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下企業工人為爭取帶薪病假而斗爭，巴菲特卻沉默不語
MARIA ASPAN
2022-12-19
2010年5月，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首席執行官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奧馬哈舉行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年會上經過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BNSF）的展架。圖片來源：DANIEL ACKER—BLOOMBERG/GETTY IMAGES
沃倫·巴菲特無疑是美國最慷慨、最有影響力的慈善家之一。這位92歲的傳奇投資人身家超過1000億美元，并承諾捐出99%的財富。2010年，他參與創立了“捐贈誓言”（Giving Pledge），勉勵其他億萬富翁以他為榜樣；僅今年一年，他就承諾向慈善機構捐贈近50億美元。
然而，本月早些時候差一點上演的美國鐵路罷工使巴菲特登上不那么討喜的頭條新聞，這要歸因于一些為他積累財富的營利性活動。他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擁有美國最大的鐵路公司之一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該公司也是不為工人提供帶薪病假的鐵路雇主之一。與79%的美國民工不同，鐵路行業的11.5萬名工人在生病時不能享受臨時帶薪休假。
今年秋天，激烈的合同談判幾乎導致了一場全國性的經濟危機，工人們缺乏帶薪病假成為了導火索。勞工代表和左翼議員都點名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及其所有者，同時痛斥了整個行業。這種審查很可能會繼續下去：上周，70多位美國參議員和眾議員致函拜登總統，要求他簽署一項行政命令，保證鐵路工人享有七天帶薪病假。與此同時，另外兩家最大鐵路公司的投資者已經提出了決議，要求股東在今年春天就給予工人帶薪病假進行投票。周二，另一家大型貨運運營商CSX公司對路透社（Reuters）表示，該公司將停止對臨時請病假的工人進行處罰。
自始至終，巴菲特一直對工人福利問題保持沉默。（他和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均未回應《財富》雜志的置評請求。）他繼續在其他領域進行慈善事業：上個月底，當國會準備就最終避免了鐵路工人罷工，但沒有解決他們的帶薪休假要求的立法進行投票時，巴菲特將價值超過7.5億美元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票捐贈給由其家庭成員經營的四個慈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資助的事業包括墮胎和終結世界性饑餓。今年早些時候，他承諾將價值40億美元的股票捐贈給慈善機構，其中包括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順便提一句，該基金會專注于全球健康。
因此，鐵路方面的帶薪休假爭議凸顯了商業巨頭慈善事業中固有的令人不安的緊張關系：通常情況下，他們獲得的利潤（可用于慷慨捐贈）是以犧牲他人或地球為代價的。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在2021年賺取了創紀錄的60億美元，批評人士說，如果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像其他鐵路公司一樣沒有實施“精簡人員”政策，減少員工人數，并限制工人的靈活性，利潤會更低。
左翼非營利研究機構“響應性慈善事業全國委員會”的執行董事亞倫·多夫曼（Aaron Dorfman）說：“慈善事業存在內在矛盾，而且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愿意真正去著手解決這些矛盾。”
這種脫節突出了這一代“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首席執行官、科技創始人和其他億萬富翁慈善家所面臨的更廣泛挑戰。隨著越來越多的創始人和投資者在其人生早期就獲得巨額財富，他們中的許多人正在建立重要的非營利性業務，并樹立良好聲譽。（或者，在名譽掃地的FTX創始人薩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的案例中，他推動了整個“有效利他主義”運動。) 而且，由于這些商業領袖仍然參與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業務，他們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審查，以了解這兩項業務之間的關聯。
Urban Institute的慈善研究員本杰明·索斯基斯（Benjamin Soskis）說：“這是關于我們在未來幾年如何看待慈善事業的一大重要問題。”
“在試圖弄清楚如何盈利和捐贈的意義之間的關系方面，壓力甚至更大。”他補充說。“而很多捐贈者并不特別希望建立這種聯系。”
鐵路罷工引發了對巨額捐贈者的關注
