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賴特已經寫了10本非虛構類文學書籍了,包括深度揭秘山達基教的《撥開迷霧:山達基教、好萊塢與信仰囚籠》,和講述“911”事件的“塔影蜃樓:基地組織與通向“911”之路》等。不久之前,這位《紐約客》雜志的特約撰稿人又出版了一部引人入勝的作品,這本書主題也十分應景——一種神秘的、致命的新型病毒正在橫掃地球。
只不過這一次,故事是以小說的形式呈現(xiàn)的。
如果這本書是在去年這個時候,或者哪怕是在幾個月之前出版的,那么對于喜歡架空系小說的讀者來說,這本名叫《十月末》的驚悚小說應該還是滿有意思的。(只不過考慮到小說的主題,它可能不適合在旅行的時候讀。)
然而隨著世界進入“疫情時代”,它已經不再是一本架空小說了,但它仍然是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小說講述的是世界爆發(fā)了一種新型流感病毒,它以野火燎原之勢席卷全球,并且很有可能導致全球經濟進入停滯狀態(tài)。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名叫亨利·帕森斯的醫(yī)生輾轉于世界各地,追蹤這種病毒——這位主角的人設有點像《達芬奇密碼》的主角羅伯特·蘭登。很多讀者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估計心中都在祈禱真實世界里能出現(xiàn)主角這樣的英雄。
《財富》近日采訪了賴特,請他介紹了這本書的靈感來源,他對傳染病學的研究過程,以及他為什么能在疫情發(fā)生之前,就在書中預言了很多今天正在發(fā)生的事。(和很多在今年春天出書的作家一樣,由于全美各地的書店都處于關閉狀態(tài),這本書的上市時間也重新做了調整。新書發(fā)布活動已經通過Zoom和EventBrite等線上渠道舉行。)
為清晰起見,以下采訪稿有刪節(jié)。(放心,沒有劇透。)
《財富》:書中引用了很多最近發(fā)生的真實的地緣政治和公共衛(wèi)生事件,而且故事的背景十分貼近當下,更詭異的是,書中的很多情節(jié)甚至與真實世界的情況不謀而合。所以我必須要問,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寫這本書的?你的靈感來源是什么?
賴特:這本書一開始其實是我10年前為英國導演雷利·史考特寫的一個劇本。當時我還沒有架構好整個故事,坦率地說,我沒有做足夠的研究。不過瘟疫大爆發(fā)的創(chuàng)意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里。2017年,我決定把它寫成小說。這一次,我像是在非虛構類文學作品或者像是在為《紐約客》雜志寫報道時一樣,對流行病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并且請教了一些終身從事罕見病研究的專家,從而使這個故事變得更加自然。
以前人們可能對于流感毒株、疫苗這類的術語并不熟悉,但現(xiàn)在不同了。你的研究過程是怎樣的?你是怎樣認識世界衛(wèi)生組織和政府機構的專家的?
我很有幸地與醫(yī)學界的一些偉大的人物進行了交流。哥倫比亞大學感染與免疫中心主任伊恩·利普金是我最早打電話聯(lián)系的專家之一,他讓我參觀了他的實驗室,并且讓他的一名助手教我他們是如何對病毒進行測序的。輝瑞公司病毒疫苗部門的首席科學家菲利普·多米茨教了我有關疫苗研發(fā)的知識。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的免疫學家和疫苗專家巴尼·格雷汗姆醫(yī)生幫我解決了一些我自己在小說里設置的醫(yī)學難題。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國家變態(tài)反應與傳染病研究所的研究員延斯·庫恩也帶我參觀了他的實驗室,他不僅傳授了我科學知識,還給我講了研究人員在動物實驗時面臨的一些道德困境。
因為動物也在這部小說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我還咨詢了幾位獸醫(yī)學家,比如愛荷華州艾姆斯市的美國國家獸醫(yī)服務實驗室的杰米·李·巴納比,亞利桑那州的獸醫(yī)流行病學家薩莉·安·艾弗森,羅寧研究所的獸醫(yī)流行病學家艾米莉·蘭卡烏等。很不好意思的是,我省略了一些也為本書貢獻了時間和見解的人,而且他們現(xiàn)在也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前線。
現(xiàn)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了,但你是什么時候第一次注意到這種疾病的?你什么時候意識到它可能不僅僅是一種普通的傳染病,而是可能引發(fā)全球大流行?
