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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防疫政策近日的放松，開始消解過去三年經濟活動中的層層壁壘。在更大一個范圍里，新冠疫情、地緣政治動蕩、極端天氣，令世界經濟在過去幾年中也面臨諸多阻隔和分裂，逆全球化趨勢明顯。當我們終于告別這場全球大流行，該如何讓世界經濟重回包容增長的軌道？在12月8日召開的2022年《財富》MPW女性峰會上，四位跨國企業的女性高管與《財富》中文版上海執行主編王昉一起，聊了聊全球化的下一個階段，以及跨國企業在其中的角色。她們分別是：中興通訊有限公司首席發展官崔麗、陶氏公司大中華區副總裁褚曉勤、埃森哲全球副總裁兼大中華區主席朱虹、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數據和分析業務大中華區及北亞董事總經理陳芳。以下為編輯后的對話實錄。

王昉：首先請問中興通訊的崔麗，我們都知道，美國政府的制裁措施令中興經歷了比較困難的幾年。中興內部怎樣看待這個波折？怎么把危機轉變成一個提升自身能力的機遇？

崔麗：

在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后，你會發現，就像達爾文的進化論所說的那樣，活下來不是最強的，是最能適應變化的。我分享的經驗是，行勝于言，遭遇危機之后，講再多的話都沒有用，扛過危機、實現企業進化更重要。這里有四點很重要，一是危機面前能夠扛得住，更好地成長，這是最重要的。二是機會面前能夠抓得住，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機會真正到來的時候，考驗的是企業的技術、產品、運營效率等各方面的綜合能力。三是抵得住誘惑，因為戰略就是取舍，取很簡單，關鍵在于如何認清資源約束，更好地規劃。四是大役面前要站得住。

王昉：你曾經說過，中興在這次自我調整的過程中，變成了全球一流的合規企業，這個能否展開說說？

崔麗：合規不僅僅是要滿足某一個國家的規則，與之做交易的任何國家的規則都要遵守，比如歐盟的GDPR（《通用數據保護法規》）、反商業賄賂法規等等，這是所有跨國企業必須面臨的事情。認清紅線是基本。你要知道紅線在哪里，還要知道紅線相對模糊時，自身的風險偏好，以及怎樣在不觸碰紅線的情況下獲得更大機會。中興已經把合規內化、數字化，這樣可以更高效、更便捷、更透明地指導企業運營。

王昉：這是在逆風中鍛煉內功。請問倫敦證券交易所的陳芳，我們觀察到，過去幾年國內企業到海外融資的腳步慢了很多，那么國際資本市場的情況如何？能否分享你們掌握的一些數據，從中看一看逆全球化對商業造成的影響？

陳芳：

請大家回憶一下，2006年有一本知名的書《世界是平的》，其中構建了非常美好的全球化世界，但就在這本書問世之后的2007年，全球主要的經濟體開始放緩全球化的進程。2007年以前的10年，全世界的全球化水平上漲了19%，2007年之后的12年里，僅僅上漲了6%。2020年，在各種各樣的國際政治和新冠造成的不確定因素中，我們看到有意思的一點，就是資金的流動突然頻繁起來。有另外一組數據顯示，資金更加偏向朝著中國、美國這類穩定的市場流動。2021年累計凈流入美國市場的基金規模是13萬億，較前一年增長一倍，流入中國的基金是將近7000億美元。今年以來，歐洲有些國家比如英法出現持續性的資金流出，俄羅斯一直表現不錯，但是二季度開始流出。

通過數據可以看到，雖然有一些逆全球化的情況在發生，不過資本在最近三年里流動更加頻繁，從規模上看不到有特別大的變化。當然投資決策的角度上來講，資本更加傾向于流向穩定、發達的市場，比如說中國和美國，在不確定性當中尋找確定性。

王昉：陶氏是臺上四家跨國公司中，實體經濟的代表，請問陶氏的褚曉勤，在過去幾年供應鏈混亂、極端天氣、地緣動蕩當中，你們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褚曉勤：

