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鎮銀行之殤：1600多家機構何去何從
劉蘭香
2022-07-20
“我在村鎮銀行工作過一段時間，感覺最深的是定位混亂，村鎮銀行到底是干嘛的呢？我們最害怕的是縣長的電話。”在談及村鎮銀行存款“爆雷”事件時，一位金融圈資深人士如是說。
在發酵近四個月后，這一震驚全國的“爆雷”事件處理可以說初步告一段落。7月17日，銀保監會就依法依規處置河南安徽5家村鎮銀行風險等熱點問題進行了回應，此前在7月15日地方金融管理部門也啟動了首批賬外業務客戶資金墊付。
備受煎熬的儲戶們也可以稍稍心安，但這還遠遠稱不上最終的勝利，因為河南和安徽兩地發布的墊付公告都在一開頭就表示“根據案件查辦和資金資產追繳情況”，而如此復雜的大案，無論是案件查辦還是資金資產追繳都會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不會那么快見終章。
而對村鎮銀行困境與出路的審視，恐怕更是才剛剛開始。
2006年12月，原銀監會發布《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在湖北、四川、吉林等6個省份的農村地區設立村鎮銀行試點。2009年7月，原銀監會再發文，計劃3年內在全國設立1293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其中村鎮銀行占1027家。
河南村鎮銀行的建設步伐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加快。據公開資料，到2011年，河南省新組建村鎮銀行23家，組建進度居全國第二、中部第一；累計組建村鎮銀行數量達40家，覆蓋全省51個縣份，位居全國前列。此次涉事的5家村鎮銀行中，禹州新民生村鎮銀行、開封新東方村鎮銀行均于2011年成立。
又十年過去，截至2021年年底，我國村鎮銀行法人機構數達到1651家，在全國4602家銀行業金融機構中數量最多，占比超過1/3，資產總額為1.94萬億元，縣域覆蓋率約為71%。
回頭來看，較低的門檻確實給村鎮銀行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天然的優勢。一是注冊資本方面，在鄉鎮設立的村鎮銀行注冊資本最低僅為100萬，堪稱是銀行業金融機構中最低的門檻。二是特有的發起人制度，即主發起人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鎮銀行股本總額的15%，且發起人中至少有一家銀行業金融機構，這些要求都不難達到。三是股東方面，任何性質的資本都可以參與村鎮銀行的設立，同時對于股東各項財務指標要求也遠沒有民營銀行那么嚴格。
不過，這些便利的進入條件，也為日后村鎮銀行的風險爆發埋下伏筆。
無論是還在查辦的存款“爆雷”案，還是已成機構日常的各種罰單（僅今年就已有115家村鎮銀行被中國銀保監局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罰單達到210份），都表明這些年來，在機構數量快速增長的同時，村鎮銀行與生俱來的一些缺陷顯然并未改善，甚而有所惡化。
如前所述，“定位混亂”就是村鎮銀行的突出問題。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近期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在村鎮銀行設立之初，他就感覺設立村鎮銀行的邏輯并不很順，或者比較牽強。“我們可能沒有去仔細研究：為什么當初農村信用社會脫離農村？如果不想清楚這一點，農村信用社或者農商行到底怎么改革，還是沒有一個明確方向。比如一方面要求農商行不能離開縣，必須以縣級為法人單位，但同時又要成立新的村鎮銀行來為農村服務，這里本身就有一個矛盾。”
他指出村鎮銀行目前存在的幾個問題。第一，中國經過40年改革開放，所謂“農村地區”現在已經是五花八門，很多“農村”已經城市化、工業化了，如果用同一套標準設立村鎮銀行，本身是會有問題的。第二，原來的農信社全部在鄉鎮以下、按行政區劃，只要有行政區劃就有信用社，不管當地人多人少，經濟總量有多少，但是現在設立的大多數村鎮銀行都在縣城，某種程度上是遠離農村的，又沒有或者少有分支機構，所以能不能真正服務到村鎮，實際上是有矛盾的；第三，當大銀行、農商行體系和郵儲銀行都已經下沉時，網點角度看村鎮銀行并沒有填補任何“空白”，同時還面臨其他銀行競爭。
“作為銀行，放貸款是需要有存款的。目前村鎮銀行也好，民營銀行也好，成立以后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存款沒有來源。一家新的銀行，老百姓對你不了解，尤其是周圍已經有各種熟悉的銀行，更不會到你這里去存款。但沒有存款就很難去發展，盈利能力也很小。”劉曉春表示。
而在近十年前，筆者采訪過的一家國有銀行控股的村鎮銀行行長就曾說過類似的話。由于他所管理的村鎮銀行只有一家網點，而且尚未建立廣泛的知名度，要吸引個人存款很難，因此絕大部分存款都是企業存款，這其中又有很多是通過貸款業務吸引的存款，本身就比較矛盾。“我們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進來的，地方政府想給我們存款，但財政部規定不能將財政存款放在村鎮銀行，這實際上是不公平的，我們也是國有控股，應該享受平等的待遇。”
