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反童工巧克力公司
Vivienne Walt
2021-04-17
如果你看過蒂姆·波頓導演的《查理與巧克力工廠》，你一定記得電影里為了生產巧克力到處奔走、快樂勞作、對可可豆抱有極大熱愛的Oompa-Loompa小矮人們。而現實中，巧克力的生產與電影和童話中描述得大不相同。這種甜蜜的糖果不是所有孩子向往的美夢，相反，在極端貧困的環境中，有諸多兒童作為童工被看管奴役，被迫加入到巧克力的生產過程中。
去年年底，我們在一篇題為《最小才5歲！這個行業還在大規模剝削童工》的文章中，揭露了巧克力生產線及可可種植園中剝削童工的頑疾。這一問題已經持續了20余年，也許實際存在時間更長，但至今沒有得以解決。
荷蘭糖果制造商Tony’s Chocolonely決意證明，即使沒有童工參與生產，人們也可以享用這種美味。但在商業實踐中，道德與甜美的利潤真的能夠共存嗎？
這家新創企業源自一起犯罪行為。
2004年，一名荷蘭記者在電視上犯下了一件在理論上可以判處6年監禁的罪行：他吃了幾塊名牌巧克力。他聲稱，這些看似無害的糖果是在被奴役兒童的幫助下制作而成的，沉溺于其中的消費者很可能違反了荷蘭反對這種做法的法律。他打電話給警察，告訴他們應該來逮捕他。
然而，并沒有人被繩之以法。
事情的進展是，這位名叫特恩·范·德·科伊肯的記者，在2005年發起創建了世界上最特立獨行的巧克力公司之一：Tony’s Chocolonely。這個別出心裁的公司名稱既融合了創始人的名字，也表達了他準備孤身對抗少數幾家主導巧克力行業的跨國公司的決心。其使命一目了然。
象牙海岸的農戶正在敲破可可豆莢。圖片來源：ISSOUF SANOGO—AFP VIA GETT Y IMAGES
在當時，所謂的“良心巧克力”甚至還沒有成為一個短語，但Tony’s Chocolonely公司決意證明，即使沒有童工大軍參與——許多童工只有十幾歲，整日辛苦勞作，但其報酬幾乎能夠忽略不計——糖果制造商也可以生產出優質巧克力。
更重要的是，該公司決定從象牙海岸和加納采購巧克力豆，這兩個國家合計占到全球巧克力豆供應量的60%以上，但種植者每天的收入還不到1.25美元。
從一開始，Tony’s Chocolonely公司就在包裝紙上描述了巧克力巨頭與可可豆貧農之間的巨大鴻溝。后來，為了進一步強調這種不平等，它還特意把巧克力棒壓成不均勻的裂痕。首款包裝紙使用消防車般的鮮紅色，因為情況“實在令人震驚”。
一個春日的早晨，在位于西阿姆斯特丹、明亮通風的公司總部接受《財富》雜志專訪時，這家公司的“首席巧克力官”（其實也就是首席執行官）亨克·簡·貝爾特曼表示，這種顏色暗示著“必須得采取行動了”。
然而，近20年過去了，這個警鐘依然長鳴不息。
可以享用的巧克力成品。圖片來源：COURTESY OF TONY’S CHOCOLONELY
在很大程度上，對年產值約為1,360億美元的巧克力產業來說，其生產是在極端貧困的環境下，由未成年工人啟動的。這些童工每天花費數小時用彎刀砍掉可可豆莢，但他們的報酬卻微乎其微。
根據芝加哥大學的國家輿論研究中心在去年10月發布的一份報告，加納和象牙海岸的可可童工已經穩步增加到156萬人。自從《財富》雜志上一次在2015年考察可可農場以來，這個數字一直在上升，盡管業界巨頭早在20年前就為此做出了莊嚴承諾。
2001年，雀巢、瑪氏、億滋、好時聯合其他四家大公司簽署了由美國國會發起的《哈金-恩格爾協議》，承諾到2005年根除可可豆行業中最惡劣的童工現象。
他們錯過了這一最后期限，隨后又在2008年、2010年和2020年接連錯過了三個期限。現在，這些巧克力巨頭計劃到2025年兌現諾言。是的，這個日子足足比原計劃推遲了20年。
