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為止,距離司馬南11月6日在公眾號“司馬南頻道”發出《中科院賤賣13億國有資產白送泰山會》一文已經整整過去一個月,其所引發的輿論巨浪仍未平息,而聯想集團官方層面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
個人認為,聯想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只是它自然也要承擔保持沉默的后果。有人說輿論不斷發酵到今天這個地步,主要不是因為司馬南厲害,關鍵原因是聯想保持著不可思議的沉默。
近日還出現傳聞,揭露聯想私底下搞“小動作”為自己爭取有利輿情,這令其在這場輿論戰中更加失分。聯想是否或者何時會回應,已經成為正反雙方可能都在等待落地的靴子。
聯想為何一直保持沉默?如果不是因為“大企業病”或者不作為,以我的猜測,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聯想的改制過程合法合規,聯想的高管薪酬是企業自身內部的事情而無關他人,關于5G標準的以訛傳訛聯想已通過官方渠道作過澄清;第二,司馬南所挑起的質疑屬于專業領域和企業治理范疇的問題,如果需要回應、溝通和探討也是在專業領域和企業治理層面上的事情,在聯想有能力做出專業回應之前,無謂的回應和解釋反而不利于問題的溝通和解決。退一步說,司馬南本意就在炒作以獲取流量,而聯想可能認為此時回應等于在給司馬南的炒作添柴而已。
話說回來,聯想集團如何應對質疑與輿情是聯想自己的事情。此事最終走向如何,目前誰都難以斷言。但聯想的沉默,并不是司馬南的勝利。
聯想的改制和國有資產演變問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歷了相當長時間,有著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的歷史條件。而聯想作為公眾企業、中科院作為正部級的事業單位,涉及聯想改制的工作想必經過了必要的合法合規程序,對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公眾并非不可以質疑,但理性的做法應該是向政府和司法部門舉報和檢舉,而非司馬南這樣借助國有資產流失敏感話題來煽動公眾情緒。司馬南不選擇正規渠道舉報和檢舉,而是訴諸于公眾輿論,借愛國之名拉流量做生意的心思,由此可見一斑。
關于聯想高管的薪酬問題,以聯想在全球PC行業銷量第一的地位和處于完全競爭領域的全球化企業的特點,聯想競爭與對標的對象應該是戴爾、惠普這樣的跨國企業,高管薪酬的對標對象也自然是這些企業的水平。而且企業管理層薪酬問題是純屬企業內部治理的問題,司馬南如果認為自己是國有資產終極股東的一分子,也應該通過向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提出建議和意見的方式來行使其終極股東之權利。而關于聯想產品售價國外便宜于國內的情況,這與國際貿易中的稅收制度、分銷體系與供應鏈有關。出口退稅之后以不含稅價格標示的原產于國內的商品,國外售價比國內售價低的比比皆是。面對茅臺國內3000多元還假貨充斥與國外售價不到1000元人民幣的情況,怎么不見司馬南質疑國企茅臺集團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南背后與李肅、饒謹、等人構建的依靠制造企業公關危機來牟利的生態圈,隨著司馬南與饒謹所稱“叛徒“李肅關于求攬聯想危機公關業務遭拒后公開聲明與其他幾人的”分歧“,讓司馬南以愛國大旗煽動民粹以制造企業危機再來在其中牟利的流量變現模式被昭示天下。公眾號“雪貝財經”的一篇《起底司馬南背后的流量機器和變現之謎》,也揭示了司馬南等人“表面全是主義,背后全是生意”的炒作實質。這篇對司馬南而言可謂打蛇之七寸的自媒體文章,至今也不見司馬南否認和反駁,我們只看到他依舊在不屈不撓,以斷章取義和割斷歷史脈絡的方式,挑動著公眾對聯想質疑的敏感神經。
當前國際經貿環境充滿了不確定性,疫情反復無常疊加經濟下行壓力,滯漲已成為可能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如何搞好經濟來保就業和保民生才是最關鍵的,而這個關鍵的關鍵就在于搞好企業。日前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指出,富有競爭力的企業是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企業好經濟就好,居民有就業、政府有稅收、金融有依托、社會有保障。企業家就像魚一樣,水質水溫適宜就會游過來,“要為企業家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使他們發揮作用”。
任何企業,只要企業經營上合法合規和照章納稅,為股東創造利潤、為社會創造就業和提供社會所需的產品與服務,就不應對企業有超出法定責任與義務的苛求。至于社會公平和再分配問題,那是政府層面的問題,一方面有著成熟的社會治理體系與法規體系,另一方面作為個人同樣也可以通過合適的渠道獻計獻策。我們需要的是正視改革開放與企業發展的歷史,回到理性思考與善意探討的層面。
總之,作為一家公眾企業,聯想可以被批評或被質疑,也應當正視自己的問題,只是司馬南式的脫離改革開放歷史過程來挖歷史舊賬并將其作為“流量密碼”之風切不可長。(財富中文網)
作者柏文喜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IPG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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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蘭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