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到偉大:中國企業的第二次長征
????其次,從上世紀末開始提速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也為中國企業的迅猛發展創造了機會。除了固定資產投資外,出口也一直是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出口占GDP的比重近10年一直維持在30%以上;出口的年均增長在過去15年的大多數年份都保持在20%以上。可以說,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是全球貿易自由化紅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貿易自由化降低了出口關稅,使中國企業獲得了一個更大的國際市場和快速成長機會。貿易自由化,加入WTO,也使得中國各行業能夠大幅降低進口關稅,外資和外國商品的進入提高了競爭水平,促使中國企業以更多的投資、更多的技術革新和產品升級換代來迎接挑戰。這些變化,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也擴大了其規模。此外,2001年加入WTO后,對外貿易高速成長,貿易順差使外匯儲備激增,現已突破3.2萬億美元。大量的外匯儲備使中國從純粹的資本輸入方變成了資本輸出方。中國企業利用國際并購市場跨國界并購也實現了一系列規模上的超越。很難對過去10年中國企業面臨的出口關稅稅率變化做出精確的衡量,因為這涉及到從中國進口商品的眾多國家不同的關稅稅率。筆者和合作的同行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從1996年到2008年,中國平均進口關稅稅率從17%降到8%。中國企業的迅速崛起,背后很大的一個推動力是貿易自由化。
“偉大企業”的界定
????然而,規模上的“大”并不等于“強”,更不等同于“偉大”。中國企業習慣接受的生存上的“森林法則”很簡單:把自己做成龐然大物,從而提高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企業叢林”中的生存機會。可是,龐然大物并不一定有更好的生存和發展機會,因為它們對食物鏈的需求很高,在傳統資源日益枯竭的當下,做巨無霸其實很辛苦。衡量企業是否偉大的指標,不是總銷售收入或是總資產規模,而是盈利能力、財富創造能力,以及企業是否具有一個可持續的具有競爭力的商業模式。“偉大”的一個重要內涵是基業長青,而實現基業長青的微觀基礎是企業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保持比競爭對手、比資金成本高出一截的投資資本收益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簡稱ROIC)。我甚至認為,任何一種新的商業模式的出現或是舊有商業模式的創新,都與企業能找到新的方法提高ROIC有關。
????IBM是偉大的企業。它的偉大,在于能夠因應時勢,勇敢轉型,尋找可以大幅提高投資資本收益率的商業模式。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傳統的業務——計算機及相關設備的制造——因為競爭的加劇和替代性產品的出現而導致收入快速萎縮之際,IBM能夠重新定位,果斷賣掉或是剝離大量雖然帶來銷售收入但盈利甚微、占用投資資本甚巨的制造業部門,確立以服務業為核心的新的業務格局。這一轉型,大幅提高了IBM的ROIC,使一頭已顯臃腫、步履蹣跚的“大象”開始跳起輕盈的舞步。IBM對自己業務的“創造性破壞”,應和了經濟學家熊彼特在上個世紀30年代提出的影響深遠的論斷——“創造性破壞”是使得一種制度或是一家企業能夠成功面對挑戰、歷久彌新的重要機制。通用電氣(GE)是偉大企業,它的偉大在于始終堅持以ROIC作為衡量是否投資、是否進入一個看上去很好的行業的準繩。作為一家多元化的企業,通用電氣的業務單位組合在過去100年進行過無數次的結構性調整,但新組合的形成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保證能帶來足夠高的投資資本收益率。
????雖然中國已經有了像華為和聯想這樣的優質企業,但能被稱為偉大的中國企業還為數不多。畢竟,偉大企業需要時間去驗證,驗證它們在跌宕起伏中、在面對形形色色的挑戰時能否“創造性地破壞”,保持高過競爭對手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實現超越。以聯想集團為例,按市場份額計,它在2011年第三季度已經超越戴爾,成為全球第二大PC制造商,但聯想的全年稅后利潤只是戴爾的1/5;用凈資產收益率(ROE)來衡量投資資本收益率,聯想的15%比戴爾低了近10個百分點。再以銷售收入雄居全球第六的中石油為例。中石油的凈資產收益率是6.8%,而與中石油銷售收入規模相當的埃克森—美孚的凈資產收益率是17.4%。一項投資,只有在其投資資本收益率高于資金成本(WACC)時,才真正創造經濟價值。這意味著中石油只有在其資金成本低于6.8%時,才能夠從創造價值的角度證明其存在的意義。沒有國家優惠政策和國有金融機構的全力支持,低于6.8%的資金成本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