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新冠疫情蔓延初現(xiàn)苗頭之時,輝瑞公司的科學家就開始了疫苗的研發(fā),用首席執(zhí)行官艾伯樂的話來說就是“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如今,在實現(xiàn)以驚人速度成功開發(fā)出世界上第一款新冠疫苗目標后,成立172年的制藥商領(lǐng)導者向我們談起了科學與政治的沖突、藥價,還有下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
為表述簡潔,本文已經(jīng)過編輯。
全心關(guān)注科學
2020年3月初,在你擔任輝瑞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剛滿一年的時候,幾乎第一時間決定投入20億美元資金研發(fā)新冠疫苗。是什么驅(qū)使你下這么大賭注?
艾伯樂:確實是巨大的賭注,但非常有必要。在疫苗研發(fā)領(lǐng)域,像輝瑞一樣擁有端到端能力的公司并不多,只有輝瑞級別的公司才能從早期研究開始,一路堅持,不僅能制造,還能承擔挑戰(zhàn)巨大的分銷工作。
所以我想到的問題是,“如果我們不做,還能找誰?”
生產(chǎn)疫苗有很多已被證實的方法,你選擇了以前從未生產(chǎn)過獲批疫苗的mRNA技術(shù)。這是為什么?
我知道輝瑞(與德國BioNTech公司合作)正在研究防治流感的mRNA疫苗,有繼續(xù)防治其他疾病的腺病毒疫苗,之前還有重組蛋白。
但我的團隊(由疫苗研究負責人凱瑟琳?簡森領(lǐng)導)仔細研究了每項技術(shù),建議選擇mRNA,因為一旦研發(fā)成功,mRNA可迅速擴大規(guī)模。的確,以前沒用mRNA技術(shù)制造過疫苗,但如果我們成功了,就會成為第一個。
我的團隊想盡快開始。BioNTech(首席執(zhí)行官是烏古爾?薩欣,3月1日一次電話中跟簡森聯(lián)系)也表示,希望盡快完成研發(fā)工作。所以我們開始投資,他們在沒簽合同的情況下就開始跟我們共享數(shù)據(jù)。
你的日常工作是尋找解決方案,持續(xù)推動輝瑞增長。你預(yù)計年收入增長率很快將達到6%,這遠高于過去幾年的水平。現(xiàn)在對這一預(yù)期還有信心嗎?
現(xiàn)在我很有信心。而且我想說,預(yù)計收入增長“至少6%”。6%不是天花板,而是起步水平。我非常有信心,排除新冠疫苗的帶動作用,其他業(yè)務(wù)部門也能達到該數(shù)字。
除此之外,我們也要加強疫苗在財務(wù)方面的帶動效果。目前還沒有公布預(yù)測,但我相信收入會超過30億美元。
實現(xiàn)快速供應(yīng)是選擇mRNA疫苗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好處是,可以迅速調(diào)整疫苗的基因配方,而且隨著病毒不斷變異出現(xiàn)更多變種,可能很有必要。
沒錯,速度和靈活性是關(guān)鍵。這正是我們選擇采用該技術(shù)生產(chǎn)流感疫苗的原因。流感也有同樣特征,每年的流感都不一樣。所以每年的流感疫苗也都跟前一年不同。(如果使用其他技術(shù))每一步都需要幾個月開發(fā)。RNA疫苗可能突破該限制,數(shù)周內(nèi)就能完成其他情況下數(shù)月才能完成的任務(wù)。
當前新冠病毒變異引起警覺。輝瑞公司的疫苗對變異毒株的效果怎樣?
我們對抵抗變異病毒的信心很強。我們在實驗室里已證明了這一點,而且實驗室的實驗已在大學和醫(yī)院多個實驗室中成功得到復制。目前疫苗能有效預(yù)防見諸報端的兩種新變異病毒(在英國和南非出現(xiàn))。
我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疫苗無法覆蓋的新變異出現(xiàn)可能性有多大?理論上可能性很高。如果疫苗保護了相當大一部分人群,卻出現(xiàn)一種可在(已接種疫苗)群體傳播的菌株,顯然新菌株將取代原有菌株蔓延。有不確定性,但我相信存在可能。即便如此也能證明mRNA疫苗的作用,因為可以很快開發(fā)新疫苗,既可以提升免疫原性,也能開發(fā)出全新疫苗應(yīng)對新變異。
“快”有多快?
取決于多種因素,監(jiān)管框架就是其中之一。我相信兩個月內(nèi)能通過,當然我們?nèi)杂锌赡茉陲L險下生產(chǎn)。
說到風險,你還下了第二個大賭注,跟一些你們的競爭對手不同,你們研發(fā)疫苗沒有用政府的錢。
政府說,“我們可以為項目提供資金。”但聽到提議時,我想了想如果接受資金會發(fā)生什么,其實很容易判斷。我意識到,如果政府給錢就不可能不掌控。“你們打算怎么做?”他們會這么問,“錢怎么用?給我們提交報告。”
在輝瑞這樣的大公司里,本來就要面臨很多官僚層級。我敢說自己能掌控一切,作為公司最終決策者,我會放棄一切官僚作風。我的目標是,“直接跟我說,我要替換所有管理部門。”
但如果我拿政府的錢就做不到。我很清楚,如果不大刀闊斧就永遠無法把不可能變成可能。舉個例子,請記住我們起步要比Moderna晚得多。當然我們也不需要政府的錢。Moderna肯定需要。如果我們失敗了日子會難過嗎?當然。但如果我們失敗了輝瑞會迎來末日嗎?絕對不會。
這就是為什么我能這么做,正確地承擔風險,不魯莽但也不保守,世界需要我們時,堅持不動搖。
盡管你很好地部署了所有物流工作,但人們還是普遍對疫苗推廣感到失望。出了什么問題?