中國在新年前夕宣布了這種病毒的存在時,我就立即想到了2002年首先在中國爆發(fā)的SARS。不過SARS在100天里就被控制住了,它可能是公共衛(wèi)生史上最偉大的勝利。如果SARS變成了像新冠肺炎這樣的全球大流行,那世界將面臨一個危險得多的敵人。
所以,快到一月底的時候,我決定應該購買口罩、手罩,并且囤積一些罐裝食品了。我們還種了萵苣。不過我希望我當時多賣掉一些股票就好了。
我已經盡量避免劇透了。不過書中寫道,當新型流感爆發(fā)的消息報告到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高層時,那位負責衛(wèi)生和公共服務的年輕官員試圖強調事態(tài)的嚴重性,卻讓參會的各位年長的上級官員感到十分困惑。
幾個月前,讀者們可能也很難相信新冠肺炎會有這么大的破壞力。書中那位年輕官員預測的情景——從經濟全面停擺,到需要多長時間才能研發(fā)出一支疫苗,幾乎和今天的現(xiàn)實情況如出一轍。那么,你對過去幾周發(fā)生的事情有何反應?
我很沮喪。假如說我是先知的話,我會說,總的來看,老百想在現(xiàn)實中的表現(xiàn)比我想象的要好,但政府的表現(xiàn)跟我預期得差不多,甚至更差。
你以前的書都是新聞題材的,不過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十月末》是一部虛構的作品。雖然前面提到的一些情節(jié)與這次疫情高度吻合(其他一些情節(jié)還是留給讀者來揭曉吧),但在實際中,新冠疫情的軌跡和嚴重性與小說還是有區(qū)別的。
但考慮到當前的焦慮氛圍,讀者們肯定希望能從小說的結局中找到某種答案,甚至某種希望。你希望讀者能從這本書中學到什么?坦率地說,你有什么安慰的話想轉達給讀者嗎?
我希望讀者能通過這本書,對這種病毒的威脅產生更好的了解。另外,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表達我對科學家的尊重。疫情是大自然以疾病的形式,施加給我們的一種狡猾的設計,而科學家們將整個職業(yè)生涯投身了到這些疾病的探索上,而且他們個人經常還要承擔極大的風險。
這次疫情將在歷史上留下一道傷疤。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shù)還沒有最終匯總,經濟目前也處在休克狀態(tài)。我們還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真正評估疫情造成的損失。
但是,這樣的時刻也為文明的重置提供了機會。歷史上的一些大瘟疫,比如雅典瘟疫,曾導致社會連續(xù)多年陷入混亂和動蕩。然而另一方面,14世紀的黑死病雖然造成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但它也宣告了中世紀的終結,迎來了歐洲的文藝復興。當處于巨大壓力下時,社會同時顯示出力量和弱點。我認為,我們需要尊重科學,需要一個負責任的、富有同情心的政府,我們還應該摒棄黨派之爭,放棄會導致削弱民主、使我們始終處在不必要的沖突邊緣的全球對抗政策。
當然,光認識到這些事實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做出足夠的改變來鞏固我們的社會。我們是否會去這樣做,現(xiàn)在還有待觀察。但只要我們決定這件事必須去做,就一定能做得到。這樣的話,這場可怕的疾病也會給我們帶來一份禮物。(財富中文網(wǎng))
譯者:隋遠洙
勞倫斯·賴特已經寫了10本非虛構類文學書籍了,包括深度揭秘山達基教的《撥開迷霧:山達基教、好萊塢與信仰囚籠》,和講述“911”事件的“塔影蜃樓:基地組織與通向“911”之路》等。不久之前,這位《紐約客》雜志的特約撰稿人又出版了一部引人入勝的作品,這本書主題也十分應景——一種神秘的、致命的新型病毒正在橫掃地球。
只不過這一次,故事是以小說的形式呈現(xiàn)的。
如果這本書是在去年這個時候,或者哪怕是在幾個月之前出版的,那么對于喜歡架空系小說的讀者來說,這本名叫《十月末》的驚悚小說應該還是滿有意思的。(只不過考慮到小說的主題,它可能不適合在旅行的時候讀。)
然而隨著世界進入“疫情時代”,它已經不再是一本架空小說了,但它仍然是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小說講述的是世界爆發(fā)了一種新型流感病毒,它以野火燎原之勢席卷全球,并且很有可能導致全球經濟進入停滯狀態(tài)。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名叫亨利·帕森斯的醫(yī)生輾轉于世界各地,追蹤這種病毒——這位主角的人設有點像《達芬奇密碼》的主角羅伯特·蘭登。很多讀者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估計心中都在祈禱真實世界里能出現(xiàn)主角這樣的英雄。
