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朝歷代是如何鼓勵生育的？
陳蕤駿
2021-06-03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綿延子嗣是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多子多福”不僅僅是對于單一的家庭而言，在歷史上大多數朝代，官方也都不遺余力地鼓勵生育，勸課農桑。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只有大量的勞動人口才能補足生產力的缺陷，維系農耕文明。
歷代朝廷鼓勵生育的政策分為兩種：以立法的形式直接獎勵或懲罰，以及通過制度進行宏觀調控。經濟基礎決定了人的生活方式。只有相對優渥和穩定的社會環境，才是人口增長的決定因素，用大白話來說，就是有安全、有糧食、有恒產、有未來。
糧食是人口發展最重要的因素。商代開始，青銅器冶煉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依賴木石農具的生產模式，耕種效率大大提高，人口得以迅速增長。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滿足后，出現了額外消費的需求。西周時期大體類似，井田制的確立，以“夫（一個勞動力）”授田的方式也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了人口的發展。之后歷代，冶鐵技術的突破、農具的改進、畜力耕作的引入，都確保了糧食產量的提高，和平年代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也隨之提高。
對中國官方以政策推動生育的具體記錄，是從春秋開始的。奴隸制之下的列國，勞動力的多寡和耕種土地的面積直接影響國力的強弱，所以春秋時代對外掠奪國土和人口的戰爭成為一種常態。但連年的戰爭也導致以男性青壯年為主的勞動力大量損失。列國都十分重視人口，尤其是男丁的出生率，國家政策干預再配合獎懲措施起到了顯著效果。
《國語》一書中的《越語》中就記錄了越王勾踐時代鼓勵生育的政策：“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這表示，國家大力獎勵多生多育的家庭，以直接的經濟補貼告訴國民：早點結婚多生育，尤其是生男孩兒。生的越多，國家補助的糧食、牲畜甚至是酒肉就越多。生男孩的家庭，能領到兩壺酒和一條狗，生女孩的家庭，能領到兩壺酒和一頭小豬。生孩子的時候，還有公派的醫生負責安全，生的男丁多了養不了，國家出錢幫你養，生兩個國家給補助，生三個國家幫你養一個。
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只有獎勵，其中的限制和懲罰也被明確。如果到年齡不結婚（男子20歲，女子17歲），那他們的父母就有罪要接受懲罰了。同時也禁絕了年紀差距過大的男女婚配——青少年男子禁止娶年紀比較大的女人，過了優生優育年齡的老男人也不許娶年輕的姑娘——以確保生育率不受影響。越國之外的其他列國也都有類似的做法。
到了戰國時代，在鐵器冶煉的基礎上，大量的荒野被開墾，農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各國也都力行變法。以秦國為代表的國家首先打破了“國人”和“野人”的社會劃分，提高民眾的勞動積極性。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更是明確了“以農為本”的國策，大肆獎勵向國家繳納糧食和其他物資的平民，并以數量多寡授予爵位。從間接上增加了平民多生育的動力。《商君書》中還提到一個“徠民”的政策主張，也就是大量吸引招徠三晉之地的移民到秦國墾荒。移民政策擴大了人口基數，也擴大了土地耕種面積。到戰國中后期，中國的人口數量估計已接近2500萬人。
連年的戰亂始終是限制中國人口數量增長的主要因素，只有在安定的大環境下人口數量才得以大幅度增加。到西漢初立，結束了戰亂的漢朝政府提出了與民更始、休養生息的政策。由于人口比例的失調，當時的社會風氣對離異或是喪偶的女性也格外寬容，皇室也并不禁絕接納離異女性與皇室成員婚配。鼓勵生育是漢初政策的根本，戰亂初定的整體社會氛圍也促進了生育率的提高。《漢書?惠帝紀》記錄：“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意即五倍的人頭稅，對于普通的家庭而言，這樣的苛稅完全無法負擔。此后中國歷朝初定的時候都采用了類似政策。例如《晉書?帝紀第三》記載：“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也就是說，17歲還未成婚的女性，國家將強制配給丈夫。
除了懲罰的手段，各朝也會加強政策性宣導。《全唐文》記載了唐太宗的勸導文《令有司勸勉民間嫁娶詔》：“宜令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之男女無室家者，并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喪達制之后，孀居服紀已除，并須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若貧寠之徒，將迎匱乏者，仰于其親近，及鄉里富有之家，衰多益寡，使得資送以濟。”國家不僅宣導適齡青年早點結婚，離異或寡居的青年也都要早早擇偶為國家“添丁加口”，地方官府也會從中給予補助，幫助“困難家庭”解決人生大事。國家的強制措施或是鼓勵政策確實在這幾個朝代的前中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社會高出生率之下，普通平民是不是真的獲得了巨大的紅利呢？