物流有兩個階段。有一個階段我非常擔心,輝瑞公司正把疫苗送到各國疫苗接種中心。這是我們的責任,幸運的是,我們能成功完成這一困難的任務(wù)。幾乎99.99%的疫苗都能在確保質(zhì)量的情況下按時成功送達,因為我們能監(jiān)控所有物流箱的溫度。
但包括美國在內(nèi)很多國家還沒準備好分發(fā)相關(guān)疫苗,他們的的疫苗接種中心能力不足。我相信也希望這些國家能團結(jié)起來,改變計劃,從而大幅提高疫苗接種率。
如果各國能做到,我們可能經(jīng)歷一段時間的瓶頸期,需要生產(chǎn)更多疫苗,我們正為此做準備。最近公司宣布,今年預(yù)期產(chǎn)量將從13億劑增加到20億劑。
一切都是政治
盡管制造和分發(fā)新型疫苗的任務(wù)非常復雜,過去一年里你不得不面對更具挑戰(zhàn)性的事:政治。尤其是你暗示疫苗可能于去年10月上市時,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復雜的總統(tǒng)競選斗爭中心。
這是一場完全不同的比賽,跟我預(yù)期中完全不同。請讓我澄清一下。10月面世的時間表是我跟團隊在3月就已制定好的,當時我還催著團隊盡可能快地前進。
我當時覺得10月是流感季節(jié),卻沒想到,11月正好碰上大選。突然間,疫苗成了最大的政治問題。我聽到第一次總統(tǒng)辯論時,非常震驚的是,討論新冠病毒和疫苗時充滿政治詞匯而不是科學術(shù)語。
第二天我發(fā)表聲明說,有些人希望我們進度加快,有些人希望我們慢一點。要我說就是,以科學的速度推進。就這樣。
然后,疫苗在11月大選之后面世。現(xiàn)在,有些人認為“太早”,有些人認為“太遲”。我們能怎么辦?我努力在政治雷區(qū)中航行。
當初沒拿政府的錢原因之一就是,如果我們用了政府的錢,做的每件事都會更政治化。
你曾打電話給強生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亞歷克斯?戈爾斯基,討論同制藥行業(yè)的其他領(lǐng)導者團結(jié)起來,反擊疫苗工作政治化。為什么這樣做,結(jié)果如何?
就在那時,有些人公開指責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是“國家黑勢力”,我開始非常擔心,因為有望成功的疫苗被政治化已然開始。
人們面對現(xiàn)狀會有很多困惑和疑慮,不禁要問:這是特朗普疫苗,還是真正的疫苗——真正科學的那種?唯一能擔任仲裁和法官的,是以科學正直聞名的食品藥品管理局。這些無疑是值得信任的機構(gòu)。所以我擔心對食品藥品管理局的攻擊,也是對疫苗工作獨立性和科學完整性的攻擊。
亞歷克斯?戈爾斯基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經(jīng)常討論很多事,所以我問了他。我說,我認為需要做些什么,要發(fā)表聲明,宣稱無論發(fā)生什么,永遠不會偷工減料,不管別人施加多大壓力,政治壓力也好,其他壓力也好,都將遵循食品藥品管理局指導方針。
他立刻說:“你說得對,這就是我們應(yīng)該做的事。”我說,“要不寫點什么?”第二天我給他發(fā)了一份聲明草稿,他看了之后發(fā)了回來。我說,“每個人都得簽字。”
于是我們列出了(業(yè)內(nèi))公司的名單,并各自拿了一半名單,開始打電話。大家都是立刻接受了。
白宮換了新一屆政府,也有了新國會。這聽起來是推動藥品定價長期解決方案的好機會,也是持續(xù)困擾行業(yè)的問題。
我首先要說,我堅信改革的必要性。目前的現(xiàn)狀不可持續(xù)也不可取,我身邊絕大多數(shù)同行也都支持這一觀點。每個人都說需要改變,但我認為變革必須有兩個基本支柱,一是支持創(chuàng)新,二是保持耐心。
美國在藥品定價問題上有一場大辯論。但藥品價格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系統(tǒng)中藥品的成本,例如聯(lián)邦預(yù)算中的醫(yī)療保險。第二個問題是,對于去藥店必須自掏腰包的人來說,藥品的成本是多少?
兩點很不一樣。第一個數(shù)字(醫(yī)療系統(tǒng)支付的藥品費用)占醫(yī)療總體費用的12%。所以從定義上講,這不可能是個“大”問題?
對于病人來說,尤其是自付醫(yī)藥費的病人來說,這是迄今為止要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因為現(xiàn)在美國人即便有醫(yī)保,為藥品買單時也仿佛沒有醫(yī)保一樣,人們自付金額非常多。這種情況需要改變。
要把費用從病人手中轉(zhuǎn)移出去,就得有人付錢,因為這并不是零和的。我們愿意承擔病人自付費用里很大一部分。我的意思并不是,也認為沒人會說醫(yī)藥公司賺走所有的錢是公平的。但我們愿意只取應(yīng)得的一份,甚至更多。這是錢的合理流向。
我認為這筆錢不應(yīng)該用來填補聯(lián)邦預(yù)算的黑洞,因為預(yù)算漏洞會越來越大。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找到解決辦法,要盡快,今年就得找到。
你認為新冠疫情對社會的挑戰(zhàn)會持續(xù)多久?對輝瑞的業(yè)務(wù)意味著什么?
這沒法確定,而且就目前而言,如果涉及投資者就要把疫苗當做單獨的項目。因此,我們將讓投資者了解基本業(yè)務(wù),以及疫情相關(guān)業(yè)務(wù)的貢獻、最高和最低情況。因為這可能是一次性的,或者是兩年、三年之類。事實上從很多指標來看,這項業(yè)務(wù)可能永遠持續(xù)下去,就像流感一樣,就像肺炎球菌病一樣。這不僅因為人們可能需要定期(打加強針)應(yīng)對當前的毒株,還因為可能出現(xiàn)新的變異病毒,屆時就像應(yīng)對流感一樣改進疫苗。
我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是這樣,我只知道,我們正在為相關(guān)情況做準備。所以說,公司正努力加強長期實力,確保完善流程。如果出現(xiàn)變異病毒也能迅速應(yīng)對(我之前說過,六周或兩個月內(nèi)就可以)。我們也在制造更適合運輸?shù)囊呙纾苊饫滏湷霈F(xiàn)問題。雖然研發(fā)很成功,但問題仍舊很復雜,成本也很昂貴。
順便說一句,輝瑞承擔了運送疫苗的所有費用。如果我們能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對于達到業(yè)務(wù)最低目標將大大有利。
談?wù)劻鞲邪伞资陙恚藗円恢痹诩鼻械貙ふ摇巴ㄓ靡呙纭保褪悄軕?yīng)對每個季節(jié)出現(xiàn)的各種流感病毒的疫苗。在新冠危機之前,輝瑞公司就在跟BioNTech合作開發(fā)mRNA流感疫苗。能給出具體時間表嗎?