這種拖延帶來了巨大的人力成本，以及大量的法律挑戰。去年12月，雀巢和大宗商品貿易商嘉吉公司在美國最高法院辯解稱，法庭不應該援引《外國人侵權請求法令》，裁定它們必須為奴役兒童的行為擔責。這部18世紀的法律要求企業為海外的嚴重侵權行為負責。
在這起長達15年的案件中，6名馬里少年（現在將近30歲了）描述了他們被販賣到象牙海岸可可農場的凄慘經歷。在那里，他們被迫無償干活，并且時時刻刻處于武裝警衛的監管之下，以防他們逃跑，就連睡覺也不例外。
雀巢和嘉吉辯稱，它們與這些種植園的聯系過于脆弱，不能據此來追究其責任。（美國最高法院預計將在6月做出裁決。）然后，今年2月，另一組馬里少年在華盛頓提起訴訟，這次是根據一項旨在保護人口販運受害者的法律。雀巢和嘉吉再次成為被告，其他被點名的公司包括好時、億滋和巧克力加工商百樂嘉利寶和奧蘭國際。
檢查在加納采摘的可可豆的水分含量。圖片來源：TONY’S CHOCOLONELY
在這些案件中取得勝利，或許能夠讓巧克力巨頭免受直接的經濟損失，但這些公司似乎越來越不可能打贏這樣一場圍繞童工問題的道德之戰。
隨著像Tony’s Chocolonely這樣的可持續巧克力品牌不斷涌現，各大生產商競相適應，紛紛推出所謂的良心品牌，并將它們的巧克力豆認證為“公平貿易”。但批評人士指出，諸如此類的努力嚴重匱乏，而且沒有解決主要問題——財大氣粗的西方跨國公司和極端貧困的非洲農戶之間的深刻分裂。
這些公司自辯稱，已經投資數千萬美元建造學校，并著力提高可可豆農戶的覺悟，讓他們意識到雇傭童工的危害，以及讓小孩上學的重要性。各大公司在其網站上詳細描述了這些項目，并宣稱它們使用的可可豆越來越多地來自那些穩定且管理良好的非洲社區。
就連這些巧克力巨頭自己也承認，現實遠沒有如此簡單。它們的努力面臨著數不勝數的復雜難題。比如，貿易網絡極其不透明。只有沿著有很深車轍的道路顛簸行駛兩天，才可以抵達農場。要對估計多達200萬的可可種植戶實施監控，更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顯然，這是一項比我們當時想象的要艱難得多的工作。”回顧巧克力巨頭在20年前簽署的《哈金-恩格爾協議》時，雀巢公司全球可可計劃的經理達雷爾·海伊這樣說道。
海伊負責監督雀巢為根除童工所做的種種努力。他還參與創建了雀巢在2012年啟動的童工監測和補救系統。該系統要求當地員工親自前往種植園，尋找未成年工人，并安排他們上學。Tony’s Chocolonely公司也在使用這樣一套被其首席執行官貝爾特曼稱為“棒極了”的系統。
海伊承認，僅僅抵達一兩個農戶就需要好幾天的跋涉，但他補充說：“關鍵是我們正在認認真真地解決這個問題。”
激進活動人士指責稱，巧克力巨頭的巨額利潤在一定程度上是拜廉價或者免費的童工所賜，無論這些孩子是被販賣到種植園，被迫勞動，還是為自己的家庭工作。（雀巢去年的巧克力收入超過70億美元。）
海伊駁斥了這種說法。他相信，國家輿論研究中心的報告里提到的156萬兒童“幾乎全部”在為他們的家人工作，這種做法在象牙海岸和加納是合法的。由于太窮，雇不起幫手，許多農戶都讓自己的孩子幫忙干活。
“大約99%的孩子都是在家庭環境下工作的。”海伊說。
深諳實地情況的人士對此提出了異議。他們說，從布基納法索和馬里等窮國販賣兒童的活動肇始于2000年，全球可可豆價格暴跌的時候。如今的童工供應仍然源源不斷。許多孩子還接受專門培訓——一旦有外人問起，務必要說他或她是給自己家干活。
一名專門報道可可種植業的象牙海岸記者稱：“農戶根本就沒有足夠的錢雇人，所以就找小孩干活。”這名記者的雇主不允許他透露身份。“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
