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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股東大會可能成為常態,但小股東急了

Maria Aspan
2021-06-05

雖然美國各地正在加快復工復產,但有企業治理專家堅信,許多年度股東大會未來將繼續采取虛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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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希爾-哈撒韋CEO兼董事長沃倫·巴菲特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上發言。此次大會為虛擬形式。蓋蒂圖片社

沃倫·巴菲特熱情的粉絲們以往每年春天都會聚集到奧馬哈,參加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年度股東大會。約有40,000名投資者會前往參加這場被譽為“資本家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盛會。但自2020年3月以來,與許多大型聚會一樣,該公司過去兩屆股東大會均采取了冷清的虛擬形式。

股東大會采取視頻形式,并沒有阻止這次活動在五月初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該公司90歲的CEO兼副董事長查理·芒格在洛杉磯,在網絡直播之前或者直播過程中用大約三個半小時的時間,回答股東們書面提出的問題。隨著后疫情時代美國迅速復工復產,巴菲特在結束今年的股東大會時告訴投資者“我們明年極有可能可以在奧馬哈召開股東大會。”

但大部分上市公司無論是活動策劃能力還是股價都無法與伯克希爾-哈撒韋相媲美。美國州級法律要求公司每年召開股東大會,以選舉董事會成員;大部分公司的股東大會在4至6月期間召開。大部分年度股東大會從熱鬧非凡變得無聊透頂,這種情況被企業治理專家道格拉斯·奇亞稱為“形式主義”。

自2020年3月以來,新冠疫情迫使許多活動改為線上舉行。據數據提供商MyLogIQ統計,2020年,78%的標普500公司舉辦了虛擬年度股東大會,2021年這一比例增加到86%。對于Broadridge Financial Solutions和Mediant Communications等技術提供商而言,與前幾年相比形勢突然轉變,對此他們可能期待已久。2019年,通過Broadridge召開的虛擬年度股東大會只有326場。該公司的客戶包括52%的《財富》500強公司。2020年達到1,957場,并且2021年有望超過2,257場。

現在,雖然美國各地正在加快復工復產,但有企業治理專家堅信,許多年度股東大會未來將繼續采取虛擬形式。

奇亞表示:“有許多公司可以恢復面對面會議,但他們不會選擇這樣做。因為他們親身體會到了虛擬年度股東大會的好處和便利。”奇亞現任Soundboard Governance咨詢公司總裁,并在羅格斯法學院(Rutgers Law School)公司法與公司治理中心(Center for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任教。

未來的活動策劃將取決于各州政府是否要求公司必須召開現場年度股東大會;加州和紐約州等多個州在疫情期間臨時取消了一些限制,但尚未制定永久性的調整方案。但從公司的角度,虛擬會議的好處包括節約組織現場活動的成本,因為面對面會議的參會人數可能沒有保證,另外公司還可以控制投資者的問題、公眾的批評甚至抗議活動。

這也是許多股東代表抨擊虛擬會議形式的原因。8月發表的一篇學術論文顯示,去年春季,隨著疫情在美國各地爆發,公司只能將股東大會改為線上舉行,兩位激進投資者和研究參與者提交的問題只有36%在虛擬會議期間得到了解答。研究發現,在32%的虛擬會議中,股東們遇到了大量技術問題,導致他們根本無法提交問題。

該論文的作者、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工商管理學院的高級講師米里亞姆·施瓦茨-齊夫表示:“去年,公司的做法導致股東很難提交問題。”她還表示:“這種做法產生了影響。公司選擇不解答股東的問題,確實影響了股東大會上為股東答疑解惑的時間。”

將小股東禁言?