我希望比之前計劃快得多。因為現(xiàn)在已經(jīng)證明我們能讓不可能成為可能。另外,過去九個月里,我們積累了RNA技術(shù)方面的科學知識,正常情況下積累相關(guān)知識需要很多年。
現(xiàn)在我不想承諾流感疫苗研發(fā)的具體日期,但計劃是以比平時快得多的速度(推向市場)。現(xiàn)在很多情況下,流感疫苗有效性只有40%或50%,我們的目標是研制對流感有效性超過90%的疫苗。屆時將影響整個行業(yè),我們希望能盡快做到。
考慮到癌癥是遺傳性疾病,mRNA平臺會不會在個體化、靶向癌癥藥物中發(fā)揮作用?想必,快速研制個體化靶向藥物的原則也可應(yīng)用。
完全沒問題。事實上,BioNTech大部分工作都在癌癥領(lǐng)域,我相信mRNA技術(shù)可為癌癥治療開辟很多新途徑。
你的職業(yè)生涯是從獸醫(yī)開始的,現(xiàn)在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人類疾病上。研究動物健康是不是能幫你看到其他人可能忽視的事?
我相信每一點不同尋常都能帶來不同的視角。正如你提到,我是獸醫(yī),所以我了解科學,從而能夠更好地與藥物研發(fā)團隊溝通。我還曾在輝瑞動物健康部門工作(后來分拆成Zoetis公司),11年前我轉(zhuǎn)到人類健康部門時,我發(fā)現(xiàn)當時的制藥巨頭非常注重品牌,確實品牌非常重要。而在動物衛(wèi)生領(lǐng)域不會這樣,獸醫(yī)行業(yè)重要的是顧客——是主人和狗。
我的出身也給了我一些特別的視角,由于我來自希臘這樣有著輝煌歷史,現(xiàn)實中在國際談判桌上重要性卻不大的小國家,你要學會如何去戰(zhàn)斗,過程其實并不容易。
大屠殺期間希臘猶太人幾乎滅絕,我身為猶太人也學會了適應(yīng),在社會上要懂得靈活應(yīng)對才能生存。我母親被捕后活了下來,父親躲起來也成了幸存者。他們的家人命運卻不一樣,兄弟和父母都被殺死了。
我在輝瑞工作期間,曾在五個國家的八個城市生活,從中也體會到了多樣性的力量,也感受到每種文化都是獨一無二的,從而能貢獻一些價值。由于我的自身經(jīng)歷,因而對此非常敏感。所有種種都幫我形成自己獨有的視角,我認為所有經(jīng)歷都是有幫助的。
補充信息
(1)收到的信息:傳統(tǒng)疫苗使用失去部分活性,或完全失去活性的病毒激活免疫反應(yīng),而利用信使RNA的疫苗不一樣,主要通過指示細胞制造與病毒相關(guān)的無害蛋白質(zhì),從而向免疫防御系統(tǒng)發(fā)出警報。
(2)連續(xù)五年年收入增長:公司指出,雖然輝瑞的生物制藥業(yè)務(wù)強勁增長,然而之前Upjohn部門(最近先被邁蘭制藥剝離又合并)收入下降,2019年與葛蘭素史克成立了消費醫(yī)療合資企業(yè),增長都被抵消。
百時美施貴寶:19.0%
艾伯維:13.2%
默沙東:3.6%
強生:3.3%
禮來:3.3%
阿斯利康:0.7%
輝瑞:0.3%
(來源:標普環(huán)球)
(3)夢之隊:疫情之前,輝瑞和BioNTech正合作研發(fā)流感疫苗。“現(xiàn)在很多情況下,流感疫苗有效性不到50%,”艾伯樂說。隨著新冠疫苗研制成功,他預(yù)計兩家合作伙伴“將成功研發(fā)出有效性最終超過90%的流感疫苗。”
(4)推動的贊助者:幾家美國機構(gòu)資助了規(guī)模比輝瑞小得多的Moderna公司,協(xié)助基于mRNA的新冠疫苗研發(fā)工作。Moderna疫苗獲得食品藥品管理局緊急使用授權(quán)比輝瑞疫苗晚了一周。
(5)從實驗室到物流:輝瑞已向全球10000多個接種點,提供了超過5000萬劑疫苗。
(6)儀表盤燈光下:數(shù)字并非是估計值。輝瑞通過實時儀表盤跟蹤運送疫苗的實際成功率,儀表盤通過全球定位系統(tǒng)監(jiān)控每個疫苗物流箱的位置和溫度。
(7)動物精神:艾伯樂擁有執(zhí)業(yè)獸醫(yī)和博士學位,曾在希臘一所大學醫(yī)院從事獸醫(yī)產(chǎn)科工作5年,專長體外受精、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等。
(8)希臘悲劇:艾伯樂說,“在我家鄉(xiāng)薩洛尼卡曾經(jīng)有55000猶太人,大屠殺中幸存者只有2000人。后來很多人離開了。等我長大后,我們社區(qū)大概700到800人,但占了全城猶太人口的一半。”(財富中文網(wǎng))
本文刊載于《財富》雜志2021年2月/3月刊,標題是《對話:艾伯樂》。
譯者:馮豐
審校:夏林
去年春天,新冠疫情蔓延初現(xiàn)苗頭之時,輝瑞公司的科學家就開始了疫苗的研發(fā),用首席執(zhí)行官艾伯樂的話來說就是“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如今,在實現(xiàn)以驚人速度成功開發(fā)出世界上第一款新冠疫苗目標后,成立172年的制藥商領(lǐng)導者向我們談起了科學與政治的沖突、藥價,還有下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
為表述簡潔,本文已經(jīng)過編輯。
全心關(guān)注科學
2020年3月初,在你擔任輝瑞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剛滿一年的時候,幾乎第一時間決定投入20億美元資金研發(fā)新冠疫苗。是什么驅(qū)使你下這么大賭注?
艾伯樂:確實是巨大的賭注,但非常有必要。在疫苗研發(fā)領(lǐng)域,像輝瑞一樣擁有端到端能力的公司并不多,只有輝瑞級別的公司才能從早期研究開始,一路堅持,不僅能制造,還能承擔挑戰(zhàn)巨大的分銷工作。
所以我想到的問題是,“如果我們不做,還能找誰?”