巴菲特并不是唯一一個因病假而受到關注的億萬富翁慈善家。《紐約時報》、《紐約客》、《紐約雜志》和《美國展望》最近的文章都把激進的對沖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稱為該行業長達十年的精簡人員之旅的配角，以及由此導致的工人抱怨他們無法獲得臨時休假。阿克曼也是一位越來越敢于直言的慈善家，去年他向慈善機構認捐了10多億美元，在《慈善紀事報》（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的美國最慷慨捐贈者排行榜上排名第四。
一些鐵路行業專家認為，阿克曼對目前美國工人的抱怨幾乎沒有直接責任。十年前，阿克曼是加拿大太平洋公司（Canadian Pacific）的主要投資者和董事會成員；他在2016年出售了他的股份，并于去年對該公司進行了再投資。資深行業分析師托尼·哈奇（Tony Hatch）認為：“比爾·阿克曼在這件事上相當無辜。”阿克曼拒絕置評。
哈奇還認為，巴菲特不能為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的決定負責，包括今年早些時候鐵路公司推出的“特別嚴厲”的制度，該制度旨在懲罰那些臨時休假的工人。這位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是投資者，而不是日常經營者。眾所周知，他給公司高管足夠的獨立性，以實現股東回報最大化。（話雖如此，巴菲特也不介意吹捧他的公司給社會或環境帶來的更廣泛影響。“如果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運輸的許多基本產品改用卡車運輸，美國的碳排放量將飆升。”他在2月份寫給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東的信中寫道。)
巴菲特在帶薪休假問題上的沉默也與他的一個長期慈善合作伙伴形成了鮮明對比。2010年，他與當時的夫妻檔比爾·蓋茨和梅琳達·弗倫奇·蓋茨共同創立了“捐贈誓言”，并向他們以健康為重點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捐贈了約360億美元。與此同時，去年與比爾·蓋茨離婚的弗倫奇·蓋茨長期以來一直主張在美國實行帶薪探親假。美國仍是僅有的幾個沒有帶薪探親假的富裕國家之一，盡管疫情使“基本”工人更受關注，但是也給婦女帶來了災難性的經濟危機。
索斯基斯表示，在過去幾十年里，對大多數億萬富翁慈善家來說，為改善工作場所條件和支持勞工權利提供資金通常是“明確盲點”。他說：“慈善事業往往回避這些問題，部分原因是這些問題觸及了錢是如何賺來的核心問題。”
這些困境遠遠超出了鐵路行業的范圍。亞馬遜公司經常因其工作場所的做法而受到批評，而創始人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上個月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他打算在有生之年捐出大部分財富。他的前妻、作家麥肯錫·斯科特（MacKenzie Scott）在執行力上遠遠超過了貝索斯；在三年內，她已經捐出了自己在亞馬遜的份額——約140億美元。星巴克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霍華德·舒爾茨（Howard Schultz），其家族基金會在6月承諾向一家為“多元化企業”融資的基金會提供1億美元，目前他正與工人組建工會的努力進行激烈斗爭。
在某些方面，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難題——尤其是對鐵路巨頭而言。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其他塑造了現代工業的鍍金時代實業家們，在他們的時代因時而殘酷的商業行為而遭受嘲諷，這些商業行為充實了他們的慈善金庫。近年來，無論是營利性公司還是非營利性機構，都被指責為“漂綠”，并做出了其他空洞的關注企業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績效的承諾，因為他們試圖在創造財富的業務與他們聲稱希望給世界帶來更大的環境和社會影響之間達成一致。例如，回到巴菲特身上：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還擁有石油巨頭雪佛龍公司（Chevron）和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的股份，并面臨著投資者施加的壓力，要求其該公司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調和營利和慈善事業
西雅圖大學（Seattle University）非營利組織領導力副教授伊麗莎白·戴爾（Elizabeth Dale）表示，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目標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已經存在了150年”。但是，她補充說，這種情況之所以加劇，是因為“我們處在一個商人希望把自己塑造成慈善家的時代。”
對于那些想要調和他們的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活動的慈善家，響應性慈善事業全國委員會的多夫曼建議他們更多地投資于專注于倡導和賦權于邊緣化群體的基層組織；像麥肯齊·斯科特所做的那樣，取消對慈善機構捐款的任何限制，她也由此成名；并就他們關心的問題公開發言。但他認為，首先，潛在捐贈者應該更深入地思考他們是如何賺錢的。
多夫曼說：“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的財富用于慈善事業，卻也給外部環境帶來損害——對人類或環境亦是如此。因此，對于任何億萬富翁來說，第一步都是將你獲得利潤的活動所造成的損害降到最低。”（財富中文網）