對于小股東而言,大部分年度股東大會都是一次重要的活動。如貝萊德(BlackRock)、道富銀行(State Street)或者先鋒集團(Vanguard)這些規模龐大、實力雄厚的機構投資者有足夠的財力,可以隨時與董事會溝通。但散戶和小型基金卻只能通過公司年度股東大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機構投資者委員會(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執行董事埃米·博拉斯表示:“大小股東都可以利用這個一年一度的場合,與公司高層對話。”機構投資者委員會代表養老基金和其他大型資產管理機構。

她補充道:“虛擬會議應該作為傳統會議的補充,而不是取而代之,更不能用于讓股東沉默。”

其實早在Zoom興起之前,已經有一些公司試圖阻止投資者發聲。在年度股東大會轉變為虛擬活動之前,有些公司會選擇在偏遠的地方召開會議,這樣做通常是為了盡量減少股東、客戶或員工出席(以及公眾的批評)。

2011年,反銀行的抗議活動愈演愈烈導致“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當時位于紐約的高盛和摩根大通分別將年度股東大會移師新澤西州和俄亥俄州舉行。2019年,麥當勞的工資水平以及處理性騷擾指控的方式遭到員工和時任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參議員的批評。面對這種情況,該快餐連鎖將年度股東大會的舉辦地點從芝加哥總部搬到了達拉斯機場酒店。

今年,其工資、職場文化和前任CEO糟糕的言論再次引發公眾批評,因此麥當勞年度股東大會選擇了虛擬形式。投資者可以書面提交問題,但不能通過攝像頭或者手機提問。整場股東大會用時約45分鐘。(麥當勞發言人拒絕對兩次會議置評。)

還有許多公司都像麥當勞一樣,采取了這種低調、低技術含量的方式:Broadridge表示,2020年95%的虛擬股東大會允許投資者提交書面問題,只有1%的股東大會允許通過視頻和音頻提問。所以,有些虛擬股東大會更加精彩,尤其是股東向公司施壓要求公司履行種族、社會和環境正義方面的承諾,這種情況很耐人尋味。(上周,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e)與投資者因為其應對氣候變化的舉措發生激烈對決,結果該石油公司敗北,失去了兩個董事會席位。)

但奇亞表示,疫情期間的大部分虛擬股東大會“非常無聊”。奇亞曾擔任強生的總法律顧問助理和公司秘書。 “根據我的經驗,這些公司是故意讓虛擬會議變得無聊。這正是他們所希望的。”

因此,股東代表敦促公司未來規劃“混合形式”的股東大會,而不是只有虛擬會議,使投資者可以選擇親自到場(和提問)。機構投資者委員會的博拉斯表示:“許多公司之所以堅持召開虛擬股東大會,是因為這種形式成本更低,而且還可以聽到更多小股東的意見。但這樣一來,公司有責任確保股東可以以有意義的方式參加會議。”

奇亞也承認“混合”會議形式的優勢。他是羅格斯虛擬會議最佳實踐工作組的負責人,在12月發布了相關建議。但未來是否會有很多公司愿意付出時間和成本,同時組織虛擬和實體會議?奇亞對此表示懷疑。

他說道:“我認為采用混合會議形式的公司不會太多,但召開虛擬年度股東大會不見得會讓公司錯失良機。公司可以通過很多方式,方便公司與股東之間就許多問題開誠布公地展開對話,”比如允許股東在視頻中提出問題。

他表示:“技術早就不成問題,只是公司選擇不使用這些技術。但這種民主化效應有很大的潛力。”

事實上,2021年許多公司召開的虛擬股東大會都有所改進,而且Broadridge為客戶召開虛擬會議提供了“類似于Zoom”的視頻技術。

與此同時,虛擬會議對于投資者而言有一個好處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參加會議變得更容易。據機構股東服務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的咨詢部門ISS Corporate Solutions(ICS)的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0年期間,虛擬會議參會人數增加了超過一倍。

該部門咨詢與客戶服務業務負責人彼得·金博爾表示,虛擬會議“是在人們需要保持安全距離時的一種慎重選擇,但對于公司而言,這種形式更方便,而且會鼓勵股東參與。人們真心期待虛擬會議能夠成為常態。”

即使最激進的股東也認為虛擬會議有一定的好處。例如來自CorpGov.net的詹姆斯·麥克里奇是一名激進的獨立投資者,因為經常提出股東提案而聞名,他曾與施瓦茨-齊夫合作研究了去年公司召開虛擬股東大會的情況。