生產(chǎn)疫苗有很多已被證實的方法,你選擇了以前從未生產(chǎn)過獲批疫苗的mRNA技術(shù)。這是為什么?
我知道輝瑞(與德國BioNTech公司合作)正在研究防治流感的mRNA疫苗,有繼續(xù)防治其他疾病的腺病毒疫苗,之前還有重組蛋白。
但我的團隊(由疫苗研究負責人凱瑟琳?簡森領(lǐng)導)仔細研究了每項技術(shù),建議選擇mRNA,因為一旦研發(fā)成功,mRNA可迅速擴大規(guī)模。的確,以前沒用mRNA技術(shù)制造過疫苗,但如果我們成功了,就會成為第一個。
我的團隊想盡快開始。BioNTech(首席執(zhí)行官是烏古爾?薩欣,3月1日一次電話中跟簡森聯(lián)系)也表示,希望盡快完成研發(fā)工作。所以我們開始投資,他們在沒簽合同的情況下就開始跟我們共享數(shù)據(jù)。
你的日常工作是尋找解決方案,持續(xù)推動輝瑞增長。你預(yù)計年收入增長率很快將達到6%,這遠高于過去幾年的水平。現(xiàn)在對這一預(yù)期還有信心嗎?
現(xiàn)在我很有信心。而且我想說,預(yù)計收入增長“至少6%”。6%不是天花板,而是起步水平。我非常有信心,排除新冠疫苗的帶動作用,其他業(yè)務(wù)部門也能達到該數(shù)字。
除此之外,我們也要加強疫苗在財務(wù)方面的帶動效果。目前還沒有公布預(yù)測,但我相信收入會超過30億美元。
實現(xiàn)快速供應(yīng)是選擇mRNA疫苗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好處是,可以迅速調(diào)整疫苗的基因配方,而且隨著病毒不斷變異出現(xiàn)更多變種,可能很有必要。
沒錯,速度和靈活性是關(guān)鍵。這正是我們選擇采用該技術(shù)生產(chǎn)流感疫苗的原因。流感也有同樣特征,每年的流感都不一樣。所以每年的流感疫苗也都跟前一年不同。(如果使用其他技術(shù))每一步都需要幾個月開發(fā)。RNA疫苗可能突破該限制,數(shù)周內(nèi)就能完成其他情況下數(shù)月才能完成的任務(wù)。
當前新冠病毒變異引起警覺。輝瑞公司的疫苗對變異毒株的效果怎樣?
我們對抵抗變異病毒的信心很強。我們在實驗室里已證明了這一點,而且實驗室的實驗已在大學和醫(yī)院多個實驗室中成功得到復制。目前疫苗能有效預(yù)防見諸報端的兩種新變異病毒(在英國和南非出現(xiàn))。
我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疫苗無法覆蓋的新變異出現(xiàn)可能性有多大?理論上可能性很高。如果疫苗保護了相當大一部分人群,卻出現(xiàn)一種可在(已接種疫苗)群體傳播的菌株,顯然新菌株將取代原有菌株蔓延。有不確定性,但我相信存在可能。即便如此也能證明mRNA疫苗的作用,因為可以很快開發(fā)新疫苗,既可以提升免疫原性,也能開發(fā)出全新疫苗應(yīng)對新變異。
“快”有多快?
取決于多種因素,監(jiān)管框架就是其中之一。我相信兩個月內(nèi)能通過,當然我們?nèi)杂锌赡茉陲L險下生產(chǎn)。
說到風險,你還下了第二個大賭注,跟一些你們的競爭對手不同,你們研發(fā)疫苗沒有用政府的錢。
政府說,“我們可以為項目提供資金。”但聽到提議時,我想了想如果接受資金會發(fā)生什么,其實很容易判斷。我意識到,如果政府給錢就不可能不掌控。“你們打算怎么做?”他們會這么問,“錢怎么用?給我們提交報告。”
在輝瑞這樣的大公司里,本來就要面臨很多官僚層級。我敢說自己能掌控一切,作為公司最終決策者,我會放棄一切官僚作風。我的目標是,“直接跟我說,我要替換所有管理部門。”
但如果我拿政府的錢就做不到。我很清楚,如果不大刀闊斧就永遠無法把不可能變成可能。舉個例子,請記住我們起步要比Moderna晚得多。當然我們也不需要政府的錢。Moderna肯定需要。如果我們失敗了日子會難過嗎?當然。但如果我們失敗了輝瑞會迎來末日嗎?絕對不會。
這就是為什么我能這么做,正確地承擔風險,不魯莽但也不保守,世界需要我們時,堅持不動搖。
盡管你很好地部署了所有物流工作,但人們還是普遍對疫苗推廣感到失望。出了什么問題?
物流有兩個階段。有一個階段我非常擔心,輝瑞公司正把疫苗送到各國疫苗接種中心。這是我們的責任,幸運的是,我們能成功完成這一困難的任務(wù)。幾乎99.99%的疫苗都能在確保質(zhì)量的情況下按時成功送達,因為我們能監(jiān)控所有物流箱的溫度。
但包括美國在內(nèi)很多國家還沒準備好分發(fā)相關(guān)疫苗,他們的的疫苗接種中心能力不足。我相信也希望這些國家能團結(jié)起來,改變計劃,從而大幅提高疫苗接種率。
如果各國能做到,我們可能經(jīng)歷一段時間的瓶頸期,需要生產(chǎn)更多疫苗,我們正為此做準備。最近公司宣布,今年預(yù)期產(chǎn)量將從13億劑增加到20億劑。
一切都是政治
盡管制造和分發(fā)新型疫苗的任務(wù)非常復雜,過去一年里你不得不面對更具挑戰(zhàn)性的事:政治。尤其是你暗示疫苗可能于去年10月上市時,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復雜的總統(tǒng)競選斗爭中心。
這是一場完全不同的比賽,跟我預(yù)期中完全不同。請讓我澄清一下。10月面世的時間表是我跟團隊在3月就已制定好的,當時我還催著團隊盡可能快地前進。
我當時覺得10月是流感季節(jié),卻沒想到,11月正好碰上大選。突然間,疫苗成了最大的政治問題。我聽到第一次總統(tǒng)辯論時,非常震驚的是,討論新冠病毒和疫苗時充滿政治詞匯而不是科學術(shù)語。
第二天我發(fā)表聲明說,有些人希望我們進度加快,有些人希望我們慢一點。要我說就是,以科學的速度推進。就這樣。
然后,疫苗在11月大選之后面世。現(xiàn)在,有些人認為“太早”,有些人認為“太遲”。我們能怎么辦?我努力在政治雷區(qū)中航行。
當初沒拿政府的錢原因之一就是,如果我們用了政府的錢,做的每件事都會更政治化。
你曾打電話給強生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亞歷克斯?戈爾斯基,討論同制藥行業(yè)的其他領(lǐng)導者團結(jié)起來,反擊疫苗工作政治化。為什么這樣做,結(jié)果如何?