過去幾年，地緣政治、經濟下行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危，疫情管控和供應鏈的中斷造成了物流的停滯，今年上半年的封控和廠區閉環管理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挑戰。但陶氏在125年中的全球化布局，又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資源。我們在全球多個產地有原材料和制造的布局，可以讓我們在變化中不斷做出靈活的安排，看原材料的價格情況怎么樣、市場的供需怎么樣，我們可以對產地做生產能力和生產計劃的調整，通過跟我們的供應鏈上下游伙伴、客戶緊密聯系，有了問題一起合力、一起協作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這個過程中，要永遠堅持你的優勢，包括對運營和財務的控制。另外就是堅持創新。我們可以看到，可持續化發展正在刺激更多對新能源的要求，脫碳的要求，我們的電動汽車、基建、電子材料業務，要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客戶也可以通過移動端隨時訪問我們的包裝學院進行創新。再就是以人為本。在危機管理處置當中，沒有一個全球的指令可以幫到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工廠、每一個辦公室，要靠第一線的人聽取多元的聲音，把危化解，把機會緊緊抓住。

王昉：再問問埃森哲的朱虹，埃森哲是全球性咨詢顧問公司，客戶遍及全球，之前和你的交流中，感覺你對逆全球化的說法似乎有不一樣的理解？

朱虹：

過去三年，疫情反復和地緣政治的動蕩給全球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很大的沖擊，但是從我們咨詢的角度來看，有一個趨勢是非常確定的，就是技術革命的持續發展，將成為未來10年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最主要的驅動力之一，沒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擋它。中國過去10年數字經濟發展很快，2021年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萬億，占GDP將近四成，接下來會越來越快。

疫情讓我們很難受，但是疫情倒逼了多少數字化轉型——整個生命科學、疫苗研發的加速、互聯網醫療的爆發性增長，也算是獲益于疫情的反復。企業怎樣擁抱新技術變化，是關鍵的挑戰。大家很多說逆全球化、緩全球化，在今年1月份冬季達沃斯會論壇上，圍繞這一點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我在最近的上海進博會期間，拜訪了所有跨國公司展臺。我發現，對所有的To B和To C的跨國公司來說，中國市場的去留都不是輕易的抉擇，因為這是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市場。而中國企業的出海也從來沒有放松過腳步，只要是優秀的中國企業都希望出海，海外市場可以帶來新的增長點，提升全球競爭力。

基于所有這些，我們比較有信心說，全球化仍然是大部分企業秉承的信念和理念。只是在這樣的逆風和不確定因素下，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學技術來賦能企業的發展，打造新的成長曲線，變得非常重要。

王昉：這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信號。我最近讀到一篇文章說，2022年11月可能是逆全球化浪潮再度發生逆轉的起點，因為東盟（ASEAN）、COP27、G20等國際會議都在這個月召開，證明政府之間有互相對話的需求。還有就是各國之間原材料和市場的彼此依賴度如此之高，過去幾年去全球化的代價如此之大，使得最近出現了不少再全球化的趨勢。曉勤，之前跟你溝通的時候，你提到了陶氏中國的反向創新，這是很有意思的一種再全球化。

褚曉勤：在中國，我們過去會更多在應用和產品上著力，現在重點看怎么幫助社會脫碳，達到可持續增長的目標。比如我們跟立白攜手解決塑料循環的可回收，和美團單車合作做可回收的單車輪，把它們變成運動場。在汽車行業，我們在看低碳會怎樣喚醒輕量化、電動化的需要。我們和汽車領域的本地伙伴研發的材料，不僅很好服務了本土市場，同時在反向推廣到歐洲和美國。以前是在中國為中國，現在更多的是在中國為世界，這是很好的全球化的案例。

