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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能讓人戒掉購物癮嗎?

 J.B. MacKinnon
2021-07-07

疫情過后,很多美國人不會像從前那樣無節制地消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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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黑色星期五”,紐約一家玩具店里的購物者。圖片來源:Stephen Chernin—Getty Images

不管什么時候,消費問題都是一個敏感問題。在經濟繁榮的時期,總會有人告訴我們,如果人們對各種商品、服務和體驗的需求下降了,經濟就會由盛轉衰。而等到經濟真的衰退了,又有人會說,拯救經濟的辦法,就是大家都到商場和商店里去消費。

現在,我們終于從疫情最黑暗的時期走了出來,而社會上也同樣充斥著“消費救經濟”的論調,有人甚至鼓吹疫情后必然會迎來“報復性消費”。似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正在發揮作用,好讓這些聲音被大家聽到。一方面是廣告支出在激增,另一方面是政府大肆“撒幣”,與此同時,很多主打生活方式的媒體也在提醒大家,是時候再次追逐潮流了。

像以前一樣,這一次也有人讓我們不要討論消費主義的陰暗面。但如果這次我們真的屈從于他們,就會失去一個重要的機會。經過這次疫情,億萬消費者剛剛在人生觀、價值觀上有了新的認識,更重要的是,疫情讓很多人看到了消費型社會以外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子的。除了現在,哪里還會有更好的時機,來解決我們的過度消費給全人類乃至給整個地球帶來的危害?

首先,我們可以回想一下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出現之前的情況。在2019年初,聯合國的一份報告就曾指出,在世紀之交的某個時候,消費主義已經超過全球人口增長,成為了危害環境的頭號罪魁禍首。也就是說,在氣候變化、物種滅絕、有毒污染和水資源保護等問題上,我們消費了多少,比地球上有多少人更重要。

有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一個富裕國家的普通人,他日常消耗的石油、鋼鐵、木材、水、煤等資源是一個窮國普通老百姓的13倍。也就是說,如果你在美國養育兩個孩子,所消耗的自然資源相當于在孟加拉國、海地或贊比亞這樣的國家養育26個孩子。我曾經去過很多地方(我也是一個過度消費者),但我還沒有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遇到過這樣龐大的一個家族。

雖然疫情期間,由于封城等因素,全球消費有所放緩,但是現在,我們的消費速度再一次以極快的速度回升。不管我們怎樣用所謂的“綠色”去粉飾我們的消費欲望,也都無法跟上它增長的速度。我們在很多地方都禁用了塑料袋和塑料吸管,但與此同時,未來10年的塑料總產量肯定會上漲40%左右。雖然“環保時尚”已經成了一種時髦趨勢,但過去20年間,人均購買的服裝數量增加了60%,而這些服裝的壽命卻縮短了近一半。而在循環經濟體系中,廢棄產品被循環成新產品的比例實際上還在減少。被投入全球經濟中的原材料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

美國人的人均消費水平更是冠絕全球。如果全世界所有人都按美國人的標準去去消費,那至少得有5個地球才能維持所有人這樣的生活水平。一個叫世界資源研究所的非營利機構稱,我們的消費總量問題已經成了“房子里的大象”——大家都能看見它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卻都又有意無意地忽略它。氣候變化問題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過去20年間,對于氣候變化問題,雖然社會高度關注,高層行動不斷,技術也有所進步,但到了2019年,我們達到的最好成績,無非是修了一些自行車道,發明了一些節能燈泡和電器,用燃燒起來更清潔一些的天然氣取代了煤炭來發電,希望靠這些就能降低全球排放——而從1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排放就處于創紀錄的高水平。但隨著消費主義在全球的盛行,一方面是印度的中產階層快速崛起,一方面是美國人興起了豪宅熱,全球排放再次開始打破紀錄。到目前為止,在現代史上,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真正下降的時候,就只有經濟發生重大衰退的時候——換句話說,也就是所有人停止消費的時候。