譯者：中慧言-王芳
沃倫·巴菲特無疑是美國最慷慨、最有影響力的慈善家之一。這位92歲的傳奇投資人身家超過1000億美元，并承諾捐出99%的財富。2010年，他參與創立了“捐贈誓言”（Giving Pledge），勉勵其他億萬富翁以他為榜樣；僅今年一年，他就承諾向慈善機構捐贈近50億美元。
然而，本月早些時候差一點上演的美國鐵路罷工使巴菲特登上不那么討喜的頭條新聞，這要歸因于一些為他積累財富的營利性活動。他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擁有美國最大的鐵路公司之一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該公司也是不為工人提供帶薪病假的鐵路雇主之一。與79%的美國民工不同，鐵路行業的11.5萬名工人在生病時不能享受臨時帶薪休假。
今年秋天，激烈的合同談判幾乎導致了一場全國性的經濟危機，工人們缺乏帶薪病假成為了導火索。勞工代表和左翼議員都點名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及其所有者，同時痛斥了整個行業。這種審查很可能會繼續下去：上周，70多位美國參議員和眾議員致函拜登總統，要求他簽署一項行政命令，保證鐵路工人享有七天帶薪病假。與此同時，另外兩家最大鐵路公司的投資者已經提出了決議，要求股東在今年春天就給予工人帶薪病假進行投票。周二，另一家大型貨運運營商CSX公司對路透社（Reuters）表示，該公司將停止對臨時請病假的工人進行處罰。
自始至終，巴菲特一直對工人福利問題保持沉默。（他和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均未回應《財富》雜志的置評請求。）他繼續在其他領域進行慈善事業：上個月底，當國會準備就最終避免了鐵路工人罷工，但沒有解決他們的帶薪休假要求的立法進行投票時，巴菲特將價值超過7.5億美元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票捐贈給由其家庭成員經營的四個慈善基金會，這些基金會資助的事業包括墮胎和終結世界性饑餓。今年早些時候，他承諾將價值40億美元的股票捐贈給慈善機構，其中包括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順便提一句，該基金會專注于全球健康。
因此，鐵路方面的帶薪休假爭議凸顯了商業巨頭慈善事業中固有的令人不安的緊張關系：通常情況下，他們獲得的利潤（可用于慷慨捐贈）是以犧牲他人或地球為代價的。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在2021年賺取了創紀錄的60億美元，批評人士說，如果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像其他鐵路公司一樣沒有實施“精簡人員”政策，減少員工人數，并限制工人的靈活性，利潤會更低。
左翼非營利研究機構“響應性慈善事業全國委員會”的執行董事亞倫·多夫曼（Aaron Dorfman）說：“慈善事業存在內在矛盾，而且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愿意真正去著手解決這些矛盾。”
這種脫節突出了這一代“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首席執行官、科技創始人和其他億萬富翁慈善家所面臨的更廣泛挑戰。隨著越來越多的創始人和投資者在其人生早期就獲得巨額財富，他們中的許多人正在建立重要的非營利性業務，并樹立良好聲譽。（或者，在名譽掃地的FTX創始人薩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的案例中，他推動了整個“有效利他主義”運動。) 而且，由于這些商業領袖仍然參與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業務，他們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審查，以了解這兩項業務之間的關聯。
Urban Institute的慈善研究員本杰明·索斯基斯（Benjamin Soskis）說：“這是關于我們在未來幾年如何看待慈善事業的一大重要問題。”
“在試圖弄清楚如何盈利和捐贈的意義之間的關系方面，壓力甚至更大。”他補充說。“而很多捐贈者并不特別希望建立這種聯系。”
鐵路罷工引發了對巨額捐贈者的關注
巴菲特并不是唯一一個因病假而受到關注的億萬富翁慈善家。《紐約時報》、《紐約客》、《紐約雜志》和《美國展望》最近的文章都把激進的對沖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稱為該行業長達十年的精簡人員之旅的配角，以及由此導致的工人抱怨他們無法獲得臨時休假。阿克曼也是一位越來越敢于直言的慈善家，去年他向慈善機構認捐了10多億美元，在《慈善紀事報》（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的美國最慷慨捐贈者排行榜上排名第四。
一些鐵路行業專家認為，阿克曼對目前美國工人的抱怨幾乎沒有直接責任。十年前，阿克曼是加拿大太平洋公司（Canadian Pacific）的主要投資者和董事會成員；他在2016年出售了他的股份，并于去年對該公司進行了再投資。資深行業分析師托尼·哈奇（Tony Hatch）認為：“比爾·阿克曼在這件事上相當無辜。”阿克曼拒絕置評。
