過去的學業成績這項條件控制不變,這個結果依然成立,這表明不是學習較好的學生更愿意與多元化群體來往。)同樣,這些學生也報告感受到了更大的歸屬感。
另一方面,跨群體互動似乎對來自中產或上層階級背景或白人或亞洲學生的學業經驗或成績沒有影響。不過,研究人員認為這些學生也從這些互動中獲益,但獲益的方式不在本研究的衡量范疇內(例如對多元化的欣賞或思維復雜性)。
感到被包容如何帶來學業成功
為什么多元化互動會為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帶來裨益,對較上層的學生卻沒有這種效果?研究人員提出幾種可能的解釋。
首先,研究數據顯示,這些互動讓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對校園更有歸屬感。“如果你來自一個家庭中成員沒有人上過大學的背景,而且你不熟悉高等教育的中上階層氛圍,那么當你進入這樣的環境時,覺得自己像外人是很正常的。”斯蒂芬斯表示。數十年來的研究表明,這些感覺會使學生感到不自在而且壓力大,因而妨礙學業表現。所以,當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感到更有歸屬感時,他們的成績自然就會提高。
這些互動還可能給來自弱勢背景的學生一個獲取“文化資本”的機會,也就是了解“潛規則”,這些沒有寫出的規則往往是決定誰成功誰失敗的關鍵。
“比如,你可以學習如何與教授互動,如何在課堂上提問,如何尋找成功所需要的資源。”斯蒂芬斯解釋道。“這些是你能夠從文化內部人士學到的事情,他們將歸屬感視為理所當然。這些人的父母從他們三歲起就教育他們如何利用資源以及如何影響形勢來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因此,向這些人學習可能非常有利。”
不過,低比例的自發性跨文化互動表明,如果沒有鞭策,學生們就不大可能主動與其他社會群體來往。
斯蒂芬斯建議大學校方在宿舍或課堂項目中將學生隨機分組,不要讓他們自行選擇室友或項目伙伴,以此抵消同質性的吸引力。(事實上,她正在進行一個縱向干預計劃,來評估分配大學學生與來自不同階級背景的人進行有意義的互動的潛在益處。)
斯蒂芬斯說:“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刻意創建制度,以確保人們確實與不同類的人進行互動,并且可能從這些差異處中受益。”(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