就在那時,有些人公開指責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是“國家黑勢力”,我開始非常擔心,因為有望成功的疫苗被政治化已然開始。
人們面對現(xiàn)狀會有很多困惑和疑慮,不禁要問:這是特朗普疫苗,還是真正的疫苗——真正科學的那種?唯一能擔任仲裁和法官的,是以科學正直聞名的食品藥品管理局。這些無疑是值得信任的機構(gòu)。所以我擔心對食品藥品管理局的攻擊,也是對疫苗工作獨立性和科學完整性的攻擊。
亞歷克斯?戈爾斯基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經(jīng)常討論很多事,所以我問了他。我說,我認為需要做些什么,要發(fā)表聲明,宣稱無論發(fā)生什么,永遠不會偷工減料,不管別人施加多大壓力,政治壓力也好,其他壓力也好,都將遵循食品藥品管理局指導方針。
他立刻說:“你說得對,這就是我們應(yīng)該做的事。”我說,“要不寫點什么?”第二天我給他發(fā)了一份聲明草稿,他看了之后發(fā)了回來。我說,“每個人都得簽字。”
于是我們列出了(業(yè)內(nèi))公司的名單,并各自拿了一半名單,開始打電話。大家都是立刻接受了。
白宮換了新一屆政府,也有了新國會。這聽起來是推動藥品定價長期解決方案的好機會,也是持續(xù)困擾行業(yè)的問題。
我首先要說,我堅信改革的必要性。目前的現(xiàn)狀不可持續(xù)也不可取,我身邊絕大多數(shù)同行也都支持這一觀點。每個人都說需要改變,但我認為變革必須有兩個基本支柱,一是支持創(chuàng)新,二是保持耐心。
美國在藥品定價問題上有一場大辯論。但藥品價格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系統(tǒng)中藥品的成本,例如聯(lián)邦預(yù)算中的醫(yī)療保險。第二個問題是,對于去藥店必須自掏腰包的人來說,藥品的成本是多少?
兩點很不一樣。第一個數(shù)字(醫(yī)療系統(tǒng)支付的藥品費用)占醫(yī)療總體費用的12%。所以從定義上講,這不可能是個“大”問題?
對于病人來說,尤其是自付醫(yī)藥費的病人來說,這是迄今為止要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因為現(xiàn)在美國人即便有醫(yī)保,為藥品買單時也仿佛沒有醫(yī)保一樣,人們自付金額非常多。這種情況需要改變。
要把費用從病人手中轉(zhuǎn)移出去,就得有人付錢,因為這并不是零和的。我們愿意承擔病人自付費用里很大一部分。我的意思并不是,也認為沒人會說醫(yī)藥公司賺走所有的錢是公平的。但我們愿意只取應(yīng)得的一份,甚至更多。這是錢的合理流向。
我認為這筆錢不應(yīng)該用來填補聯(lián)邦預(yù)算的黑洞,因為預(yù)算漏洞會越來越大。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找到解決辦法,要盡快,今年就得找到。
你認為新冠疫情對社會的挑戰(zhàn)會持續(xù)多久?對輝瑞的業(yè)務(wù)意味著什么?
這沒法確定,而且就目前而言,如果涉及投資者就要把疫苗當做單獨的項目。因此,我們將讓投資者了解基本業(yè)務(wù),以及疫情相關(guān)業(yè)務(wù)的貢獻、最高和最低情況。因為這可能是一次性的,或者是兩年、三年之類。事實上從很多指標來看,這項業(yè)務(wù)可能永遠持續(xù)下去,就像流感一樣,就像肺炎球菌病一樣。這不僅因為人們可能需要定期(打加強針)應(yīng)對當前的毒株,還因為可能出現(xiàn)新的變異病毒,屆時就像應(yīng)對流感一樣改進疫苗。
我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是這樣,我只知道,我們正在為相關(guān)情況做準備。所以說,公司正努力加強長期實力,確保完善流程。如果出現(xiàn)變異病毒也能迅速應(yīng)對(我之前說過,六周或兩個月內(nèi)就可以)。我們也在制造更適合運輸?shù)囊呙纾苊饫滏湷霈F(xiàn)問題。雖然研發(fā)很成功,但問題仍舊很復雜,成本也很昂貴。
順便說一句,輝瑞承擔了運送疫苗的所有費用。如果我們能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對于達到業(yè)務(wù)最低目標將大大有利。
談?wù)劻鞲邪伞资陙恚藗円恢痹诩鼻械貙ふ摇巴ㄓ靡呙纭保褪悄軕?yīng)對每個季節(jié)出現(xiàn)的各種流感病毒的疫苗。在新冠危機之前,輝瑞公司就在跟BioNTech合作開發(fā)mRNA流感疫苗。能給出具體時間表嗎?
我希望比之前計劃快得多。因為現(xiàn)在已經(jīng)證明我們能讓不可能成為可能。另外,過去九個月里,我們積累了RNA技術(shù)方面的科學知識,正常情況下積累相關(guān)知識需要很多年。
現(xiàn)在我不想承諾流感疫苗研發(fā)的具體日期,但計劃是以比平時快得多的速度(推向市場)。現(xiàn)在很多情況下,流感疫苗有效性只有40%或50%,我們的目標是研制對流感有效性超過90%的疫苗。屆時將影響整個行業(yè),我們希望能盡快做到。
考慮到癌癥是遺傳性疾病,mRNA平臺會不會在個體化、靶向癌癥藥物中發(fā)揮作用?想必,快速研制個體化靶向藥物的原則也可應(yīng)用。
完全沒問題。事實上,BioNTech大部分工作都在癌癥領(lǐng)域,我相信mRNA技術(shù)可為癌癥治療開辟很多新途徑。
你的職業(yè)生涯是從獸醫(yī)開始的,現(xiàn)在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人類疾病上。研究動物健康是不是能幫你看到其他人可能忽視的事?