他所期盼的這種平等待遇直到現在也并未實現。不僅如此，云南財經大學中國地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專家夏蜀博士近日撰文稱，由于對村鎮銀行特有的公益性認知不清，各方面的政策支持都不到位：一是支農再貸款政策難以惠及；二是財政獎補不能及時足額到位且期限太短；三是2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水平與純商業性機構的一致，遠高于農信社12.5%的水平；四是對發起行“兜底式”的制度設計，缺乏相應的配套性政策和激勵性措施；五是未按照“微小”銀行的機構特征，在風險管理政策上提供相應的制度安排。
對村鎮銀行公益性匹配政策的不到位，勢必影響其財務運營的可持續性。許多村鎮銀行近年來的存貸款規模出現增長萎縮乃至停滯狀態，虧損面增大。夏蜀以西部某省2018年的數據為例，該省全省村鎮銀行利息收入同比下降8.41%，而營業費用較同期上升10.33%，增速高于全省銀行業平均值23.23個百分點，全省村鎮銀行虧損達3.1億元，同比擴大2.37億元，單家村鎮銀行平均虧損達424.67萬元。
根據企業預警通數據，截至目前，僅357家村鎮銀行披露了2021年度財務數據，雖然其中有352家實現盈利，但盈利超過1億元的村鎮銀行僅有4家。
夏蜀指出，服務“三農”和小微企業本是村鎮銀行的基本定位，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恰恰是業務脫農脫小、信貸投向城市金融領域的村鎮銀行，盈利水平較好、業務規模發展較快，形成業務“做大”監管過不去、“做小”市場過不去的尷尬局面，村鎮銀行普遍產生了在支農支小定位下的“戰略迷失”。近年來，全國新設村鎮銀行不僅處于停滯狀態，甚至許多發起行批量出售、轉讓以及吸收合并村鎮銀行的股權，不言而喻地折射出這種“戰略迷失”。
就農村金融市場而言，大中型銀行在網點規模、利率定價、授信額度、金融智能化等方面均全面優于村鎮銀行，當其進入這片藍海市場營銷農戶和小微企業客戶時，不僅村鎮銀行資本實力弱、渠道模式單一、社會認知度低的天生“短板”變得更為突出，業務呈現持續下滑態勢，而且村鎮銀行填補“三農”和小微企業“最后一公里”金融服務的功能也大有被取代之勢。
“村鎮銀行是否有存在的價值？村鎮銀行該往何處去？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其‘戰略迷失’困境，村鎮銀行的生存將面臨巨大問題，更遑論高質量發展。”夏蜀直言。
值得注意的是，村鎮銀行因規模小而難以吸引到專業化人才，相應的公司治理、股權治理的風險都較大。近年來頻繁的股權變更和交易，加大了本就股權關系復雜的村鎮銀行的公司治理風險。而當這些潛在隱患未除、又遇到實體經濟不振時，由于村鎮銀行服務的群體本身就是風險抵御能力更差的農戶和小微企業等群體，因此其爆發風險的概率也進一步上升。
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1》顯示，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當中，農合機構和村鎮銀行風險最高，高風險機構數量分別為271家和122家，數量占全部高風險機構的93%。同時，監管也在加快處置農村中小銀行帶來的風險。在今年5月20日銀保監會通氣會上，監管層稱從2018年以來，累計處置高風險農村中小銀行627家，處置不良貸款2.6萬億元，金額超過前十年的總和。除此之外，監管層又再次提及“鼓勵優質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適格機構參與并購重組農村中小銀行”，并會落實鼓勵中小銀行兼并重組支持政策。
近日，寧夏銀保監局批復同意寧夏平羅農商行吸收合并平羅沙湖村鎮銀行。批復要求，寧夏平羅農商行應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要求辦理吸收合并籌建事項，并督促平羅沙湖村鎮銀行完成解散相關事宜。公開資料顯示，平羅沙湖村鎮銀行的主發起行、大股東為寧夏黃河農商行。而寧夏黃河農商行同時也是此次吸收方平羅農商行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45.3%。
一個值得關注的數據是，截止到2021年年底，全國農村商業銀行1596家，農村信用社577家，這兩者合計2000多家，已經超過村鎮銀行了。“而且服務對象和定位幾乎一模一樣，但農信社歷史更悠久、根基更深。所有這一切，確實指向村鎮銀行存在的必要性。”劉曉春說。
毫無疑問，在存款“爆雷”事件最終塵埃落定后，村鎮銀行整體的命運走向也將越來越清晰。（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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