這里有一個巨大的矛盾。中國古代歷朝最重要的稅收就是農業稅。但在秦漢之后，中國的稅收主要是根據一戶人家的“丁口（男丁）”來征收。也就是說，不管你的家庭擁有多少土地，你所繳納的稅賦都是按照“人頭”來計算。同時，成年男丁還要服徭役和兵役。所以，如果一個朝代如能輕徭薄賦，那么人口的增長率就會自然增高，反之則下降。以著名的西漢孝武帝時期為例：劉徹繼位之前，“文景之治”使得漢初人口得到長足發展。但自此后劉徹改變與民休息的國策，連年征伐，增加稅賦，將原本每人20錢的賦稅提高到了23錢，征收的年齡從7歲提前到3歲，以至于大量貧苦家庭無法負擔新生兒帶來的賦稅，選擇將其扼殺（“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漢書?五行志》記載：“自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余年，天下戶口減半。”雖然這種說法有夸張的成分，但是也體現了普通民眾在當時動蕩的社會狀況之下難以求生的現實。漢昭帝之后重新恢復了漢初的德政，漢朝的人口才開始重新增長。
唐代則略有不同，唐初制定的“均田法”和“租庸調制”原本是為了將國家的土地平均分給平民男丁，讓耕者有其田，接受了分配的家庭則需要繳納稅賦和擔負徭役。初期的政策有利于激發平民的勞動熱情，人口增長也得以提速。但后來土地兼并愈發嚴重，男丁可分得的土地也越來越少，而平民所需擔負的賦稅和徭役卻沒有減輕，豪強貴胄圈占土地之后卻無需負擔更多的稅賦。所以《文獻通考》上記載：“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謬。”社會貧富差距的加大，社會階層的撕裂，都會讓平民百姓的生育意愿下降。人頭稅的壓力也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人口逃亡，或是在申報戶籍的時候隱匿人口實數。之后的宋代、明代（如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也沒有徹底解決豪強與平民賦稅上的巨大差異，反而不斷加重民眾的生活負擔，直到清代康熙提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及雍正“攤丁入畝”正式取消了人頭稅。從具體數字來看，清朝建立后中國人口飛躍式成長，除了農業發展和引入高產作物外，制度起到了明顯的推動作用。
當然，農業的持續發展也是人口高增長率最重要的經濟基礎，宋、明時期的人口增長也得益于高產水稻“占城稻”的引入。但社會的整體趨于穩定是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宋代自太宗朝后與周邊政權逐漸趨于和平，減少兵災，商貿也得以發展。地方上輕徭薄賦，鼓勵教學，并建立了最初的社會保障以及社會福利機構。官方向無法養育新生兒的貧困家庭發放補助，費用來自專門的社會保障性財政支出。有宋一代還有“店宅務”管轄的政府公屋，當時京師與各州縣均設有這一機構，負責對政府公屋的出租與管理。大量的廉價租屋讓平民百姓的城市生活得到了保障。平民有了恒產，也有了更高的社會追求與消費動力，市場也因此而繁榮。所以，以平民的生活品質論，兩宋在中國歷代王朝里應該無出其右者。
明、清兩朝，除初期和末年，也給民眾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尤其是上文提到清朝的稅收制度，配合高產農作物（土豆，玉米，紅薯等）讓普通百姓解除了饑荒之憂，人口增長成為了自然之事。為了解決人口增長與土地開墾的矛盾，官方大力采用“移民”的方式屯墾邊疆。清朝政府出資資助耕牛、稻種、農具和土地，同時減免初期的賦稅，吸引移民攜眷前往。擁有家庭的“屯民”也可以多分土地。大量原本生活在中原的平民都愿意參與到這場遷移中尋求生機。至乾隆末年，僅僅是烏魯木齊地區的民屯就已開墾土地五十多萬畝。官方統計的古代中國人口總數的高峰，在1650年之前還停留在1億人（一說8000萬人）左右的水平，但從清朝末年開始，中國社會就已經喊出了“四萬萬同胞”的說法。而根據一些數據的統計，直至20世紀初，世界人口的總數也只有約16億左右。清朝中后期人口爆炸式的增長，給我們討論社會環境對人口的影響提供了重要參考。
人有別于其他動物的地方就在于，人可以做到“發乎情，止乎于禮。”過高的生活成本和社會壓力都會導致平民喪失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從而放棄多生育甚至選擇不生育。所以，中國古代歷朝出現“嬰兒潮”或是人口高增長的時期，都是平民生活成本最低的時期。歷代的鼓勵生育政策實際上一直沒有改變，核心就是給平民一個穩定的、沒有戰亂的、易于生活的環境。單純的獎懲機制以及政策導向，都只能起到輔助作用。（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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