消費越少天越藍

幾乎就從疫情導致各國相繼“封城”“封國”的那一刻起,少消費的力量就開始顯現出來。消費主義文化遭到迎頭痛擊,而幾乎就在同一時刻,全球碳排放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的下降,2020年上半年的降幅幾乎達到9%。僅僅幾天時間,亞洲一些高度污染的工業重鎮就重現了久違的藍天。而隨著全球經濟的萎縮,我們也比以往更依賴于現有的可再生能源。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一些肉眼可見的大自然收復失地的跡象。我個人最喜歡的畫面,就是一群美洲鱷在墨西哥的海灘上曬太陽的照片。這片海灘正是由于沒有了以往的大量游客,才又重新成為美洲鱷的樂園。

疫情不光改變了環境,也改變了我們。不論是在隔離的相對平靜中,還是在焦慮與悲傷中,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思考,人生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舒適與滿足究竟來自何處。我猜想,在經歷了這次疫情之后,與購物相比,大家可能更想時間陪伴他們在乎的人。很多人學會了享受大自然,學會了創造性地表達自己,或者學會了關注自身以外的問題。

美國歷史學家、極簡主義學者大衛?史曾把那種安排得極為精致飽滿的小資生活稱為“活動的監獄”。而逃離了“活動的監獄”之后,人們才認識到了自己在消費文化中真正看重什么,有哪些東西就算沒有也能活。很多人重新發現了低消費的樂趣,比如園藝、烘焙和談話的藝術。有的人不再為穿什么衣服煩心,也沒有了與其他人攀比的壓力,從而真正感到了自由。

我們已經不是疫情前的我們了。要指望大家忘掉這些變化,像以前那樣無節制地消費,那簡直是在污辱我們。我們之所以挺過了這場災難,靠的不是消費,靠的是我們自己,和我們在社會中找到的資源,在“911”事件后,小布什曾號召美國人“購物救國”,這個主意當時不靠譜,現在也同樣不靠譜。6月份亞馬遜迎來了自己的會員日,這完全是一個亞馬遜為了促進網購而自創的一個所謂“購物節”。而今年,我們也看到這個“購物節”在社交媒體上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抵制和主流的批評。

另一方面,我們對“簡單生活”的討論仍然太過膚淺。現在“少即是多”和“簡單生活”這種口號已經成了流行語,而且疫情以來,由于很多人失業,加上大量企業倒閉,很多人開始給生活作減法。雖然作為個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減少消費(既是為了省錢,也是為了環保,或者是為了追求更深的價值),但如果我們真想實現一個“低消費”的社會,我們就需要改變這個體系本身。

質重于量

比方說,我們怎么才能避免買那些一用就壞、一出來就過時或者需要升級的產品?有一種方法,就是“少買,買精”,也就是少買一些東西,買能用得更久的東西。為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可以鼓勵消費者為高質量產品支付溢價,盡管這種方法在以前并不奏效。

更好的辦法,是采取有力措施,幫助耐用品與一次性產品進行競爭。比如我們可以讓企業為其生產過程中造成的污染支付更高的治理成本,包括大氣污染成本等等——這些成本目前基本上還是由社會承擔的。我們可以通過制定法律,要求產品必須易于修理,或者要求產品必須貼上壽命標簽,以提醒我們它們可以使用多久。有意思的是,一些企業看到了疫情期間的消費下降給環境帶來的好處,所以他們也轉向了讓消費者少買新產品的商業模式。比如最近,李維斯(Levi Strauss)公司就在其官網上發文稱:“服裝行業面臨著一場過度消費的危機?!闭f明這個大品牌已經公開承認了這個問題。該公司推出了一個較為溫和的低消費主義口號:“買得更好,穿得更久?!绷硗馑矊N售更多的二手產品。

另一個策略是解決收入不平等的問題。研究表明,貧富差距的擴大會放大社會地位的差距,而為了追求社會上的尊嚴感和地位感,我們就會花更多的錢去消費,從而助長了消費主義。同時隨著不安全感的增加,我們也會更加關注收入和財產問題。收入的不平等并非是一個不能改變的問題,我們知道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更平均地分配財富的。