雖然麥克里奇批評許多公司的虛擬策略,但他承認數字化轉型有一些好處,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參加更多股東大會變得更容易,不再需要在全國四處奔波。

他說道:“由于許多原因,我一直堅決反對虛擬股東大會,而且我依舊認為虛擬會議有許多問題。但這種形式確實能節省大量時間。”(財富中文網)

翻譯:劉進龍

審校:汪皓

伯克希爾-哈撒韋CEO兼董事長沃倫·巴菲特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上發言。此次大會為虛擬形式。蓋蒂圖片社

沃倫·巴菲特熱情的粉絲們以往每年春天都會聚集到奧馬哈,參加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年度股東大會。約有40,000名投資者會前往參加這場被譽為“資本家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盛會。但自2020年3月以來,與許多大型聚會一樣,該公司過去兩屆股東大會均采取了冷清的虛擬形式。

股東大會采取視頻形式,并沒有阻止這次活動在五月初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該公司90歲的CEO兼副董事長查理·芒格在洛杉磯,在網絡直播之前或者直播過程中用大約三個半小時的時間,回答股東們書面提出的問題。隨著后疫情時代美國迅速復工復產,巴菲特在結束今年的股東大會時告訴投資者“我們明年極有可能可以在奧馬哈召開股東大會。”

但大部分上市公司無論是活動策劃能力還是股價都無法與伯克希爾-哈撒韋相媲美。美國州級法律要求公司每年召開股東大會,以選舉董事會成員;大部分公司的股東大會在4至6月期間召開。大部分年度股東大會從熱鬧非凡變得無聊透頂,這種情況被企業治理專家道格拉斯·奇亞稱為“形式主義”。

自2020年3月以來,新冠疫情迫使許多活動改為線上舉行。據數據提供商MyLogIQ統計,2020年,78%的標普500公司舉辦了虛擬年度股東大會,2021年這一比例增加到86%。對于Broadridge Financial Solutions和Mediant Communications等技術提供商而言,與前幾年相比形勢突然轉變,對此他們可能期待已久。2019年,通過Broadridge召開的虛擬年度股東大會只有326場。該公司的客戶包括52%的《財富》500強公司。2020年達到1,957場,并且2021年有望超過2,257場。

現在,雖然美國各地正在加快復工復產,但有企業治理專家堅信,許多年度股東大會未來將繼續采取虛擬形式。

奇亞表示:“有許多公司可以恢復面對面會議,但他們不會選擇這樣做。因為他們親身體會到了虛擬年度股東大會的好處和便利。”奇亞現任Soundboard Governance咨詢公司總裁,并在羅格斯法學院(Rutgers Law School)公司法與公司治理中心(Center for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任教。

未來的活動策劃將取決于各州政府是否要求公司必須召開現場年度股東大會;加州和紐約州等多個州在疫情期間臨時取消了一些限制,但尚未制定永久性的調整方案。但從公司的角度,虛擬會議的好處包括節約組織現場活動的成本,因為面對面會議的參會人數可能沒有保證,另外公司還可以控制投資者的問題、公眾的批評甚至抗議活動。

這也是許多股東代表抨擊虛擬會議形式的原因。8月發表的一篇學術論文顯示,去年春季,隨著疫情在美國各地爆發,公司只能將股東大會改為線上舉行,兩位激進投資者和研究參與者提交的問題只有36%在虛擬會議期間得到了解答。研究發現,在32%的虛擬會議中,股東們遇到了大量技術問題,導致他們根本無法提交問題。

該論文的作者、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工商管理學院的高級講師米里亞姆·施瓦茨-齊夫表示:“去年,公司的做法導致股東很難提交問題。”她還表示:“這種做法產生了影響。公司選擇不解答股東的問題,確實影響了股東大會上為股東答疑解惑的時間。”

將小股東禁言?

