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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二十年，中國醫藥市場憑借醫改推進和醫保擴容，從只占全球市場2%的比例成長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醫藥市場。創新實際上是醫藥企業永恒的話題，而醫改正在改變藥企逐鹿中國醫藥市場的制勝戰略，跨國和本土藥企如何順勢而變，保持創新的動能？在12月8日召開的2022年《財富》MPW女性峰會上，羅氏制藥中國總裁邊欣、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副董事長關曉暉、諾華創新藥物中國總裁張穎、諾誠健華聯合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崔霽松以及輝瑞全球生物制藥商業集團中國區副總裁兼市場準入負責人錢云與《財富》（中文版）高級編輯劉蘭香就這些問題進行了對話。以下為編輯后的對話實錄。

劉蘭香：在中國市場，集采已經涉及醫藥幾乎全部領域，從而倒逼醫藥企業加快創新轉型。關總認為在中國市場的創新變得更難了嗎？復星醫藥可以勝出的“殺手锏”是什么？

關曉暉：創新一定程度上確實變得更難了。中國醫藥有過一波政策紅利，包括2015年以后各項審評審批政策都是在支持本土的差異化創新，特別在整個資本市場，無論是港股的18A和A股的科創板，資本的加持催生了很多本土創新的動能。但是最近幾年有幾個方面的壓力，一個是集采的政策在不斷壓縮仿制藥的毛利率，這個走勢和全球的走勢也是一樣的，創新藥面臨的醫保談判頻率和力度都越來越大。同時，去年出臺了關于創新藥對腫瘤臨床價值評估再加強的政策，整個政策是希望能夠讓整個行業更多重視臨床的價值，其實是行業的優勝劣汰，但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港股還是A股，很多生物制藥公司股價都跌了蠻多，也向一級市場傳導，有一些資本也在撤離。

從整個行業來講，大家面臨挺大的壓力，但是從好的方面來說，其實對于創新的政策支持還在做，包括創新藥的政策，比如新的適應癥出來以后加速審評、簡易審評的政策，都是支持和鼓勵的政策。總的來說，要在這樣的市場變化過程中突出重圍，最主要的還是尋找差異化的適應癥，藥企最講究的就是“滿足未被滿足的需求”，也需要更新的技術，更前沿的靶點，以及找到需求和技術之間的重疊點。另外就是差異化的市場，現在我們對非洲市場有比較大的投入，因為非洲是相對差異化的新興市場。除了差異化以外，還有一點就是涉及到商業化的能力，以前對醫藥企業來說創新可能是最重要的，以后則是綜合能力的評估，特別是對于本土行業，速度、商業化都會非常重要，更主要的還是要在這些方面做補強。

劉蘭香：政策其實是給創新帶來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就像硬幣的兩面，不能一概而論。前期我跟輝瑞溝通的時候，錢總說中國的醫藥創新迎來了最好的時機，我們應該怎么理解這句話？你覺得輝瑞在中國市場勝出的殺手锏是什么？

錢云：

當下確實是創新藥發展的最好時機。首先看需求端，特別是新冠疫情讓我們看到人類健康的危機不僅影響到個人的健康，同時也會影響到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當人類面對重大挑戰的時候，唯有創新才能提供源源不斷地抗擊疾病的武器，而這場疫情讓大家對醫藥行業有更多的關注，特別是醫藥行業的投入，大家也能看到這樣的前景。當然需求端也包括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對健康的意識越來越高，對生命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希望不僅能治好病，同時更便捷，這藥更長效，更便利、痛苦更小，這個就是創新藥的用武之地。

從產業端來講，中國正在從藥物仿制大國向創新強國邁進的過程中，產業導向也要求企業更多地投入在創新上，做高質量的發展。更重要的就是從政策端來講，我們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正向的積極的變化，藥監局審評審批加快，以輝瑞為例，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份，我們有11個新藥劑型審批批準，有三個品種都是全球同步上市，把全球性的產品帶到中國。還有就是醫保目錄每年都動態調整，很多產品都是當年上市，當年報銷，解決了可負擔性的問題。