我相信每一點不同尋常都能帶來不同的視角。正如你提到,我是獸醫(yī),所以我了解科學,從而能夠更好地與藥物研發(fā)團隊溝通。我還曾在輝瑞動物健康部門工作(后來分拆成Zoetis公司),11年前我轉(zhuǎn)到人類健康部門時,我發(fā)現(xiàn)當時的制藥巨頭非常注重品牌,確實品牌非常重要。而在動物衛(wèi)生領(lǐng)域不會這樣,獸醫(yī)行業(yè)重要的是顧客——是主人和狗。
我的出身也給了我一些特別的視角,由于我來自希臘這樣有著輝煌歷史,現(xiàn)實中在國際談判桌上重要性卻不大的小國家,你要學會如何去戰(zhàn)斗,過程其實并不容易。
大屠殺期間希臘猶太人幾乎滅絕,我身為猶太人也學會了適應(yīng),在社會上要懂得靈活應(yīng)對才能生存。我母親被捕后活了下來,父親躲起來也成了幸存者。他們的家人命運卻不一樣,兄弟和父母都被殺死了。
我在輝瑞工作期間,曾在五個國家的八個城市生活,從中也體會到了多樣性的力量,也感受到每種文化都是獨一無二的,從而能貢獻一些價值。由于我的自身經(jīng)歷,因而對此非常敏感。所有種種都幫我形成自己獨有的視角,我認為所有經(jīng)歷都是有幫助的。
補充信息
(1) 收到的信息:傳統(tǒng)疫苗使用失去部分活性,或完全失去活性的病毒激活免疫反應(yīng),而利用信使RNA的疫苗不一樣,主要通過指示細胞制造與病毒相關(guān)的無害蛋白質(zhì),從而向免疫防御系統(tǒng)發(fā)出警報。
(2)連續(xù)五年年收入增長:公司指出,雖然輝瑞的生物制藥業(yè)務(wù)強勁增長,然而之前Upjohn部門(最近先被邁蘭制藥剝離又合并)收入下降,2019年與葛蘭素史克成立了消費醫(yī)療合資企業(yè),增長都被抵消。
百時美施貴寶:19.0%
艾伯維:13.2%
默沙東:3.6%
強生:3.3%
禮來:3.3%
阿斯利康:0.7%
輝瑞:0.3%
(來源:標普環(huán)球)
(3)夢之隊:疫情之前,輝瑞和BioNTech正合作研發(fā)流感疫苗。“現(xiàn)在很多情況下,流感疫苗有效性不到50%,”艾伯樂說。隨著新冠疫苗研制成功,他預(yù)計兩家合作伙伴“將成功研發(fā)出有效性最終超過90%的流感疫苗。”
(4)推動的贊助者:幾家美國機構(gòu)資助了規(guī)模比輝瑞小得多的Moderna公司,協(xié)助基于mRNA的新冠疫苗研發(fā)工作。Moderna疫苗獲得食品藥品管理局緊急使用授權(quán)比輝瑞疫苗晚了一周。
(5)從實驗室到物流:輝瑞已向全球10000多個接種點,提供了超過5000萬劑疫苗。
(6)儀表盤燈光下:數(shù)字并非是估計值。輝瑞通過實時儀表盤跟蹤運送疫苗的實際成功率,儀表盤通過全球定位系統(tǒng)監(jiān)控每個疫苗物流箱的位置和溫度。
(7)動物精神:艾伯樂擁有執(zhí)業(yè)獸醫(yī)和博士學位,曾在希臘一所大學醫(yī)院從事獸醫(yī)產(chǎn)科工作5年,專長體外受精、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等。
(8)希臘悲劇:艾伯樂說,“在我家鄉(xiāng)薩洛尼卡曾經(jīng)有55000猶太人,大屠殺中幸存者只有2000人。后來很多人離開了。等我長大后,我們社區(qū)大概700到800人,但占了全城猶太人口的一半。”(財富中文網(wǎng))
本文刊載于《財富》雜志2021年2月/3月刊,標題是《對話:艾伯樂》。
譯者:馮豐
審校:夏林
As the pandemic took hold last spring, scientists at Pfizer set out to, in the words of CEO Albert Bourla,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Now, on the heels of achieving just that—developing the world’s first COVID-19 vaccine with breakneck speed—the leader of the 172-year-old drugmaker talks about the clash of science and politics, drug prices, and his next impossible task.
This edited Q&A has been condensed for space and clarity.
Going all in on science
In early March, 2020, barely a year into your role as CEO, you made a near-instant decision to put some $2 billion of Pfizer’s money at risk to develop a coronavirus vaccine. What drove you to make that giant wager?
Bourla: It was a massive bet, but it was a very necessary one. There are not many companies that have the kind of end-to-end capabilities in vaccines that Pfizer has—ones that can start from early research and go all the way into not only manufacturing, but also distribution, which is challenging. So the question in my mind was, “If not us, then who?”
There are a slew of proven ways for constructing vaccines, but you chose to go with mRNA1, a technology that had never before produced an approved vaccine. Why?
I knew that we were working with mRNA in flu [through our partnership with German firm BioNTech]. We had adenoviruses that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in making vaccines for other diseases. We had recombinant proteins, you name it. But my team [led by head of vaccine research Kathrin Jansen] went through each technology, and said our recommendation is to go with mRNA, which could be scaled up very quickly once it was developed. It’s true that there had been no vaccine made before with mRNA technology—but if we are successful, then ours would be the first.
My team wanted to get started very fast. And BioNTech [CEO Ugur Sahin, who had reached out to Jansen in a March 1 phone call] also said they wanted to do it very fast. So we started investing, and they started sharing their data with us—without even a contract.
Your day job, of course, is to find solutions at Pfizer, where you’ve been trying to jump-start growth. You’ve projected annual revenue growth will reach 6% soon. That’s well above where the company has been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2 Are you still confident in that trajectory?
I’m very confident now. And also, I want to say the projection is for “at least 6%” revenue growth. The 6% is not the ceiling, it’s the floor. And I’m very confident—excluding anything coming from the COVID-19 vaccine—that the remaining segments of the business will deliver these numbers. And to that we need to add whatever the final impact of the COVID vaccine will be. We haven’t released any projections for that—though I believe on revenues, we will be higher than $3 billion.