哈奇還認為，巴菲特不能為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的決定負責，包括今年早些時候鐵路公司推出的“特別嚴厲”的制度，該制度旨在懲罰那些臨時休假的工人。這位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是投資者，而不是日常經營者。眾所周知，他給公司高管足夠的獨立性，以實現股東回報最大化。（話雖如此，巴菲特也不介意吹捧他的公司給社會或環境帶來的更廣泛影響。“如果伯靈頓北方圣太菲鐵路公司運輸的許多基本產品改用卡車運輸，美國的碳排放量將飆升。”他在2月份寫給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股東的信中寫道。)
巴菲特在帶薪休假問題上的沉默也與他的一個長期慈善合作伙伴形成了鮮明對比。2010年，他與當時的夫妻檔比爾·蓋茨和梅琳達·弗倫奇·蓋茨共同創立了“捐贈誓言”，并向他們以健康為重點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捐贈了約360億美元。與此同時，去年與比爾·蓋茨離婚的弗倫奇·蓋茨長期以來一直主張在美國實行帶薪探親假。美國仍是僅有的幾個沒有帶薪探親假的富裕國家之一，盡管疫情使“基本”工人更受關注，但是也給婦女帶來了災難性的經濟危機。
索斯基斯表示，在過去幾十年里，對大多數億萬富翁慈善家來說，為改善工作場所條件和支持勞工權利提供資金通常是“明確盲點”。他說：“慈善事業往往回避這些問題，部分原因是這些問題觸及了錢是如何賺來的核心問題。”
這些困境遠遠超出了鐵路行業的范圍。亞馬遜公司經常因其工作場所的做法而受到批評，而創始人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上個月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他打算在有生之年捐出大部分財富。他的前妻、作家麥肯錫·斯科特（MacKenzie Scott）在執行力上遠遠超過了貝索斯；在三年內，她已經捐出了自己在亞馬遜的份額——約140億美元。星巴克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霍華德·舒爾茨（Howard Schultz），其家族基金會在6月承諾向一家為“多元化企業”融資的基金會提供1億美元，目前他正與工人組建工會的努力進行激烈斗爭。
在某些方面，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難題——尤其是對鐵路巨頭而言。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其他塑造了現代工業的鍍金時代實業家們，在他們的時代因時而殘酷的商業行為而遭受嘲諷，這些商業行為充實了他們的慈善金庫。近年來，無論是營利性公司還是非營利性機構，都被指責為“漂綠”，并做出了其他空洞的關注企業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績效的承諾，因為他們試圖在創造財富的業務與他們聲稱希望給世界帶來更大的環境和社會影響之間達成一致。例如，回到巴菲特身上：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還擁有石油巨頭雪佛龍公司（Chevron）和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的股份，并面臨著投資者施加的壓力，要求其該公司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調和營利和慈善事業
西雅圖大學（Seattle University）非營利組織領導力副教授伊麗莎白·戴爾（Elizabeth Dale）表示，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目標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已經存在了150年”。但是，她補充說，這種情況之所以加劇，是因為“我們處在一個商人希望把自己塑造成慈善家的時代。”
對于那些想要調和他們的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活動的慈善家，響應性慈善事業全國委員會的多夫曼建議他們更多地投資于專注于倡導和賦權于邊緣化群體的基層組織；像麥肯齊·斯科特所做的那樣，取消對慈善機構捐款的任何限制，她也由此成名；并就他們關心的問題公開發言。但他認為，首先，潛在捐贈者應該更深入地思考他們是如何賺錢的。
多夫曼說：“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的財富用于慈善事業，卻也給外部環境帶來損害——對人類或環境亦是如此。因此，對于任何億萬富翁來說，第一步都是將你獲得利潤的活動所造成的損害降到最低。”（財富中文網）
譯者：中慧言-王芳
Warren Buffett is unquestionably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generous and influential philanthropists. The 92-year-old legendary investor is worth more than $100 billion—and has promised to give 99% of it away. In 2010, he cofounded the Giving Pledge, exhorting other billionaires to follow his example; this year alone, he’s pledged almost $5 billion to charity.