王昉：中興通訊也強調要建立供應鏈上的生態，對合作伙伴變得更加開放，崔麗你提到了一個新長板理論。

崔麗：未來企業要遵循新長板理論，找到自己的定位，用合作伙伴的長板補自己的短板。在重建全球化的過程當中，解決產業共同面臨的技術挑戰，是大企業面臨的課題。中國有著極大的規模，這種規模效益可以帶動整個產業的快速發展。剛剛埃森哲的朱虹說，數字化浪潮已經不可逆轉了。企業在烏卡時代如何變得更敏捷、靈性、韌性？很重要就是數字化轉型。這符合全人類普適的價值觀，包括消除數字鴻溝。

王昉：構建開放的合作生態、在技術上始終走在前方，如果在華企業能做到這一點，那么中國仍然是所有企業不可錯過的地方。我們都知道女性在溝通方面自帶一些優勢，在座各位在企業內部也起著重要的橋梁作用。我想問問中興通訊的崔麗，你外表非常知性，不過朋友圈里的你也玩拳擊和搖滾，這種多重氣質是否能幫助你與企業中不同的人打交道？

崔麗：我覺得沒有必要立人設，人設一定會塌。我自己信奉的是，逆人性做人，順人性做事。有幾點很關鍵，第一就是簡單帶來信任，公開透明帶來信任。第二就是尊重專業，其實在我們高科技企業里面，權威不太重要，我們有三萬多高質量的研發人員，這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如何讓他們發揮自身的作用，遠遠比權威重要。第三，始終開放，兼容并蓄，一個封閉的系統是熵增，最后走向滅亡。我為什么喜歡參加《財富》的活動，就是可以吸取各方面的營養。第四就是與時俱進。最后補充一句，我個人認為持續帶領團隊獲得一個又一個成功，是達成共識的最好辦法。

王昉：今天我們都面對信息過載，過多的信息反而會變成認知的鴻溝。我想問問倫交所的陳芳，你的公司是提供數據的，在如何更好地吸收有用信息、屏蔽噪音方面，有什么經驗之談嗎？

陳芳：數據的質量和可靠性是最優先要考慮的部分，確保數據源是可靠的、穩定的，這是第一點。第二，大數據時代，數據標準化非常重要，標準化的數據才容易做加工，幫助機器學習。最后，分析型的數據一定會取代原始數據，這是一個趨勢。原始數據類似于石油、天然氣、木材、化石等這類最底層的材料，只有在加工以后才能為人所用。對于我們女性管理者和決策者來講，我們一定要拿到具有洞察力的數據，減少研判時間，快速準確地決策。

現場觀眾提問：再全球化和之前的全球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陶氏的褚總，你剛剛說要將中國的創新帶到全球，這個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褚曉勤：怎么樣重新建立信任？這是下一個時代對領導力提出的問題。領導是不是權威？是不是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其實未必。這個時代，你更多需要一些同理心，傾聽客戶在想什么，員工在想什么，不光是聽，更多要理解。怎么更好地做服務型領導，而不是權威型領導？這需要我們建立連接，連接才能帶來透明，透明才能帶來信任。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如何handle ambiguity（處理模棱兩可的處境）。未來沒有一個問題的答案是簡單的yes或no，很多問題的回答可能是“yes”，但又緊跟著“同時你又要考慮”——考慮怎么平衡短期和長期的利益，在走得堅定的路上又要比較敏感地識別和快速管理風險。其實我們女性是擅長這一點的，在這個時代，這也是女性領導者應該做得更多的地方。

朱虹：對于“ambiguity”（模棱兩可的處境）這一點上，我想補充一句：You can choose not to be confused（你可以選擇不被“繞暈”）。

王昉：很值得深思的一句話。如朱虹所說，全球化的腳步或許并沒有完全停止過，始終都在前進，未來可能會變換形式繼續前進。如果說第一輪全球化是建立在資本逐利的沖動之下，那么下一輪全球化可能是更多建立在互信、同理心、善意溝通、共同成長上。當我們的日常生活終于回歸正常的時候，我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各家跨國企業能夠幫助世界經濟重新返回到繁榮增長、合作包容的軌道。（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