還有一點，大家不在我們這個行業可能不知道，叫先行先試區，比如說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游先行區），在歐美上市的產品在中國沒有正式批準前就可以在那個地方使用，就是我們國人不用出國門就可以享受到全球最新的醫療科技成果。所有這一切都是為創新藥帶來了非常好的機遇。當然挑戰和機遇永遠并存，關總也提到了很多挑戰，價格下行的壓力，特別是產品的生命周期演進越來越快，的確給我們這個行業帶來挑戰，但是總體還是機會大于挑戰。

劉蘭香：錢總剛提到很多全球性的產品都在加速引入中國，張總和邊總應該都有體悟。我知道羅氏制藥有一個2030愿景，就是用一半的社會成本創造3-5倍的患者獲益。邊總怎么看藥企在中國市場的創新前景，以及你們在中國市場有什么新的打法？

邊欣：這是特別大的話題，錢總也激情描述了創新在人類社會和健康事業上面多大的作用，但是創新還有一個挑戰，就是費用。我們全部的醫療支出在GDP里面是6%-7%，美國這個數字已經到了18%-20%，而這背后最大的問題就是可持續性。新冠之后，不光中國，我們放眼全球，大家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受到比較大的影響，還有全球的老齡化，包括各種醫療需求爆棚的情況下，怎么把錢花在刀刃上，花小錢辦大事，實現現有資源進一步合理調配，真正達到最大的患者獲益。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和大環境，羅氏在做2030規劃的時候提出，未來作為一家負責任的醫療健康的企業，不光企業發展多好，同時也要解決社會很多問題，我們怎么樣用自己的技術，包括新的手段能夠實現宏偉的目標。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覺得新的打法并不僅僅是商業模式上新的打法，也包括創新的技術手段。舉個例子，腫瘤病人在治療之前有非常多的檢測，往往診斷花的費用比整體治療的費用還要高，所以我們開始提的概念是說怎么在診斷的角度里面發力，讓診斷變得更加精準，讓診斷真正找出來最適合治療的路徑是什么。當我們有了精準治療的時候，其實打得會更準，這些患者用上藥之后有效性會更好，這是我們提出用一半的社會成本創造3-5倍患者獲益的前提。但是光有精準還不夠，沒有武器也沒有辦法打，我們就看怎么基于平臺，包括AI和算法所帶來的技術革命，既找到靶點、鏢靶，同時也能夠很好地打擊靶點，這是未來往前走的具體的打法。

劉蘭香：關于數字化和AI等方面，我關注到諾華的新藥研發和業務運營也在采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技術，那么結合各種正面負面因素來看，張總覺得你們在中國市場的創新變得更難還是更容易了？

張穎：首先我們要承認醫藥行業對于人類的健康和人類壽命（增長）做出非常大的貢獻，在不太久遠的過去人類壽命還只有40歲，現在是70、80歲。很多新藥的研發，不論疫苗還是治療的藥物，都讓我們活得更好，但是我們還有未被解決的問題，同時醫療資源奇缺，你們的父母一定都去過醫院，這不是令人特別愉悅的經歷。我認為將來數字化和AI可以助力，所以我們也在嘗試跟醫藥圈、生態圈的伙伴合作，包括阿里、騰訊等大廠，或者叫數字化的創新者，一起來看怎么通過數字化實現規模效應，以及用標準化的方法加強我們消費者的體驗，比如在慢病之后可以自我管理。銀行理財、購物等等都是可以通過數字化來解決，醫療雖然一定要有線下的模塊，但是有很多方面，不論是知識了解、預后管理，包括預防，其實都是可以和數字化結合的，我們也做了很多嘗試。不論是皮膚病（因為特別容易發現）還是心腦血管疾病我們都進行了很好的嘗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希望大家跨界合作創新。