《財富》近日采訪了賴特,請他介紹了這本書的靈感來源,他對傳染病學的研究過程,以及他為什么能在疫情發(fā)生之前,就在書中預言了很多今天正在發(fā)生的事。(和很多在今年春天出書的作家一樣,由于全美各地的書店都處于關閉狀態(tài),這本書的上市時間也重新做了調整。新書發(fā)布活動已經通過Zoom和EventBrite等線上渠道舉行。)
為清晰起見,以下采訪稿有刪節(jié)。(放心,沒有劇透。)
《財富》:書中引用了很多最近發(fā)生的真實的地緣政治和公共衛(wèi)生事件,而且故事的背景十分貼近當下,更詭異的是,書中的很多情節(jié)甚至與真實世界的情況不謀而合。所以我必須要問,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寫這本書的?你的靈感來源是什么?
賴特:這本書一開始其實是我10年前為英國導演雷利·史考特寫的一個劇本。當時我還沒有架構好整個故事,坦率地說,我沒有做足夠的研究。不過瘟疫大爆發(fā)的創(chuàng)意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里。2017年,我決定把它寫成小說。這一次,我像是在非虛構類文學作品或者像是在為《紐約客》雜志寫報道時一樣,對流行病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并且請教了一些終身從事罕見病研究的專家,從而使這個故事變得更加自然。
以前人們可能對于流感毒株、疫苗這類的術語并不熟悉,但現(xiàn)在不同了。你的研究過程是怎樣的?你是怎樣認識世界衛(wèi)生組織和政府機構的專家的?
我很有幸地與醫(yī)學界的一些偉大的人物進行了交流。哥倫比亞大學感染與免疫中心主任伊恩·利普金是我最早打電話聯(lián)系的專家之一,他讓我參觀了他的實驗室,并且讓他的一名助手教我他們是如何對病毒進行測序的。輝瑞公司病毒疫苗部門的首席科學家菲利普·多米茨教了我有關疫苗研發(fā)的知識。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的免疫學家和疫苗專家巴尼·格雷汗姆醫(yī)生幫我解決了一些我自己在小說里設置的醫(yī)學難題。美國國家衛(wèi)生研究院、國家變態(tài)反應與傳染病研究所的研究員延斯·庫恩也帶我參觀了他的實驗室,他不僅傳授了我科學知識,還給我講了研究人員在動物實驗時面臨的一些道德困境。
因為動物也在這部小說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我還咨詢了幾位獸醫(yī)學家,比如愛荷華州艾姆斯市的美國國家獸醫(yī)服務實驗室的杰米·李·巴納比,亞利桑那州的獸醫(yī)流行病學家薩莉·安·艾弗森,羅寧研究所的獸醫(yī)流行病學家艾米莉·蘭卡烏等。很不好意思的是,我省略了一些也為本書貢獻了時間和見解的人,而且他們現(xiàn)在也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前線。
現(xiàn)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了,但你是什么時候第一次注意到這種疾病的?你什么時候意識到它可能不僅僅是一種普通的傳染病,而是可能引發(fā)全球大流行?
中國在新年前夕宣布了這種病毒的存在時,我就立即想到了2002年首先在中國爆發(fā)的SARS。不過SARS在100天里就被控制住了,它可能是公共衛(wèi)生史上最偉大的勝利。如果SARS變成了像新冠肺炎這樣的全球大流行,那世界將面臨一個危險得多的敵人。
所以,快到一月底的時候,我決定應該購買口罩、手罩,并且囤積一些罐裝食品了。我們還種了萵苣。不過我希望我當時多賣掉一些股票就好了。
我已經盡量避免劇透了。不過書中寫道,當新型流感爆發(fā)的消息報告到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高層時,那位負責衛(wèi)生和公共服務的年輕官員試圖強調事態(tài)的嚴重性,卻讓參會的各位年長的上級官員感到十分困惑。
幾個月前,讀者們可能也很難相信新冠肺炎會有這么大的破壞力。書中那位年輕官員預測的情景——從經濟全面停擺,到需要多長時間才能研發(fā)出一支疫苗,幾乎和今天的現(xiàn)實情況如出一轍。那么,你對過去幾周發(fā)生的事情有何反應?