Yet the narrowly averted U.S. railroad strike earlier this month put Buffett in much less flattering headlines—thanks to some of the for-profit activities that have padded his fortune. His Berkshire Hathaway owns BNSF, one of the country’s largest railroads—and one of the railroad employers that effectively doesn’t give its workers paid sick leave. Unlike 79% of U.S. civilian workers, the railroad industry’s 115,000 laborers can’t take unscheduled paid time off when they fall ill.
This fall, as bitterly fought contract negotiations almost led to a national economic crisis, workers’ lack of paid sick leave became a flash point. Labor representatives and left-leaning lawmakers alike singled out BNSF, and its owner, while excoriating the entire industry. That scrutiny is likely to continue: Last week, more than 70 U.S.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sent a letter to President Biden, asking him to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would guarantee railroad workers seven paid sick days. Meanwhile, investors at two of the other largest railroad companies have introduced resolutions asking shareholders to vote this spring on giving workers paid sick leave. And on Tuesday, another large freight operator, CSX, told Reuters that it would stop penalizing workers for taking unplanned time off for illness.
Through it all, Buffett has remained silent on this question of worker welfare. (He and BNSF did not respond to Fortune’s requests for comment.) He has continued doing good in other areas: Late last month, as Congress geared up to vote on legislation that ultimately averted the railroad workers’ strike but did not address their paid-leave demands, Buffett donated Berkshire Hathaway shares worth more than $750 million to four charitable foundations run by his family members, which fund causes including abortion access and ending world hunger. Earlier this year, he pledged $4 billion worth of shares to charities including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which, incidentally, focuses on global health.
Thus the railroad controversy highlighted an uncomfortable tension inherent in business titans’ philanthropy: Often, the profits that finance their generosity are derived at a cost to other people or the planet. BNSF earned a record $6 billion in 2021—and those profits, its critics say, would have been lower if BNSF, like other railroads, hadn’t implemented “lean staffing” policies that have reduced headcounts and limited workers’ flexibility.
“There ar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in philanthropy—and they’re contradictions that some folks are more willing than others to really wrestle with,” says Aaron Dorfm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 a left-leaning research nonprofit.
This disconnect highlights a wider challenge for this generation of “stakeholder capitalist” chief executives, tech founders, and other billionaire philanthropists. As more founders and investors gain tremendous wealth relatively early in their lives, many of them are establishing significant nonprofit operations and reputations. (Or, in the case of disgraced FTX founder Sam Bankman-Fried, promoting entire “effective altruism” movements.) And because these business leaders are still involved in both for-profit and nonprofit operations, they are facing mounting scrutiny on how one affects the other.
“This is a major issue with respect to how we all think about philanthropy in the coming years,” says Benjamin Soskis, a philanthropy researcher at the Urban Institute.
“There’s even greater pressure on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y money is mad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ow it’s given away,” he adds. “And a lot of donors don’t particularly want that connection made.”
