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中文版）—— 兩位不速之客戰巍巍地走下扶梯，將靴子踏在了這片遙距自己家鄉38.4萬余公里的“新大陸”上。盡管眼前的景色只是一片壯麗的凄涼，他們還是饒有興趣地用手里的鏡頭記錄下了這里的景象，畢竟這是里程碑式的一刻—月球首次迎來了它的人類客人。在后來的幾年里，人類又幾次造訪了這片凈土，而那些或許還攜帶著些許月表塵埃的珍貴鏡頭有的被高價拍賣，有的則被永遠遺落在了太空里。其實，如果仔細查看這些承載著使命的鏡頭邊緣，都會發現同一行小字：“ZEISS”。而這代表著它們共同的主人—一位來自德國的傳奇馭光術士—卡爾·蔡司（Carl Zeiss）。

卡爾·蔡司是一名機械師。1846年，30歲的他來到距離自己家鄉20公里以東的耶拿（Jena）創立了一家小作坊，專門研制精密儀器及光學器件。正是這間起初只能制造簡易透鏡的無名工坊，奠定了日后耶拿“國際光學中心”的至高聲譽。如今，這座僅擁有10余萬人口的小城攬括了全德國近半的光學產品出口，而這家以蔡司本人名字命名的公司也已經成長為業務涵蓋半導體、研究與質量、醫療、視力保健及消費光學領域的全球光電領袖，于40多個國家建立了30多座工廠、50多處銷售與服務機構以及25個研發機構。去年正值公司創立170周年，這同時也是公司發展至今最為成功的一年—新近訂單首次突破50億歐元。其中蔡司中國區的營收額占比高達約1/10，較前一年增長近三成，是蔡司全球市場的重心所在。

我乘車來到蔡司中國總部所在地—上海自貿區。人煙車流逐漸稀少，窗外的景色也開始被幾片露土空地和擺列密集的大型集裝箱替代。自從2013年9月掛牌以來，上海自貿區內累計入駐外資企業七千余家，這個數字幾乎達到了此前20年來區內外資企業的總和，而遷址其中的蔡司中國總部大樓便是其掛牌后首個開工建設的跨國企業中國地區總部項目。走進這棟裝潢潔白透亮的蔡司大樓，直面的大堂墻壁上懸置著一張巨大橫板，上面繪制著創始人卡爾·蔡司的頭像；左手邊的玻璃門里陳列著一架常年固定于同一角度的望遠鏡—它穩穩瞄著三層，那里的某個角落里藏著一只微型塑膠小鳥。

踏出運作極緩卻又不乏穩健的透明電梯，我見到了麥克西米利安·福斯特（Maximilian Foerst）。如今已是他作為總裁加入蔡司中國團隊的第八個年頭，他執掌的蔡司中國作為蔡司全球業務的重中之重，常年穩居亞太區最富活力的增長區塊。這里擁有蔡司集團在德國以外的首個企業級創新研發中心；位于公司一層的車身測量解決方案中心也是除德國本土之外唯一的一處蔡司車身檢測場所。

“其實探索太空并不屬于我們的業務領域。”福斯特聳聳肩膀，昔日的登月殊榮在他看來似乎早已不值一提。可即便如此，宇宙研究工作卻始終不曾疏離他們，比如作為全球最大的光譜儀制造商，宇宙星體頻譜、濕度計算、土壤及X射線分析皆與其延續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不過至少在福斯特看來，蔡司最有趣的一項成果另有其他，那就是它率先提出的“可移動顯微鏡”概念—這項專利意味著，醫生從此終于可以根據需求靈活使用顯微鏡，手術中不必再憑借裸眼。

盡管如今蔡司在光學及光電領域的技術穩居全球領先地位，回溯其發展歷程盡可謂一波三折—它在170年間經歷大小危機無數，其中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以及被迫割裂與重組。這個世界光學歷史的締造者始終致力于一件事情—秉承“德國制造”的匠人精髓，同時將自己對光學的理解延伸至科研創新的每一角落，不論是對昔日的傳統透鏡，還是對未來的醫療、工業，或虛擬現實。