我很沮喪。假如說我是先知的話,我會說,總的來看,老百想在現(xiàn)實中的表現(xiàn)比我想象的要好,但政府的表現(xiàn)跟我預期得差不多,甚至更差。
你以前的書都是新聞題材的,不過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十月末》是一部虛構的作品。雖然前面提到的一些情節(jié)與這次疫情高度吻合(其他一些情節(jié)還是留給讀者來揭曉吧),但在實際中,新冠疫情的軌跡和嚴重性與小說還是有區(qū)別的。
但考慮到當前的焦慮氛圍,讀者們肯定希望能從小說的結局中找到某種答案,甚至某種希望。你希望讀者能從這本書中學到什么?坦率地說,你有什么安慰的話想轉達給讀者嗎?
我希望讀者能通過這本書,對這種病毒的威脅產生更好的了解。另外,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表達我對科學家的尊重。疫情是大自然以疾病的形式,施加給我們的一種狡猾的設計,而科學家們將整個職業(yè)生涯投身了到這些疾病的探索上,而且他們個人經常還要承擔極大的風險。
這次疫情將在歷史上留下一道傷疤。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shù)還沒有最終匯總,經濟目前也處在休克狀態(tài)。我們還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真正評估疫情造成的損失。
但是,這樣的時刻也為文明的重置提供了機會。歷史上的一些大瘟疫,比如雅典瘟疫,曾導致社會連續(xù)多年陷入混亂和動蕩。然而另一方面,14世紀的黑死病雖然造成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但它也宣告了中世紀的終結,迎來了歐洲的文藝復興。當處于巨大壓力下時,社會同時顯示出力量和弱點。我認為,我們需要尊重科學,需要一個負責任的、富有同情心的政府,我們還應該摒棄黨派之爭,放棄會導致削弱民主、使我們始終處在不必要的沖突邊緣的全球對抗政策。
當然,光認識到這些事實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做出足夠的改變來鞏固我們的社會。我們是否會去這樣做,現(xiàn)在還有待觀察。但只要我們決定這件事必須去做,就一定能做得到。這樣的話,這場可怕的疾病也會給我們帶來一份禮物。(財富中文網(wǎng))
譯者:隋遠洙
Lawrence Wright has already written 10 nonfiction books, including the deep insider look at Scientology, Going Clear: Scientology, Hollywood, and the Prison of Belief, and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that The New Yorker staff writer would follow that up with a captivating narrative about a mysterious new deadly virus sweeping the planet.
Except this time, the book is a work of fiction.
If it had been released this time last year? or even just a few months ago, the riveting thriller The End of October (Knopf) would have been interesting for anyone looking for an escapist page-turner. (Although given the subject matter, maybe not the best travel read.)
Yet in the age of the coronavirus, it is no longer escapist. But it's still a gripping tale. Readers might find themselves holding out for a real-world hero like Dr. Henry Parsons (think Robert Langdon, but working fo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without any of the womanizing), who races around the globe to track down a novel strain of influenza as it spreads like wildfire and threatens to bring the planet to a standstill. (Sound familiar?)
Fortune recently spoke with Wright about the inspiration for his latest work, what the research process was like, and his reaction to just how frighteningly prescient it has turned out before it publishes today. (And as many authors publishing books this spring have encountered, the launch has been retooled as bookstores across the country remain closed to guests. So the book launch event has been moved online via Zoom and EventBrite.)
The following (spoiler-free) interview has been lightly edited and condensed for clarity.
Fortune: Without giving anything away, given how many recent, actual geopolitical and public health events are referenced within the book, the plot takes place as close to present day as possible—making the similarities to real-world events (we'll get to that) all the more ghostly. So I have to ask, when did you start writing this book? What inspired it?