采取這樣的策略后,未來我們有可能進入一個更注重產品、服務和體驗的質量而非數量的時代。這樣的時代仍然會保持疫情中的某些優點——比如更干凈的空氣和水,更少的拜金主義價值觀,人與自然更和諧的關系等等。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不能指望個人消費者的自覺,而是要靠建立一個新的世界。而要實現這個目標的第一步,就是大家都開始來討論它。(財富中文網)

本文作者J.B. MacKinnon是新書《世界停止購物之日》的作者。本文是為Zócalo Public Square公司撰寫的。

譯者:樸成奎

不管什么時候,消費問題都是一個敏感問題。在經濟繁榮的時期,總會有人告訴我們,如果人們對各種商品、服務和體驗的需求下降了,經濟就會由盛轉衰。而等到經濟真的衰退了,又有人會說,拯救經濟的辦法,就是大家都到商場和商店里去消費。

現在,我們終于從疫情最黑暗的時期走了出來,而社會上也同樣充斥著“消費救經濟”的論調,有人甚至鼓吹疫情后必然會迎來“報復性消費”。似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正在發揮作用,好讓這些聲音被大家聽到。一方面是廣告支出在激增,另一方面是政府大肆“撒幣”,與此同時,很多主打生活方式的媒體也在提醒大家,是時候再次追逐潮流了。

像以前一樣,這一次也有人讓我們不要討論消費主義的陰暗面。但如果這次我們真的屈從于他們,就會失去一個重要的機會。經過這次疫情,億萬消費者剛剛在人生觀、價值觀上有了新的認識,更重要的是,疫情讓很多人看到了消費型社會以外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子的。除了現在,哪里還會有更好的時機,來解決我們的過度消費給全人類乃至給整個地球帶來的危害?

首先,我們可以回想一下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出現之前的情況。在2019年初,聯合國的一份報告就曾指出,在世紀之交的某個時候,消費主義已經超過全球人口增長,成為了危害環境的頭號罪魁禍首。也就是說,在氣候變化、物種滅絕、有毒污染和水資源保護等問題上,我們消費了多少,比地球上有多少人更重要。

有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一個富裕國家的普通人,他日常消耗的石油、鋼鐵、木材、水、煤等資源是一個窮國普通老百姓的13倍。也就是說,如果你在美國養育兩個孩子,所消耗的自然資源相當于在孟加拉國、海地或贊比亞這樣的國家養育26個孩子。我曾經去過很多地方(我也是一個過度消費者),但我還沒有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遇到過這樣龐大的一個家族。

雖然疫情期間,由于封城等因素,全球消費有所放緩,但是現在,我們的消費速度再一次以極快的速度回升。不管我們怎樣用所謂的“綠色”去粉飾我們的消費欲望,也都無法跟上它增長的速度。我們在很多地方都禁用了塑料袋和塑料吸管,但與此同時,未來10年的塑料總產量肯定會上漲40%左右。雖然“環保時尚”已經成了一種時髦趨勢,但過去20年間,人均購買的服裝數量增加了60%,而這些服裝的壽命卻縮短了近一半。而在循環經濟體系中,廢棄產品被循環成新產品的比例實際上還在減少。被投入全球經濟中的原材料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

美國人的人均消費水平更是冠絕全球。如果全世界所有人都按美國人的標準去去消費,那至少得有5個地球才能維持所有人這樣的生活水平。一個叫世界資源研究所的非營利機構稱,我們的消費總量問題已經成了“房子里的大象”——大家都能看見它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卻都又有意無意地忽略它。氣候變化問題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過去20年間,對于氣候變化問題,雖然社會高度關注,高層行動不斷,技術也有所進步,但到了2019年,我們達到的最好成績,無非是修了一些自行車道,發明了一些節能燈泡和電器,用燃燒起來更清潔一些的天然氣取代了煤炭來發電,希望靠這些就能降低全球排放——而從1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排放就處于創紀錄的高水平。但隨著消費主義在全球的盛行,一方面是印度的中產階層快速崛起,一方面是美國人興起了豪宅熱,全球排放再次開始打破紀錄。到目前為止,在現代史上,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真正下降的時候,就只有經濟發生重大衰退的時候——換句話說,也就是所有人停止消費的時候。