故事回到1866年。當年，蔡司工廠成功賣出了自己的第1,000臺顯微鏡，并于同年迎來了后期成為企業精神領袖的知名物理學家—恩斯特·阿貝（Ernst Abbe）博士，他協同蔡司本人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鉆研光學產品基礎原理。13年后，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玻璃化學家奧托·肖特（Otto Schott）來到蔡司，并在自己建立的工廠里成功研制出了“消色差物鏡”。由此，耶拿玻璃一度成為了全球最知名的玻璃。阿貝在與肖特的強強聯手中，曾經利用由自己提出的“阿貝正弦條件”理論，配合肖特玻璃廠的新型玻璃，為卡爾·蔡司制造出了當時最高質量的顯微鏡。1879年，阿貝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道：蔡司的生意越來越好，那些顯微鏡“就像烤蛋糕一樣暢銷”。

然而，隨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迎來尾聲，蔡司的命運也臨近大考。隨著德國的割裂，總部居于前東德的蔡司也被迫拆分。混戰之中，美軍搶占了蔡司位于耶拿的工廠，征用其專利、文件及設備的同時，還在撤離中用卡車帶走了蔡司的300名頂尖科學家。這些科學家被遷至前西德一個叫做奧伯科亨（Oberkochen）的小鎮重設了公司—這也是如今蔡司總部的所在地。一年后，前蘇聯軍隊又大肆拆除了蔡司剩余的超出九成的工廠設備，主導了東德蔡司。但是，隨著20世紀60年代后期日益顯現的微電子、信息技術及太空研究領域成果，光學儀器設計領域獲得了嶄新發展前程，盡管東、西蔡司之間隔著一堵“柏林墻”，但二者始終致力于光學、精密機械及電子原理的結合。這種幾近吻合的業務重點，以及恪守如一的企業文化雖然為1990年的公司合并帶來了一些麻煩—規模中等的“西蔡”與規模冗贅的“東蔡”在結合時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冗員現象，但也毋庸置疑地成為了促成這起重組的最主要原因。

如今，它擁有大約7,000項有效專利，每年新增專利約400項，重組后的蔡司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為強大。提及公司近期達到的技術能力，福斯特說起了一臺名為MultiSEM的電子顯微鏡—它可以將掃描光束分解成61個平行射束，進而將掃描速度提升61倍。這意味著，如今的醫學家可以實現在短時內勾畫出一副完整的細胞層面的人腦圖譜，從而了解人腦所有的神經連接情況，而在以往，這項浩大工程可能要花費數年時間。“如果其他公司也想達到這個效果也不是不可能，”福斯特說道，“不過他們需要將61臺設備放在一起。要知道，這將會占滿整層樓的空間。”

作為曾經由地域之爭而被迫割裂的公司，其闖入中國市場的時間遠遠早于當今的絕大多數外資企業。事實上，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蔡司就一直與中國政府保持著緊密聯系—其最早于1957年就已經跨入這片沃土，并在北京設立的辦事處中有了雇員。“當時除了蔡司耶拿公司，沒有任何一家跨國公司能夠做到這一點。”福斯特表示。據悉，兩國起初的業務往來并不是以資本方式進行，而是以貿易的方式—雙方的政府達成一致，由蔡司為中國高校提供數千臺顯微鏡—德國員工會來到中國政府部門工作，協調并提供當地所需的技術支持；作為交換，中國方面則為德國提供百噸煤炭。于是，當21年后實施改革開放的中國吸引了大批外資涌入時，蔡司早已具備了巨大的起步優勢。

然而，或許這種成功可以順產于20世紀80年代，可如今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塊處女地，跟風與盲從之策不會結成善果。隨著中國逐漸發展成為蔡司全球主要市場，加大中國區投入力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為了在中國市場打造核心競爭力，福斯特在初任蔡司中國總裁約一年半之際，便力排團隊中“畏懼改變”的聲音，與全球CEO麥克·卡斯柯（Michael Kaschke）促成了繼德國本土以外的第二處企業級創新中心的建立—蔡司上海創新中心。業務跨度覆蓋醫療、顯微鏡及工業測量。與此同時，公司未因此關閉其他研發中心，也未因中國生產成本低而關閉其他任何一座地方工廠。

事實上，如今蔡司僅有約一成的收入發生在本土市場，其約25,000名員工中近五成都布局于德國以外。而為了能夠將中國市場中暗藏的巨大潛力直觀展現給公司高層，蔡司全球CEO卡斯柯曾于2011年決意將公司全球會議的舉辦地從昔日的德、美城市轉至中國南京。當時，200位蔡司高管應邀乘機落地上海，隨即又被安排轉乘高鐵抵達南京。“當他們來到這座此前從未聽說過的、擁有800萬人口的城市時，卻發現這座召開全球會議的建筑居然比德國所有的建筑都要高。”福斯特回憶道。在這個類似于企業內部開放性活動的過程中，他們終于得以切實立足中國市場去了解整個世界。