Wright: This book actually started off as a screenplay for Ridley Scott a decade ago. At the time, I hadn’t solved the story, and to be honest, I hadn’t done enough research. Still, the idea of a massive pandemic haunted me, and in 2017, I decided to write it as a novel. This time, however, I plunged into the research in earnest, just as I would with a nonfiction book or a New Yorker story. By learning from experts who had devoted their careers to studying exotic diseases, I let the story take a more natural course.
For people reading this during the current news cycle, the language surrounding influenza strains and vaccines isn't as foreign as it might have once seemed. What was your research process like? What kind of access, if any, did you get to experts at the WHO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I was fortunate to talk to some of the great figures in medical science. Ian Lipkin,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fection and Immunit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as one of my first calls, and he allowed me into his lab and lent one of his assistants to teach me how viruses are sequenced. Philip Dormitzer, the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of viral vaccines at Pfizer, taught me about vaccine development. Dr. Barney Graham, a viral immunologist and vaccine expert at NIH in Bethesda, helped me solve some of the medical puzzles I set for myself in the novel. Jens Kuhn, at the NIH/NIAID/Integrated Research Facility at Fort Detrick, took me through his lab and instructed me on not only the science but also the moral quandaries researchers face in animal experimentation.
Because animals play a strong role in the novel, I also consulted with veterinary scientists, including Jamie Lee Barnabei at the National Veterinary Services Laboratories in Ames, Iowa; Sally Ann Iverson, a veterinary epidemiologist in Arizona; and Emily Lankau, a veterinary epidemiologist at the Ronin Institute. I feel embarrassed that I’ve slighted others who contributed their time and insight. These people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COVID-19 right now.
Now that it's not possible to ignore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any longer, when did you first take notice of COVID-19? When did you realize that it might balloon into not just an epidemic, but a global pandemic?
When the Chinese announced the presence of the virus, on New Year’s Eve, 2019, I immediately thought of SARS, which also started in China, in 2002. The fact that it was contained within 100 days was perhaps the greatest triumph of public health. Had it been the pandemic that COVID-19 is, the world would be facing a far more dangerous enemy.
So, near the end of January I had decided that it was time to order masks and gloves and start stocking up on canned goods. We planted lettuce. I wish I had sold more of my stocks.
Avoiding spoilers as much as possible, when news about the novel flu in the book reaches top ranks at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he young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lieutenant stresses to convey the severity of the situation, baffling her elders in the conference room.
A few months ago, readers might have been hard-pressed to be convinced as well, but the scenario she outlined—from total economic shutdowns to how long it takes to produce a successful vaccine—is exactly what is playing out in real life for us now. With that in mind, what has been your reaction to how the past few weeks have unfolded?
Dismay. If I can fault myself as a prophet, I would say that, in general, people have behaved better in real life than I gave them credit for, but governments have performed as expected, or worse.
While your previous books have been rooted in journalism, it needs to be reiterated that The End of October is a work of fiction. And while some of the aforementioned plot points (and others that will not be described here but saved for the reader) are startlingly similar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trajectory and severity of the actual disease are different.
But given the anxious climate right now, readers are undoubtedly going to be looking for some kind of answers, or even hope, by reaching the end of the book. What do you hope readers take away from this book, and quite frankly, are there any words of comfort you can impart to them?
I hope that readers will come away from the book with a better knowledge of the threat that viruses pose, but more than that, I want to convey my respect for the scientists who have devoted their careers—often at great personal danger—to understanding the cunning devices that nature presents us with in the form of disease.
This pandemic will leave a scar on history. The death toll hasn’t been totaled yet. The economy is still in a coma. It will be years before we truly assess the damage.
But moments like this offer the opportunity for a civilizational reset. Some of the great epidemics of the past, like the Plague of Athens, led to years of chaos and tumult. On the other hand, the Black Death, which killed a third of Europe in the 14th century, closed the door on the Middle Ages and led to the Renaissance. When societies are under great stress, they reveal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 think we all appreciate the need to respect science, demand a responsible and compassionate government, subdue partisanship, and put to rest the global antagonisms that have weakened democracy and keep us constantly on the threshold of needless conflict.
Recognizing those facts, of course, is not enough. We have to make the changes that will fortify our society. Whether we will do that is yet to be seen, but we certainly can if we determine that it must be done. In that case, this terrible disease will have given us a g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