對于小股東而言,大部分年度股東大會都是一次重要的活動。如貝萊德(BlackRock)、道富銀行(State Street)或者先鋒集團(Vanguard)這些規模龐大、實力雄厚的機構投資者有足夠的財力,可以隨時與董事會溝通。但散戶和小型基金卻只能通過公司年度股東大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機構投資者委員會(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執行董事埃米·博拉斯表示:“大小股東都可以利用這個一年一度的場合,與公司高層對話。”機構投資者委員會代表養老基金和其他大型資產管理機構。

她補充道:“虛擬會議應該作為傳統會議的補充,而不是取而代之,更不能用于讓股東沉默。”

其實早在Zoom興起之前,已經有一些公司試圖阻止投資者發聲。在年度股東大會轉變為虛擬活動之前,有些公司會選擇在偏遠的地方召開會議,這樣做通常是為了盡量減少股東、客戶或員工出席(以及公眾的批評)。

2011年,反銀行的抗議活動愈演愈烈導致“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當時位于紐約的高盛和摩根大通分別將年度股東大會移師新澤西州和俄亥俄州舉行。2019年,麥當勞的工資水平以及處理性騷擾指控的方式遭到員工和時任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參議員的批評。面對這種情況,該快餐連鎖將年度股東大會的舉辦地點從芝加哥總部搬到了達拉斯機場酒店。

今年,其工資、職場文化和前任CEO糟糕的言論再次引發公眾批評,因此麥當勞年度股東大會選擇了虛擬形式。投資者可以書面提交問題,但不能通過攝像頭或者手機提問。整場股東大會用時約45分鐘。(麥當勞發言人拒絕對兩次會議置評。)

還有許多公司都像麥當勞一樣,采取了這種低調、低技術含量的方式:Broadridge表示,2020年95%的虛擬股東大會允許投資者提交書面問題,只有1%的股東大會允許通過視頻和音頻提問。所以,有些虛擬股東大會更加精彩,尤其是股東向公司施壓要求公司履行種族、社會和環境正義方面的承諾,這種情況很耐人尋味。(上周,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e)與投資者因為其應對氣候變化的舉措發生激烈對決,結果該石油公司敗北,失去了兩個董事會席位。)

但奇亞表示,疫情期間的大部分虛擬股東大會“非常無聊”。奇亞曾擔任強生的總法律顧問助理和公司秘書。 “根據我的經驗,這些公司是故意讓虛擬會議變得無聊。這正是他們所希望的。”

因此,股東代表敦促公司未來規劃“混合形式”的股東大會,而不是只有虛擬會議,使投資者可以選擇親自到場(和提問)。機構投資者委員會的博拉斯表示:“許多公司之所以堅持召開虛擬股東大會,是因為這種形式成本更低,而且還可以聽到更多小股東的意見。但這樣一來,公司有責任確保股東可以以有意義的方式參加會議。”

奇亞也承認“混合”會議形式的優勢。他是羅格斯虛擬會議最佳實踐工作組的負責人,在12月發布了相關建議。但未來是否會有很多公司愿意付出時間和成本,同時組織虛擬和實體會議?奇亞對此表示懷疑。

他說道:“我認為采用混合會議形式的公司不會太多,但召開虛擬年度股東大會不見得會讓公司錯失良機。公司可以通過很多方式,方便公司與股東之間就許多問題開誠布公地展開對話,”比如允許股東在視頻中提出問題。

他表示:“技術早就不成問題,只是公司選擇不使用這些技術。但這種民主化效應有很大的潛力。”

事實上,2021年許多公司召開的虛擬股東大會都有所改進,而且Broadridge為客戶召開虛擬會議提供了“類似于Zoom”的視頻技術。

與此同時,虛擬會議對于投資者而言有一個好處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參加會議變得更容易。據機構股東服務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的咨詢部門ISS Corporate Solutions(ICS)的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0年期間,虛擬會議參會人數增加了超過一倍。