消費越少天越藍

幾乎就從疫情導致各國相繼“封城”“封國”的那一刻起,少消費的力量就開始顯現出來。消費主義文化遭到迎頭痛擊,而幾乎就在同一時刻,全球碳排放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的下降,2020年上半年的降幅幾乎達到9%。僅僅幾天時間,亞洲一些高度污染的工業重鎮就重現了久違的藍天。而隨著全球經濟的萎縮,我們也比以往更依賴于現有的可再生能源。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一些肉眼可見的大自然收復失地的跡象。我個人最喜歡的畫面,就是一群美洲鱷在墨西哥的海灘上曬太陽的照片。這片海灘正是由于沒有了以往的大量游客,才又重新成為美洲鱷的樂園。

疫情不光改變了環境,也改變了我們。不論是在隔離的相對平靜中,還是在焦慮與悲傷中,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思考,人生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舒適與滿足究竟來自何處。我猜想,在經歷了這次疫情之后,與購物相比,大家可能更想時間陪伴他們在乎的人。很多人學會了享受大自然,學會了創造性地表達自己,或者學會了關注自身以外的問題。

美國歷史學家、極簡主義學者大衛?史曾把那種安排得極為精致飽滿的小資生活稱為“活動的監獄”。而逃離了“活動的監獄”之后,人們才認識到了自己在消費文化中真正看重什么,有哪些東西就算沒有也能活。很多人重新發現了低消費的樂趣,比如園藝、烘焙和談話的藝術。有的人不再為穿什么衣服煩心,也沒有了與其他人攀比的壓力,從而真正感到了自由。

我們已經不是疫情前的我們了。要指望大家忘掉這些變化,像以前那樣無節制地消費,那簡直是在污辱我們。我們之所以挺過了這場災難,靠的不是消費,靠的是我們自己,和我們在社會中找到的資源,在“911”事件后,小布什曾號召美國人“購物救國”,這個主意當時不靠譜,現在也同樣不靠譜。6月份亞馬遜迎來了自己的會員日,這完全是一個亞馬遜為了促進網購而自創的一個所謂“購物節”。而今年,我們也看到這個“購物節”在社交媒體上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抵制和主流的批評。

另一方面,我們對“簡單生活”的討論仍然太過膚淺?,F在“少即是多”和“簡單生活”這種口號已經成了流行語,而且疫情以來,由于很多人失業,加上大量企業倒閉,很多人開始給生活作減法。雖然作為個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減少消費(既是為了省錢,也是為了環保,或者是為了追求更深的價值),但如果我們真想實現一個“低消費”的社會,我們就需要改變這個體系本身。

質重于量

比方說,我們怎么才能避免買那些一用就壞、一出來就過時或者需要升級的產品?有一種方法,就是“少買,買精”,也就是少買一些東西,買能用得更久的東西。為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可以鼓勵消費者為高質量產品支付溢價,盡管這種方法在以前并不奏效。

更好的辦法,是采取有力措施,幫助耐用品與一次性產品進行競爭。比如我們可以讓企業為其生產過程中造成的污染支付更高的治理成本,包括大氣污染成本等等——這些成本目前基本上還是由社會承擔的。我們可以通過制定法律,要求產品必須易于修理,或者要求產品必須貼上壽命標簽,以提醒我們它們可以使用多久。有意思的是,一些企業看到了疫情期間的消費下降給環境帶來的好處,所以他們也轉向了讓消費者少買新產品的商業模式。比如最近,李維斯(Levi Strauss)公司就在其官網上發文稱:“服裝行業面臨著一場過度消費的危機?!闭f明這個大品牌已經公開承認了這個問題。該公司推出了一個較為溫和的低消費主義口號:“買得更好,穿得更久?!绷硗馑矊N售更多的二手產品。