A railroad strike draws attention to big donors
Buffett isn’t the only billionaire philanthropist to draw some sick-leave scrutiny. Recent articl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er, New York magazine, and the American Prospect have named Bill Ackman, the activist hedge fund manager, as a supporting character in the industry’s decade-long journey toward lean staffing, and the resulting worker complaints about their inability to take unscheduled time off. Ackman is also an increasingly vocal philanthropist, who last year pledged more than $1 billion to charity and ranked No. 4 on 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s list of the most generous U.S. donors.
Some railroad industry experts argue that Ackman bears little direct responsibility for current U.S. worker complaints. Ackman was a major investor and board member in Canadian Pacific a decade ago; he sold his stake in 2016, and reinvested in the company last year. “Bill Ackman is pretty innocent in this,” argues Tony Hatch, a veteran industry analyst. Ackman declined to comment.
Hatch also argues that Buffett can’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BNSF’s decisions, including what Hatch calls a “particularly harsh” system that railroad introduced earlier this year to penalize workers for taking unscheduled time off. The Berkshire Hathaway CEO is an investor, rather than a day-to-day operator, and famously allows his companies’ top executives plenty of independence to maximize shareholder returns. (That said, Buffett also doesn’t mind touting his companies’ broader social or environmental impact. “If the many essential products BNSF carries were instead hauled by truck, America’s carbon emissions would soar,” he wrote to Berkshire Hathaway shareholders in February.)
Buffett’s silence on paid leave also stands in contrast to one of his longtime philanthropic partners. He cofounded the Giving Pledge in 2010 with then-spouses Bill Gates and Melinda French Gates, and he has donated about $36 billion to their health-focused Gates Foundation. Meanwhile French Gates, who divorced Bill Gates last year, has individually long advocated for paid family leav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untry remains one of the only wealthy nations without it, despite a pandemic that valorized “essential” workers and created a cataclysmic economic crisis for women.
Funding to address workplace conditions, and to support labor rights, has in general been a “definite blind spot” for most billionaire philanthropists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according to Soskis. “Philanthropy tended to shy away from those issues, in part because it gets at the core of how the money was made,” he says.
These dilemmas extend far beyond the railroad industry. Amazon has been regularly criticized for its workplace practices, while founder Jeff Bezos last month told CNN he intends to give away the majority of his wealth during his lifetime. His former wife, writer MacKenzie Scott, has far eclipsed Bezos in execution; in three years, she’s given away around $14 billion of her share of the Amazon fortune. Starbucks founder and CEO Howard Schultz, whose family foundation in June pledged $100 million to a fund financing “diverse businesses,” is fiercely battling his workers’ efforts to unionize.
In some respects, this is a very old conundrum—especially for railroad magnates. Andrew Carnegie, John D. Rockefeller, and the other Gilded Age industrialists who shaped the modern industry faced plenty of scorn in their day for the sometimes-brutal business practices that filled their philanthropic coffers. In more recent years, both for-profit companies and nonprofit institutions have been running into accusations of “greenwashing” and making other hollow ESG pledges, as they try to reconcile the operations that created their wealth with the large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they say they want to make on the world. For example, to go back to Buffett: Berkshire Hathaway also owns stakes in oil giants Chevron and Occidental Petroleum, and has faced investor pressure to do more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Reconciling profit-making and philanthropy
This tension between for-profit and nonprofit goals “is a phenomenon that’s existed for 150 years,” says Elizabeth Dale,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onprofit leadership at Seattle University. But, she adds, it’s heightened because “we’re in an era where businesspeople want to portray themselves as not doing harm.”
For philanthropists who want to reconcile their for-profit and nonprofit activities, NCRP’s Dorfman recommends investing more in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focused on advocacy and empowerment of marginalized groups; removing any restrictions from the grants they give to charities, as MacKenzie Scott has become famous for doing; and speaking out publicly on the issues they care about. But to start, he argues, would-be donors should think more deeply about how they make their money in the first place.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at produces the wealth that gets invested philanthropically also creates harmful externalities—for human beings or for the environment,” Dorfman says. “So step one, for any billionaire, is to minimize the harm that your profit-producing activities is cr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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