The need for speed was one reason to go with an mRNA vaccine. Another benefit is that you can change the genetic recipe for the vaccine on the fly—something that may be necessary as the virus continues to mutate and more variants emerge.
Exactly. Speed was of the essence and flexibility was of the essence. This was exactly the reason why we’ve chosen this for flu.3 Flu has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Every year is a different flu. So every year the vaccines that we’re getting for flu are different from the year before. [With other technologies] each takes months to develop. The RNA vaccines could disrupt that, because you can do in weeks what you’d need months to do in the other cases.
The current coronavirus variants that have emerged are causing alarm. How effective is Pfizer’s vaccine against these mutant strains?
We are quite confident right now that we can neutralize these variants. We have proved that in the lab—and this experiment that we did in our own labs has been already replicated in multiple labs in universities and hospitals. Right now we are covering both of the new variant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U.K. and South Africa]. I think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What are the chances that a new mutation that will not be covered by the vaccine emerges? Theoretically, it’s a very possible scenario. If you protect a very big part of the population, and if there is a strain that emerges that can use this [vaccinated] pool of population to replicate while the current strains cannot, obviously this will overtake the original. So it’s not a certainty, but it is now, I believe, a likely scenario. But that proves even more the case for an mRNA vaccine—because now you can very quickly develop a new version of the vaccine that either adds to the current immunogenicity or creates a very different one that can cover the new mutations as well.
How quickly is “quickly”?
That will depend on multiple factors. One of them, it is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But I believe we will be able within two months to have it. And, of course, we would still likely have to manufacture at risk.
Speaking of risk, you made a second big bet not to take any government money to develop the vaccine, as some of your competitors did.
The government said, “We can finance this.” But when the offer came, I thought a little bit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take the money because it was the easiest thing to take. I realized that if the government gives you money, there’s no way that they will not want a seat at the table.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it?” they’ll ask. “How will you use the money? Give us a report.” Within a massive company like Pfizer, we have a lot of bureaucracy to deal with. I was betting that I would take control, so as the ultimate decision maker in the company I would waive all bureaucracy. My goal was to say, “You talk to me directly. I’m replacing all governing bodies. I’m making the decisions.” But I couldn’t do that if I was taking the government money. I knew that we’ll never be able to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if we didn’t do that. Keep in mind that we started much later than Moderna?, for example. But also we didn’t need the money. I’m sure Moderna needed it. Now, if we failed, was it going to be very painful? Absolutely. But if we failed, was that going to be the end of Pfizer? Absolutely not. This is why I was put in this position: to be able to take the right risk—not to be reckless, but also not to be conservative and not move when the world needs us.
For all the logistical feats you’ve pulled off?, there has been widespread frustration with the vaccine rollout in general. What’s gone wrong?
Look, there are two phases. There is the phase that I was worried about a lot, where Pfizer is sending the vaccine to vaccination centers in every country that has asked. That is our responsibility and fortunately we were able to do that very difficult logistical step quite successfully. We were able to see almost 99.99%? successful shipments—on time without any issues with the quality, because we were monitoring the temperatures on every single box that we sent. But a lot of the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were not ready to distribute those vaccines. They didn’t have enough capacity in the vaccination centers. I’m sure—and I hope—that all of them will get their act together. They will change their plans and they will be able to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vaccination rates. And then, if they do that, we may have a period that we are the bottleneck and we need to produce much more, and we are preparing for that. We announced recently that we are increasing our expected production this year from 1.3 billion to 2 billion doses.
Everything is politics
As complex as the task of making and distributing this novel vaccine has been, you’ve had to deal with something even more challenging over the past year: politics. That came the moment you suggested your vaccine might be available this past October and you found yourself at the center of a bruising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ght.
It was a whole different game—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what I was expecting. And let me clarify something. The October timeline was the one I’d set in March with my team when I pushed them to go as fast as they possibly could. I was thinking that October is the flu season—without even thinking, of course, that in November we have elections. Suddenly it became the biggest political issue. It was shocking when I heard the first presidential debate and COVID and the vaccine were being discussed in political rather than in scientific terms. This is when I made the statement the next day that some people want us to go faster, some people want us to do it slower. I’ll tell you, we’ll go at the speed of science. And so be it. And then, the vaccine ended up coming a little bit after the November election. And now, what for some had been “too early,” for others became “too late.” Well, what can we do? I tried hard to navigate this political minefield. And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didn’t take the government money in the first place was that. Because if you take governmental money, then everything that you do becomes even more politically charged.
You called Johnson & Johnson CEO Alex Gorsky and discussed asking other leader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o push back as a group on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vaccine effort. What prompted that—and how did it play out?
It was at a time when some were publicly accusing the FDA as being “deep state.” I started getting very worried because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potential successful vaccine had already started. And that had created a lot of confusion for people and a lot of doubts. People were wondering: Is this going to be the Trump vaccine or is it going to be a real vaccine—a scientific vaccine? And the only one who could be the arbitrator there—the one who could be the judge—was the FDA, which is renowned for its science and integrity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are the agency of reference, indisputably. So I was worried that an attack on FDA was also an attack on the independence and scientific integrity of the vaccine effort itself. Alex Gorsky is a good friend, and we talk often on multiple topics—and so I raised this concern with him. I said I thought we needed to do something: that we needed to make a statement ourselves that, no matter what, we will never cut corners—that we’ll follow the FDA guidelines no matter how much pressure someone might put on us, political or otherwise. Immediately he said, “You are righ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And then I said, “Why don’t we write something?” And within the next day, I think, I sent him a version of a statement and he sent it back. Then I said, “We need everybody to sign.” So we made a list of all the companies [in the industry], I took half and he took half. And then we started making phone calls. Everyone accepted immediately.
There’s a new administration in the White House and a new Congress. Sounds like a good time to push for some long-term solution on drug pricing—an issue that continues to dog your industry.
Let me first say that I’m a very strong believer that reform is needed. The current status quo is not sustainable and it’s not desirable. The vast majority of my peers are already in this column as well. Everybody says that we need to make changes. But those changes, I believe, have to have two fundamental pillars: They need to be pro-innovation and pro-patient. There is of course a major debate in the U.S. over drug pricing. Bu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aspects to drug prices: One is the cost of medicines to the system, for example, to Medicare, the federal budget. The second is, what is the cost of medicines to individuals—the person who goes to the pharmacy and has to pay something out of his pocket? Those two are very different. The first one [how much the system is paying for medicines] represents 12% of the overall health care cost. So by definition, it cannot be the “big” problem, okay?