雖然目前中國正在從簡單的工業、出口、基礎設施投資市場向更加側重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市場狀態轉移，標準機床制造商正經歷價格走低、市場萎縮的高競爭時期，福斯特依然保持著對蔡司中國市場未來發展的高度樂觀，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蔡司的業務開展與中國市場主要發展趨勢的高度一致。如今中國依舊在推行城鎮化，與普惠醫療政策導向相符的細分領域日益壯大。當前，蔡司已經針對民營醫院及二級市場進行了大量投入，其中包括進行本土研發、培訓基層醫生以提高其診療技術。著名的蔡司眼底斷層掃描儀PRIMUS 200更是獲得了歐洲紅點大獎，而這正是由中國研發中心及工廠生產的，其設計初衷便是為了服務中國農村地區及新興經濟體市場。

我被帶到位于公司一層的演示廳與生產廠房參觀，在經過入口地板上那塊超強黏度的膠毯除塵后，我們進入了一個全年恒溫在20~22攝氏度、濕度維持于30%~70%的巨大密閉空間。室內滿列著巨型高精度測量儀器，其中，體型巨大的光學三坐標測量機可以滿足多種工業機械的高精度測量，比如飛機渦輪葉片—“葉片的弧度會對氣流流量及壓力產生直接影響。”一位工作人員拿出一枚長約3厘米的葉片，他解釋道：如果客戶要求對葉片進行每隔5毫米的測算，通常每個葉片會耗時兩天左右，“上次我測量的是風力發電渦輪，它大概有176枚葉片。”

這些精密儀器本身的精度與穩定性對周遭環境的高度要求，奠定了光電行業極高的資金門檻；同時，公司日常高端項目的長周期行進，以及諸多科研工作的平行施展，也對企業資金實力施加了巨大壓力。“老實說，如果我們是一家上市公司，這些技術可能根本無法成型，因為市場上沒有人愿意投資需要25年或30年才能夠回本的業務。”福斯特本人也承認雄厚的資金能力在蔡司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而事實上，這份困擾在公司創立之初就早已得到解決。

在卡爾·蔡司逝世后的第二年，為保障公司的長遠獨立及永續經營，阿貝特此創立了卡爾·蔡司基金會，至今，它依然是公司的唯一股東。該基金會在章程中明確規定了公司應當遵循的原則以及運營方向，并且不受創始人家族掌控，擁有絕對的獨立權。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突襲中，蔡司除了工業測量部門業績出現了4%的輕微下跌，依舊實現了整體高達42%的漲幅。在福斯特看來，取得這一成績，基金會制度功不可沒—不放棄客戶、保留核心人員及競爭力為基金會制度下公司的一貫政策，因此，即便業績短時間遭受危機襲擾，蔡司仍然全力保留了相關工作人員。這就使得市場恢復增長時的公司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而那些只著眼于提升股價而大肆裁員的競爭對手則遠遠落后。

在這份強大的后盾支持下，蔡司于2015/16財年投入了4.36億歐元用于研發工作的展開，這個數字占到了銷售總額的近10%；而立在他本人桌子上的—一塊記載著每五年更替一次的集團規劃水晶碑，則暗示著在這個擁有2,500余名員工的蔡司中國區，仍將有無數項新晉領域被逐一發掘。

對于商科出身的福斯特而言，創新或許并不算一件難事。平日里，他本人每天除了堅持將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界限劃得分外分明之外，還有一件熱衷的事情—戶外跑。為了能夠同時看到周身的新鮮事物，他很少將自己限制在對著一小塊兒電視屏幕的跑步機上。于企業也是同樣，這種無限探索新領域的精神開辟了蔡司170年的長青，也仍將為這位傳奇馭光術士續寫未來。

“記住，永遠不要嫌（野心）太大。”福斯特說，“因為你總會有辦法把它填滿！”（財富中文網）

你最近讀的一本書是什么？

是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與運氣競爭》（Competing Against Luck）。克萊頓就職于哈佛大學，“顛覆性創新”這一概念，正是由他提出來的。這本書講述了如何利用顛覆性創新理念及新技術改變行業，其中包括了具體操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