劉蘭香：我們也期待看到幾位嘉賓未來在這方面有更多的突破。諾誠建華是一家快速成長的創新藥企業，今年成功實現兩地上市，但很多生物醫藥企業也正在經歷寒冬，創新藥的研發難以持續，崔博士認為目前醫藥企業在中國市場的創新是更難還是更容易了？新形勢下生物醫藥創新的方向怎么聚焦？

崔霽松：這是很好的問題，各位都根據自己公司的情況來闡述，對于諾誠建華來說是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創業公司怎么生存，一是生物醫藥怎么創新。諾誠建華過去七年在資本市場還是靠融資生存的公司，在兩年多之前在香港上市，今年在科創板上市。其實創業、創新都需要錢，在創新方面，對諾誠建華來說比較好的事情是上市之后資金相對比較充分，在資本市場融資后我們手里面差不多有100億的現金。

關于創新怎么聚焦，首先別管資本怎么樣，要知道每一個新藥項目創新都是九死一生，任何情況下新藥的創新都是高風險，當然也希望是高回報的行業。盡管生物醫藥創新面臨挑戰，但大家更能找到差異化發展的路徑，就像一個森林，有很多樹木在成長，如果環境不是太好，一些公司生存不下去，就給能夠有資本繼續往前走的企業創造了很好的生存條件。我們也有藥品獲批上市，兩年之前也在市場上進行醫保銷售，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還是走向國際市場，在中國研發出來的創新藥物怎么和不同的公司進行合作，怎么進入國際市場。尤其是在不同環境下，一些小公司需要資金，需要資源，我們也希望能夠進行聯合，抱團取暖，走向國際市場。我們要開放性地創新，既能夠有License-in，也有License-out。

劉蘭香：看得出來諾誠建華手中“彈藥”不少，在寒冬當中也可以有一些收獲，包括進行收并購等。投資并購其實一直以來都是醫藥行業的發展特色，關于未來幾年醫藥行業的投資并購趨勢，崔博士有什么樣的判斷？

崔霽松：在我國，生物醫藥發展還是在早期階段，如果是沿著美國的（路徑），最終都會有幾家大的公司勝出。中國也會走到這條道路，出現一些大的企業或者跨國公司，有各種各樣的布局，從研發到銷售、生產、臨床，同時有一些公司做小的研發，研發完跟大公司合作，另外有一些公司做臨床比較好，就做這一段階段性的創新。這樣各方面的MA（并購）也會越來越多，有一些公司可能會被并購，資本市場也提供了土壤和機會。

劉蘭香：并購確實是實現優勢互補的利器，但除了并購，藥企其實也在發展越來越多創新的合作模式，復星醫藥在這方面有哪些經驗可以分享嗎？

關曉暉：無論是羅氏、諾華、還是輝瑞，都是通過一輪一輪的并購形成非常強的中央（創新）的能力。在復星醫藥，我們一直說想要打造開放式的創新體系，包括幾方面，一方面是我們自己做研發，另外就是通過學科引進和合作開發，還有做深度孵化的方式獲得產品線和增長的動能。在合作開發方面，包括產品引進，比如mRNA疫苗（License-in），我們也有一些產品做License-out，比如跟一家美國的公司成立合資公司做手術機器人，同時我們也會和一些小的創新型公司，比如在某一個環節非常有優勢的公司來合作。深度孵化包括幾個方面，一個是自己的錢做孵化，我們現在成立了基金，有一些合作方，用新藥基金的方式做孵化，我們有十個基金都是瞄準著非常早期的技術孵化公司，同時我們還投資了劍橋、伯克利大學等創新基金，這些創新基金基本上會覆蓋到相當高百分比的前沿技術，作為我們自己的補充，打造開放式的生態。

劉蘭香：今天這場討論我聽到最多的詞就是“合作”，這也算是醫藥行業的特色。另外大家談得比較多的就是“引進來”和“走出去”，這些都是需要跟監管部門打交道的，近年來中國新藥審批速度也有很大的提升，新藥上市方面邊總和張總請分享一下。