該部門咨詢與客戶服務業務負責人彼得·金博爾表示,虛擬會議“是在人們需要保持安全距離時的一種慎重選擇,但對于公司而言,這種形式更方便,而且會鼓勵股東參與。人們真心期待虛擬會議能夠成為常態。”

即使最激進的股東也認為虛擬會議有一定的好處。例如來自CorpGov.net的詹姆斯·麥克里奇是一名激進的獨立投資者,因為經常提出股東提案而聞名,他曾與施瓦茨-齊夫合作研究了去年公司召開虛擬股東大會的情況。

雖然麥克里奇批評許多公司的虛擬策略,但他承認數字化轉型有一些好處,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參加更多股東大會變得更容易,不再需要在全國四處奔波。

他說道:“由于許多原因,我一直堅決反對虛擬股東大會,而且我依舊認為虛擬會議有許多問題。但這種形式確實能節省大量時間。”(財富中文網)

翻譯:劉進龍

審校:汪皓

Every spring in the beforetimes, fervent Warren Buffett fans converged in Omaha for Berkshire Hathaway’s annual shareholder meeting. Some 40,000 investors would fly in for the carnival known as “Woodstock for capitalists.” But, like so many large gatherings since March 2020, its past two iterations have been deflatingly virtual.

The video remove didn’t stop Buffett’s event from making headlines in early May: Berkshire's 90-year-old CEO and its vice chairman, Charlie Munger, spent about three and a half hours fielding questions that shareholders submitted in writing, ahead of or during a webcast from Los Angeles. 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apidly reopening for post-pandemic life, Buffett ended this year’s meeting by telling investors that “the odds are very, very good that we get to hold this next year in Omaha.”

But most public companies aren’t Berkshire Hathaway—in either party-planning approach or share price. Companies are required by state law to hold yearly gatherings for shareholders to elect their boards of directors; most do so from April through June. The majority of these annual shareholder meetings range from the contentious to the deliberately boring, in what corporate-governance expert Douglas Chia calls “perfunctory exercises.”

And, like so many other events since March 2020, the pandemic forced most of them online. In 2020, 78% of S&P 500 companies held virtual-only annual meetings, with 86% doing so in 2021, according to data provider MyLogIQ. That was an abrupt—if, to tech vendors like Broadridge Financial Solutions and Mediant Communications, long-awaited—reversal from previous years. In 2019, only 326 virtual annual meetings were held through Broadridge, which counts 52% of the Fortune 500 as clients. In 2020, Broadridge hosted 1,957 virtual annual meetings and says it is on track to host more than 2,257 on its platform in 2021.

Now, even as reopenings accelerate across the country, some corporate-governance experts are betting that many annual meetings will never return to the real world.

“There are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could go back in-person—but won’t. They’ve seen the benefits and convenience of having a virtual annual meeting,” says Chia, president of consultancy Soundboard Governance and a fellow at Rutgers Law School’s Center for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

Some future event-planning will depend on the state governments that mandate whether annual meetings must be held in person; states including California and New York temporarily lifted some restrictions during the pandemic but have yet to enact permanent change. But from a company perspective, the benefits of virtual meetings include reducing the costs of organizing a physical event that isn’t always well-attended—and potentially exerting more control over investor questions, public criticisms, or even protests.

Which is why many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s decry the virtual migration. Last spring, as the pandemic swept over the U.S. and companies scrambled to move their shareholder meetings online, only 36% of questions submitted by two active investors and study participants during virtual meetings were addressed, according to an academic paper first published in August. In 32% of meetings, the shareholders ran into substantial technical problems that prevented them from submitting questions at all, the study found.

“Companies made it incredibly difficult last year to submit questions,” says Miriam Schwartz-Ziv, a senior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and the study’s author. “There’s an impact to making those choices,” she adds. “It’s a choice not to address questions—and it does affect the time spent on shareholder concerns.”

Silencing small shareholders?

Most annual meetings are big events for small shareholders. The largest and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al investors—such as BlackRock, State Street, or Vanguard—have the financial heft to bend a board’s ear at any time. But for retail investors and smaller funds, a company’s annual meeting can be their sole opportunity to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It’s the one occasion of the year where shareholders of any size get to engage with corporate leaders at the highest level,” says Amy Borru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hich represents pension funds and other large asset managers.