阿薩塔·敦比亞在象牙海岸經營一家為Tony’s Chocolonely公司供貨的可可合伙社。她說大部分農戶都“絕望了”。（但她把那些為Tony’s Chocolonely工作的農戶排除在外，稱這家荷蘭公司愿意向農戶支付高于市場價格的溢價。）
“無論什么時候，我們都說底層生產者在受苦。”她說，“但這種狀況并未改變。”
面臨如此絕望的情勢，要解決童工問題實在是一件令人畏懼的事情。它也提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一家巧克力公司有沒有可能既實現規模化運營，又能夠真正符合道德規范？
肖恩·阿斯金諾西現在所面臨的，就是這個難解之題。
2005年，也就是Tony’s Chocolonely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的那一年，他辭去刑事辯護律師的工作，在密蘇里州創立了Askinosie Chocolate公司。該公司從菲律賓、坦桑尼亞和厄瓜多爾采購巧克力豆，并與種植者分享利潤。
隨后，他嘗試著在象牙海岸和加納做同樣的事情——畢竟，對任何一家想要實現規模化的巧克力公司來說，這是兩個必須進入的市場——但他很快就發現，這根本行不通，因為中間商和出口商總是盡可能地拉遠買家和農戶的距離。
他認為，要著手解決童工問題，全球可可豆價格至少應該上漲“兩倍、三倍、四倍”，從而讓農戶有財力雇傭有償勞工來取代兒童。
“這是集中在兩個國家的現代奴隸制。”他說，“但巧克力行業的反應是極其不道德的。”
*****
在走進Tony’s Chocolonely公司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總部大樓的那一刻，你就會明白無誤地確信，這已經不再是一家羽翼未豐的新創企業了。映入眼簾的一面墻上，陳列著各式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巧克力條。
首席執行官貝爾特曼透露稱，這些產品預計今年將為公司創造1.36億美元的營收，比去年增長20%以上。
其中一部分增幅來自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巧克力消費國，美國每年的巧克力銷售額高達190億美元。Tony’s Chocolonely公司去年在曼哈頓的聯合廣場開設了美國辦事處，并且開始進駐全食超市的各大門店。
美國區經理弗里茨·斯內爾預測稱，Tony’s Chocolonely巧克力的銷售額最終將達到“數億美元”。盡管這份成績單遠遠不足以與瑪氏或好時等大公司相提并論，但它足以讓Tony’s Chocolonely成為一家不可小覷的非巨頭級巧克力生產商。
“美國人喜歡故事，而我們的故事非常震撼人心。”
然而，隨著Tony’s Chocolonely公司不斷壯大，它的故事也變得愈加復雜。這家出于道德義憤創建的公司，從一開始就尋求改變巧克力巨頭，無論它自己是否賺錢。
2011年，貝爾特曼以約42.2萬美元的價格，從記者出身的創始人手中買下該公司51%的股份。他聘請食品專業人士將它轉變為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
“我不想告訴其他人應該怎么做，而是想用自己的實踐給他們樹立一個可擴展的榜樣。”他說。
分離而不平等？百樂嘉利寶公司位于比利時的工廠正在安裝Tony’s Chocolonely公司的一個可可脂罐。圖片來源：COURTESY OF TONY’S CHOCOLONELY
這種“可擴展的”解決方案包括通過Tony’s Chocolonely公司的開放鏈平臺來追蹤每一千克的可可豆，該平臺是聘請荷蘭科技公司ChainPoint在2016年建立的。