邊欣：中國的藥監體系整體在往前走一步。以前我們引進一個新藥，是在美國和歐洲至少五到十年之后，（在中國）用到的時候藥品的生命周期在其他國家都是到了非常末期的情況。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怎么把審評標準提高，一方面跟國際接軌，一方面也把國內不太規范的行為規范好。所以這樣一個環境之下，回到剛才說的詞就是“開放”，通過外企在全球有很多所謂的know-how，共創、共建把這個體系搭好。

張穎：中國的醫藥審批準入，在過去五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藥監局的縮寫叫NMPA，以前有人開玩笑說是“你們批呀”。但諾華一款治療高血壓的藥在中國是全球第一個遞交審批的，也是第一個獲批的，（新藥審批的）速度有目共睹。我們希望這在未來不是個例，預期未來90%項目的審批會實現全球同步，這將是非常大的進步。

劉蘭香：錢總在醫藥審批準入這塊也是非常資深的專家，前面你也提到藥品進入中國之后面臨可及性、可負擔性的問題，就是說一個藥很好但很貴，怎么讓大家用得起？

錢云：首先產品要過硬，一個突破性創新的產品如果能夠滿足臨床未被滿足的需求，填補臨床的空白，那么任何政府都是歡迎的，也會加速審批引進來。好的產品進來以后，一個是用得上，一個是用得起，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的問題。實際上也是要有多元化的思維，一方面要順勢而為，目前基本醫療保障還是保障體系的支柱，還是要緊緊依靠政府，配合好政府，這些新藥拿出姿態來，積極參加政府組織的談判。另外，這兩年各地的惠民保風起云涌，我們的藥物也列入了100多個城市的惠民保，這還是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同時我們也在跟一些相關的公司合作，探討更多元化的路徑，解決支付的難題。當然我們也需要跟行業共同營造一個很好的生態環境，就是鼓勵創新的生態環境，因為創新藥投入大，風險高、周期長，所以更需要后續的政策能夠保證這些創新藥的投資回報。如果投資回報預期降低，創新藥就很難持續下去，所以在這方面，我相信同仁們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劉蘭香：錢總也是在呼吁政策要在這方面更加地重視。那么關于醫藥創新，臺下的嘉賓是否有想跟幾位嘉賓交流的問題？

觀眾提問：我是做印度市場的，讀了很多印度相關的資料，他們的醫藥相當強，我想問中國的醫藥行業跟印度比起來，我們的優勢和我們的差距在哪兒？

崔霽松：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印度市場也增長挺快，在我看來印度市場的優勢是什么呢？他們仿制藥做的質量很好，從一致性評價方面來說我們的仿制藥的質量不如他們，現在當然我們的質量也上去了，但他們價錢也便宜，這是印度最大的優勢。那么在印度我們有什么優勢呢？中國的創新企業很多，跨國企業更多的都在中國，我們的創新能力比印度強很多。再就是我們的專利程度很高，專利是創新最基礎的地板，沒有這一點很難進行創新。因為創新的高風險在于，如果大家不尊重知識產權，就沒有辦法進行創新，這在印度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關曉暉：我完全同意崔博的意見，我們有一個印度的子公司是做注射劑的，主要市場是在美國。我們發現很多的印度藥企非常早就通過美國FDA的認證，生產質量體系達到了國際標準，仿制藥的生產制造能力也是非常強的，所以質量標準高、生產成本低是最大的優勢。但是現在印度最大的壓力就在于創新的動能，因為價格低本身和IP的保護方面對創新藥都不是那么友好，所以印度市場其實是一個個性很鮮明的市場。

張穎：我想補充一點，相比印度，中國是有更好的醫藥市場的。比如全民醫保，中國96%以上的居民都被基本醫保目錄覆蓋，印度沒有這個機制。有人問過一個問題，哪一個國家將成為下一個中國，是印度嗎？是非洲嗎？最后的結論是，下一個中國仍然是中國。

劉蘭香：關于印度醫藥市場，很多人可能都是通過《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才有所了解的。張總剛才這番話其實給我們這場圓桌討論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結語。無論環境多么艱難，我們都永遠可以相信創新的力量。（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