“Virtual meetings should be used to supplement the traditional meeting, not as a substitute,” she adds, “and not to silence shareholders.”

Still, some companies tried to mute investors long before the Zoom era. Before annual meetings went virtual, some were physically remote—often when executives seemed to have incentives to minimize attendance (and public criticism) from shareholders, customers, or employees.

In 2011, amid the mounting anti-bank protests that would culminate in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New York–based Goldman Sachs and JPMorgan Chase moved their annual shareholder gatherings to, respectively, New Jersey and Ohio. In 2019, as workers and then-presidential candidate Sen. Bernie Sanders criticized McDonald’s over wages and its handling of sexual-harassment allegations, the fast-food chain relocated its annual meeting from its Chicago headquarters to a Dallas airport hotel.

This year, facing a new round of public criticism over wages, workplace culture, and the messy firing of its previous CEO, McDonald’s held its annual meeting virtually. Investors were allowed to submit questions in writing but not to ask them on camera or over the phone. The whole thing took about 45 minutes. (A McDonald's spokesperson declined to comment on either meeting.)

McDonald's is hardly alone in this low-key, low-tech approach: Broadridge says that 95% of its 2020 virtual meetings allowed investors to submit questions in writing, and only 1% of the events were conducted over video, in addition to audio. So it's remarkable that some virtual meetings have managed to feature more drama, especially as shareholders pressure companies to fulfill their commitments to raci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Just last week, Exxon Mobile lost a closely watched battle with investors, and two seats on its board, over the oil company’s approach to climate change.)

But most pandemic-era virtual meetings “have been boring,” says Chia, a former assistant general counsel and corporate secretary for Johnson & Johnson. “And from experience, I know that they are intentionally boring. That is exactly what the companies are going for.”

As a result,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s are urging companies to plan “hybrid” rather than purely virtual meetings in the future, so that investors can choose to attend (and ask questions) in person. “Many companies will stick with virtual meetings because for some it’s cheaper, and it’s also a way to hear from potentially more of your smaller shareholders,” CII's Borrus says. “But it also really puts the onus on the company to make sure that shareholders can participate meaningfully.”

Chia, who led a Rutgers working group on virtual-meeting best practices and published its recommendations in December, acknowledges the advantages of “hybrid” meetings. But he’s skeptical that many companies will bother with the time and expense of organizing both in-person and virtual components of future events.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a lot of companies moving to hybrid—but the virtual annual meeting doesn’t have to be a missed opportunity,” he says. “Companies can do a lot of things to facilitate a more open dialogue on a host of issues,” like allowing shareholders to ask their questions on video.

“That tech already exists—companies just choose not to use it,” he says. “But there is potential for this democratizing effect.”

A few companies have indeed made improvements for 2021, and Broadridge is now offering what it calls "Zoom-like" video technology for its virtual meetings.

Meanwhile, virtual meetings do have one undeniable benefit for investors: It’s easier to show up for more of them. Attendance at virtual meetings more than doubled between 2019 and 2020, according to ISS Corporate Solutions (ICS), a consultancy unit of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Virtual meetings “are the prudent course of action when people need a safe distance, but they’re also convenient for the company and they encourage shareholder participation,” says Peter Kimball, head of advisory and client services for ICS. “There is a real expectation that virtual meetings are here to stay.”

Which even some of the most active shareholders see as a silver lining. Take James McRitchie of CorpGov.net, a vocal independent investor known for filing shareholder proposals, who worked with Schwartz-Ziv on her research into how companies handled virtual meetings last year.

Despite criticizing many companies’ virtual tactics, McRitchie acknowledges some benefits from the digital shift—in part because it’s a lot easier to attend more events when he doesn’t have to fly around the country to do so.

“I’ve been vehemently opposed to virtual shareholder meetings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and I still think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McRitchie says. “But boy, it sure saves a lot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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