另一個策略是解決收入不平等的問題。研究表明,貧富差距的擴大會放大社會地位的差距,而為了追求社會上的尊嚴感和地位感,我們就會花更多的錢去消費,從而助長了消費主義。同時隨著不安全感的增加,我們也會更加關注收入和財產問題。收入的不平等并非是一個不能改變的問題,我們知道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更平均地分配財富的。

采取這樣的策略后,未來我們有可能進入一個更注重產品、服務和體驗的質量而非數量的時代。這樣的時代仍然會保持疫情中的某些優點——比如更干凈的空氣和水,更少的拜金主義價值觀,人與自然更和諧的關系等等。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不能指望個人消費者的自覺,而是要靠建立一個新的世界。而要實現這個目標的第一步,就是大家都開始來討論它。(財富中文網)

本文作者J.B. MacKinnon是新書《世界停止購物之日》的作者。本文是為Zócalo Public Square公司撰寫的。

譯者:樸成奎

It never seems to be the right time to talk about our consumption problem. When the economy is strong, we’re told that slowing our ever-expanding appetite for goods, services, and experiences could turn the boom into a bust. When the bust comes, we hear that the solution is to get to back to the malls and shop.

So it is as we emerge from the darkest days of COVID-19. The clamor is rising for a “consumer-driven recovery” from the pandemic downturn, or even a binge of “revenge consumption” against the virus. Powerful forces are at work to make sure these calls are heeded, from a surge in advertising spending to government stimulus checks to reminders from lifestyle media that it’s time to follow trends again.

As always, we’re being asked to postpone a conversation about the dark side of consumerism. But to yield this time would be a terrible missed opportunity.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just had deep reckonings with their values and priorities, and—maybe most importantly—the pandemic has offered glimpses of what life beyond consumer society could look like. What better time than now to grapple with our outsize appetites and their harmful impacts on the Earth and humankind?

We might start by reminding ourselves where things stood before the coronavirus emerged in late 2019. Earlier that year, a United Nations panel reported that sometime around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consumption surpassed global population growth as the greatest driver of our environmental crises. When it comes to climate change, species extinction, toxic pollution, water conservation, and other challenges, how much each one of us consumes matters more than how many of us there are.

Consider that the average person’s lifestyle in a rich country now demands 13 times as much oil, steel, wood, water, coal, and so on as the average lifestyle in a poorer one. That means that raising two children in a country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eat up as many natural resources as having 26 kids in a nation like Bangladesh, Haiti, or Zambia. I’ve traveled widely (I’m an overconsumer), but I have yet to encounter such a large family anywhere on Earth.

While global consumption slowed during COVID shutdowns, we’ve already regained nearly the same breakneck pace we were at in the before-times. Nothing we have done to “green” this consumer appetite has been able to keep up with how quickly it is growing. Here and there we ban plastic bags or plastic straws; meanwhile, plastic production overall is set to expand by 40% in the next decade. “Sustainable fashion” is trending, but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number of garments purchased per person increased by 60%, while the life span of those clothes was cut nearly in half. The fraction of goods in circular systems—in which discarded products are cycled into new ones—is actually shrinking. The amount of raw materials pouring into the world economy is higher than ever.

The average American alone consumes so much that if everybody in the world lived the way they do, it would take five Earths to maintain such a global standard of living. The sheer volume of our consumption has led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 nonprofit environmental research outfit, to label it the new “elephant in the room”—dangerous, obvious, and yet somehow overlooked. The standout example is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no environmental issue has benefited from more public attention, high-level action, o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Yet by 2019, the best we had achieved through efforts such as building bike lanes, inventing more energy-efficient light bulbs and appliances, and producing electricity with cleaner-burning natural gas instead of coal was to level off global emissions—at what was then a record high—for a few years in the mid-2010s. Then the consumer economy picked up steam worldwide, from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India to the supersizing of McMansions in America, and emissions started breaking records again. So far in modern history, the only times that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ve actually declined have come amid major economic downturns—in other words, when the world stops shopping.

