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疫情防控政策驟然后撤,中國社會終于走到了與病毒和解、與自然和解的當下。即便大量的自我隔離帶來了與封控同樣效果的“冷清”,但嚴格防疫帶來的高度不確定性、流動限制和預期崩塌將不復存在。經過一個季度左右的適應和調整,中國社會將逐步回歸較為正常的生產和生活。
但是,不同尋常的這三年,并不能像一片紙頁那樣輕輕翻過。哪怕僅是在經濟層面考量,疫情已然成為影響長期經濟運行的一道傷疤,未來的修復之路不會一蹴而就。
絕對的經濟規模損失難以在短期內彌合。疫情之前中國經濟年增速大約在6%,而疫情這三年的復合經濟增速僅約4.4%左右,折合成經濟規模,這三年共計約有5萬億元的直接GDP損失。此外,這三年里被計入GDP的數以萬億元計的核酸檢測支出、“大白”勞務、方艙投資等防疫支出,實際上并未給公眾帶來生活改善和福利增進,卻帶來了額外的、不被計入GDP的機會成本和福利損失。因此,三年抗疫直接和間接的經濟價值或可能接近10萬億元,超過了中國整個金融業或房地產業一年的GDP增加值。若想利用此后三年的經濟增長來彌補疫情期間的經濟損失,需要實際經濟增速達到8%左右,而哪怕最樂觀的經濟學家,也不敢做出這么大膽的預測。
長期的潛在經濟增速再下臺階。歷史上,只有制度變遷和技術革命能夠抬升長期的潛在增速,即要么出現生產組織方式的創新,要么出現科技產業化的創新,否則原有的經濟增長路徑總是帶來資本回報率的下行。疫情這三年,表面上看,“線上”的生產與生活活動增加了,但實際上因為供應鏈產業鏈受阻,以及創新活動所需的樂觀預期不再,大多數企業降低了研發支出,在生產組織形式上趨于保守,對于分散的分工與供應不再信任。增長模型也顯示,從明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的潛在增速便會持續處于5%以下,提前進入中低增長區間,自此告別高增長經濟體的序列。
人力資本的損失難以用失業率的暫時上行來評估。青年群體是人力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而疫情這三年給中國青年群體帶來了不小的“人力資本疤痕”。正常年份里,16至24歲青年群體的失業率為10%左右,疫情期間這一數值一路上升至18%左右。在中國,應屆畢業生如果在應屆期內沒有找到工作,此后會被就業市場視之為缺乏競爭力,從而帶來長期收入下降及二次失業風險的上升。疫情期間的短期失業率上行,還帶來青年人對于崗位穩定的強烈向往,部分青年人放棄尋找就業機會而花費幾年時間報考公務員,甚至有的直接退出勞動市場,從而形成長期勞動參與率的下行,這對于處在加速老齡化過程中的勞動資源不足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逆周期宏觀政策操作帶來經濟結構的長期失衡。為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政府出臺了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總體上看,這三年里的逆周期刺激政策依然主要表現為基建投資的擴張,其背后是專項債等財政工具,以及信貸擴張等金融貨幣工具對于國有企業及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的刺激。當然,減稅及降費政策主要有利于私營企業和民間投資的修復,但這三年里,國有經濟和私營經濟之間在經營穩定上的差距是擴大了而非縮小了。比如,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速在這三年間逐漸變得高于私營企業,今年前11個月,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了14.8%,而私營企業的利潤同比下滑了8.1%。同時,私營資本進入核酸檢測等公共應急領域之后的表現也令人失望,而另一邊則是恢復和重建的供銷社和國營食堂。此消彼長之間,長期的市場活力受到侵蝕。雖然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點提出要保障民營經濟的發展,但逆周期政策帶來的失衡慣性卻將是長期的。
流動性偏好上升與消費的低迷。疫情以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導致居民的謹慎性儲蓄增加,即居民只愿意持有現金和儲蓄,而不是其他流動性較差的資產。以今年為例,截至11月,居民戶新增存款累計值約達14.95萬億元,是2018年全年新增總額的兩倍。家庭和企業都不愿意投資和借貸,今年前11月金融機構的新增存款累計值已超過貸款累計值5.6萬億元以上,“借款人消失”的現象顯著。疫情過去后,消費雖然會有所回暖,但若期待消費的報復性反彈,可能就過于樂觀了。經歷了失業的家庭、經歷了市場退出壓力的企業,可能會在長期內趨于保守,消費的回暖速度和力度有可能遠比預期更弱。
這三年不僅揭示了人們所建立的生產組織方式是脆弱的,也揭示了看上去龐大又精密的治理體系也是脆弱的。疫情的疤痕已然刻在經濟肌體的層層面面,經濟修復將是漫長的過程,只有對微觀主體采取持續的休養生息政策,才能為盡快撫平傷痕創造條件。(財富中文網)
作者張林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評級機構研究員。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財富中文網立場,亦不代表供職機構觀點。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編輯:王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