3月的一個下午，在阿姆斯特丹旅游區中心的一家由Tony’s Chocolonely公司開設的巧克力店里，該公司的運營總監弗朗斯·潘涅庫克用筆記本電腦向我演示了一番這套系統的運作機理。
該軟件使用一個名為“可可豆追蹤器”的程序，詳細列出了每位種植者從農場到比利時安特衛普港口的貨物清單。農戶和貿易商可以實時跟蹤貨運和付款情況。去年，可可豆追蹤器發現，有供應商正在從一些未經Tony’s Chocolonely公司審查的農戶那里采購可可豆。該公司隨即斷絕了與他們的業務往來。
Tony’s Chocolonely公司還誠邀所有的巧克力公司使用開放鏈平臺，但迄今為止，只有荷蘭的超市公司Albert Heijn、德國的折扣連鎖店奧樂齊和巧克力制造商Jokolade這樣做。
盡管如此，潘涅庫克表示，開放鏈平臺證明了業界巨頭那套說辭是站不住腳的。大型巧克力公司通常會將所謂的“公平貿易”可可豆與定期裝運的其他貨物混在一起，并且宣稱“完全可追溯”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也沒有任何可可種植園或發往歐洲的船只。”他說，“但我已經建立了這樣一個能夠展示可可豆的平臺。”
即便如此，Tony’s Chocolonely公司仍然因為在位于比利時威茲的世界最大巧克力工廠加工可可豆而受到抨擊。這家工廠的所有者是瑞士-比利時跨國公司百樂嘉利寶，后者也是2001年那份麻煩不斷的協議書的簽署方之一。
今年2月，Tony’s Chocolonely公司被童工活動家艾恩·里格斯編撰的“無奴隸巧克力”名單刪除。（自從里格斯于2007年開始追蹤巧克力制造商以來，Tony’s Chocolonely公司每年都會出現在這份名單上。）
這位活動家解釋說，在其他幾家公司對Tony’s Chocolonely與巧克力巨頭的合作提出質疑之后，她決定將其從名單中剔除。
貝爾特曼堅稱，這種合伙關系有助于Tony’s Chocolonely公司對行業施加更大的影響力。他指出，Tony’s Chocolonely公司的可可豆單獨儲存在這家比利時工廠的另一個罐中。
“我們想向好時和其他公司證明，如果我們這樣一群熱情而愚蠢的荷蘭人可以做到這一點，它們也應該能夠做到。”他希望最終把Tony’s Chocolonely出售給一家大公司。
巧克力行業還沒有開始效仿Tony’s Chocolonely的實踐。出于這個原因，“它們的確應該感到羞愧。”他說。
******
品嘗改變
現在距離巧克力巨頭首次承諾根除最惡劣的童工形態已經過去20年了。但即便是業內人士也承認，這種現象幾乎沒有任何改變。那么，怎樣才能夠永久性地根除這種做法呢？
花更多的錢買巧克力
多年來，全球可可價格基本上維持在每噸3,000美元以下。一些人宣稱，大幅提價，并規定大部分漲幅歸農戶所有，將讓種植者有更大的動力和更多資金來雇傭成年工人。對這一策略持懷疑態度的人警告說，更高的價格可能會導致生產過剩和濫伐森林。
嚴格立法
更多的國家可能會效仿歐洲議會的做法。今年3月，經過投票表決，歐洲議會決定對雇傭童工的公司實施嚴厲制裁。“我們需要制定讓強者擔責的法律，而不是要求農民做出改變。”兩年一次的行業分析報告《2020可可晴雨表》這樣寫道。
資助可可社區
受惠于巧克力生產的國家可以大舉投資可可生產區的教育、醫療行業和基礎設施。專家表示，只要說服這些可可生產國取消孩童入學必須出示出生證明的規定，就能夠對終結童工現象產生巨大的影響。（財富中文網）
譯者：任文科
財富中文網所刊載內容之知識產權為財富媒體知識產權有限公司及/或相關權利人專屬所有或持有。未經許可，禁止進行轉載、摘編、復制及建立鏡像等任何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