But when it comes to patients—the people who buy their medicines—this is by far their biggest challenge. Because right now, Americans are paying for their medicines as if they don’t have insurance—even when they do. They pay a huge amount out-of-pocket. That needs to change. Now, to move costs out of the patient’s hands, then someone has to pay, because it’s not a zero sum. We are willing to take over a very big part of out-of-pocket costs for the patients right now. I don’t say—and I don’t think anyone would say—that it’s fair that we take all of it. But we are willing to take our fair share and even more. But this is where the money should go. I don’t think that the money should go to cover the black hole of federal budgets that will grow and grow. But in any case, we must find a solution and we must find it now—this year.
How long do you see COVID as being a continued challenge for society—and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Pfizer’s business?
Look, you can never be certain—and still, for the time being when it comes to investors, we will treat the vaccine as separate item. So we will give visibility to our investors about our base business contribution, top line, and bottom line—and also the top line and bottom line for the COVID-19 business. Because it could be a one-off, two years, three years,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the truth is that a lot of indicators are telling me that it could be a forever bit of business, like we have for flu, and like we have for pneumococcal disease. And that’s not only because we may have to repeat [booster shots] periodically, for the current strains,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chance that we will have new mutants and variants coming out so that you will have to evolve your vaccines, as happens with flu. I don’t know if that’s going to be the case. What I do know is that we are preparing for this scenario. So we are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building our capacity for the long term. We are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refining our process—so if variants come out, we’ll be able to address them in a very quick manner (as I said, in six weeks or two months). And we are also building more transportation-friendly variations of the vaccine so that we can avoid the cold chain complication. Although it’s very successful, it’s still a complication and very expensive for us, by the way, because we assume the full cost of transporting the vaccine. If we can find a better solution, that will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bottom line.
Let’s talk for a minute about flu. The quest for a “universal vaccine”—one that can neutralize whichever strain of flu emerges each season—has been eagerly sought for decades. Pfizer was working with BioNTech on developing an mRNA flu vaccine before the COVID crisis. What’s the timetable for that?
I hope much faster than our previous plan. Because now we have proven that we can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Also, the truth is that, in the last nine months, we have accumulate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on the RNA technology that would have taken years to accumulate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So I don’t want to give a specific commitment date right now for a flu vaccine, but our plan is to bring it [to market] much, much faster than we normally would do. And the plan is exactly what you said. Right now, the flu vaccines, in many cases, have a 40% or 50% efficacy. Our aim is to bring a vaccine that will have more than 90% efficacy against flu. That would be a game changer. And we want to be able to do it very quickly.
Will the mRNA platform play a role in individualized, targeted cancer drugs, given that cancer is a genetic disease? Presumably, the principle of creating individualized targeted medicines very quickly would apply there too.
This is absolutely true. And in fact, most of the work pre-COVID of BioNTech was in the cancer field. I believe that the mRNA technology will open a lot of new avenues in cancer therapy.
You began your professional career as a veterinarian? and now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focused on human disease. Has studying animal health helped you see things in your current role that others might not?
I believe everything that is a little bit out of the ordinary helps br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s you say, I’m a veterinarian and that lets me understand the science so I can better communicate with our drug development teams. I also worked in the animal health group of Pfizer [since spun off as Zoetis], and when I moved to the human health side—11 years ago—I realized that Big Pharma, at the time, was very much brand focused. It was the brand that mattered. That was never the case in animal health. There, it was the customer who mattered—it was the owner and the dog; it was the veterinarian.
Also, I think coming from a small country like Greece—one with glorious history, but which in the current reality doesn’t have a very big seat at the international table—has brought some perspective. You learn how to fight, [you know]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Being Jewish in a country where the Jewish population was almost exterminated during the Holocaust taught me to be adaptive, and to be much more flexible in society so you can survive. My mother was arrested and survived. My father was hiding and survived. But it was not the same with their families. So brothers, parents, they were exterminated. That gave me an identity.? The fact that in my career in Pfizer I lived in eight different cities in five different countries has also made me appreciate the power of diversity and how every culture is unique and brings things to the table. My own experience taught me to be very sensitive to that. All of that gave me perspectives that have helped me become who I am, and I think everything helped.?
Between the lines
(1) Message received: Unlike traditional vaccines that use part of a disabled or dead virus to illicit an immune response, these vaccines use messenger RNA to instruct cells to make a harmless protein associated with the virus—which, in turn, alerts immune-system defenders.
(2) Annualized trailing five-year revenue growth: Strong growth in Pfizer’s biopharma business, the company notes, was offset by declining revenues within its former Upjohn unit (recently spun off and combined with Mylan) and by a consumer healthcare joint venture with GSK in 2019.
Bristol-Myers Squibb: 19.0%
AbbVie: 13.2%
Merck: 3.6%
Johnson & Johnson: 3.3%
Eli Lilly: 3.3%
AstraZeneca: 0.7%
Pfizer: 0.3%
(Source: S&P Global)
(3) Dream team: Before COVID-19, Pfizer and BioNTech were working on developing a flu vaccine. “Right now, flu vaccines, in many cases, have less than a 50% efficacy,” says Bourla. With the success of their coronavirus vaccine, he expects the partners “to bring a vaccine that will have almost ultimate efficacy of more than 90% against the flu.”
(4) Booster benefactors: Several U.S. agencies helped Moderna, a much smaller company than Pfizer, financ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mRNA-based coronavirus vaccine. The Moderna vaccine received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rom the FDA one week after Pfizer’s.
(5) From lab to logistics: Pfizer has delivered more than 50 million doses to more than 10,000 vaccination points around the world.
(6) By the dashboard light: The figure is not an estimate. Pfizer tracks its actual success rate in shipping vaccine through a real-time dashboard that monitors the location (by GPS) and temperature of each box.
(7) Animal spirits: Bourla, who holds a DVM and a Ph.D., practiced veterinary obstetrics at a university hospital in Greece for five years, specializing in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8) Greek tragedy: “In my city of Thessaloniki,” says Bourla, “there were 55,000 Jews and only 2,000 survived the Holocaust. And then actually many of them left. So eventually, when I grew up, we had a community of 700 or 800 people in a city where we once made up half of the population.”
This article appears in the February/March 2021 issue of Fortune with the headline, "The Conversation: Albert Bour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