Less shopping, bluer skies

The raw power of consuming less became clear nearly the moment the pandemic lockdowns began. Consumer culture ground to a halt—and instantly, carbon emissions began their sharpest drop on record, tumbling nearly 9%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 In a matter of days, skies turned a deeper blue—most strikingly, over the hazardously polluted Asian cities that produce many of the world’s manufactured goods. As the global economy shrank, it bent closer to being able to run on existing renewable energy supplies than ever before. There were visible signs of nature rebounding. My personal favorite was a group of American crocodiles photographed basking and body-surfing on a Mexican beach left empty by the retreat of mass tourism.

It wasn’t only the environment that changed under COVID-19. We did, too. Whether in the relative calm of quarantine or the depths of anxiety and sorrow, people worldwide questioned what matters most in life and where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really come from. Nearly everyone, I suspect, is emerging from the pandemic less hopped up to shop than to spend time with people they care about. Many others have a new appreciation for enjoying nature, expressing themselves creatively, or getting involved in issues larger than themselves.

This escape from what historian David Shi, a scholar of America’s simpler living traditions, once called “the prison of activities”—relentlessly overplanned and overscheduled lives—allowed people to learn firsthand what they truly value in consumer culture, and what they can easily live without. Many rediscovered low-consuming pleasures such as gardening, baking, and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Still others enjoyed freedom from social expectations around how they dress, and relief from constant pressure to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

We are not the same people now as we were before the pandemic, and to be asked to put those changes behind us and return to full-throttle consumption is insulting. It’s the resources we found within ourselves and our communities, not consumerism, that got us through this catastrophe. “Go shopping” is as unsatisfactory a message today as it was when George W. Bush famously suggested it as a meaningful response to the 9/11 attacks. Fittingly, when this year’s Prime Day—the bogus shopping “holiday” invented by Amazon for its own benefit—arrived in June, we saw it meet with increasing social media pushback and mainstream critique.

On the other hand, we’ve also been talking too simply about simpler living. Catchphrases like “less is more” and “live simply” have always been glib, and seem even more so now that we’ve freshly seen how the pandemic pause in household spending led to joblessness and shuttered businesses. While there are good reasons for individuals to choose to buy less (from saving money to helping the planet to pursuing deeper values), if we really want to achieve a “deconsumer” society, we need to change the system itself.

Quality over quantity

How, for example, might we reverse the unpopular trend toward products that quickly fall apart, go out of fashion, or need an upgrade? One answer is to move toward a “buy less, buy better” economy in which we buy fewer things but ones that last longer. To get there, we could encourage consumers to pay a premium price for quality, though that hasn’t worked well in the past.

A better bet is taking concrete steps to help durable goods compete with disposable ones. We could make companies pay more of the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f pollution, including climate pollution, produced in their products’ manufacture—costs that are currently borne by society at large. We could pass laws mandating that goods be easily repairable, or require life-span labels that tell us how long the things we buy will last. Interestingly, some companies—having witnessed the clear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the COVID-19 consumer slowdown—were inspired to move toward a business model in which customers buy fewer new things. “The apparel industry is facing an overconsumption crisis,” Levi Strauss posted on its website recently in a momentous public acknowledgement by a major brand. The company was launching a mildly deconsumerist slogan (“Buy better. Wear longer.”) and will also sell more of its products secondhand.

Another tack might address income inequality. Research suggests that larger gaps between rich and poor aggravate consumerism by magnifying status differences, which cause us to spend more in pursuit of a dignified place in society, and by increasing feelings of insecurity, which tend to make us focus more on income and possessions. Income inequality is something concrete we can change. We know there are ways to spread wealth more evenly.

Strategies like these point to a future built more around quality than quantity when it comes to our stuff, services, and experiences. They also point to a quality of life that includes some of the good that we glimpsed in the pandemic—cleaner air and water, less materialistic values,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We won’t get there by wishing individual consumers will one day see the light. We get there by building a different world. The first step is to start talking about it.

J.B. MacKinnon is the author of the newly released book The Day the World Stops Shopping. This piece was written for Zócalo Public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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