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危受命：

2019 年，凱西·恩格爾貝特離開擁有 10 萬名員工的德勤，接任 WNBA 總裁，當時她在 WNBA 的團隊只有 12 個人。圖片來源：MACKENZIE STROH

今年7月的一天，凱西·恩格爾貝特（Cathy Engelbert）走進位于美國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足跡中心球場（Footprint Center），這里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WNBA全明星賽（WNBA All-Star Game）。當她看到有18,000名觀眾來現場觀戰時，不禁露出了笑容。在這場比賽中，WNBA全明星隊以117:109的比分戰勝了同樣由WNBA球員組成的美國女籃國家隊。現年59歲的恩格爾貝特難掩興奮地表示：“這場比賽一定會大獲好評的。”

2024年，WNBA賽事取得了一系列輝煌成就，全明星賽的成功只是其中之一。今年，WNBA的球迷群體不斷擴大，ESPN的收視率上升了170%，達到每場120萬人。WNBA球隊單月最高售票數量達到了40萬張。有21場比賽的收視率超過了100萬人，其中有18場是印第安納狂熱隊（Indiana Fever）及其“狀元秀”凱特琳·克拉克（Caitlin Clark）的比賽。

這一切在五年前恩格爾貝特剛來的時候，幾乎是難以想象的。當時恩格爾貝特剛剛卸任上一份工作——作為咨詢公司德勤（Deloitte）的美國首席執行官，她最多時管理過200億美元的營收和10萬名員工。但是作為WNBA的總裁，她接手的只有12名員工。而且在短短幾個月之后，隨著新冠疫情席卷全球，WNBA連生存都成了問題。聯盟幾乎沒有任何財政緩沖來避免關停一個賽季的危機。

今年的最佳新秀、來自艾奧瓦州的克拉克，憑借標志性的傳球和超遠三分球技術，與芝加哥天空隊（Chicago Sky）的另一名新人安吉爾·里斯（Angel Reese）一起，完成了WNBA近27年都無人能及的壯舉——她們將女籃的觀眾從大學聯賽帶回了職業聯賽。這既要歸功于頂級球星的影響力，也是因為這個世界終于做好了尊重女籃比賽的準備。新生代天才的到來，為聯盟帶來了一段高速增長的時期，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雜音。這也要求恩格爾貝特必須更好地平衡球員、老板、球迷之間的利益。這甚至也包括WNBA幕后最主要的利益相關方——NBA。

WNBA的球員一直都是很出色的——在一個只有144個球員名額的聯盟里，她們不得不一直保持出色。但是從歷史上來看，WNBA球隊和聯盟的基礎設施卻并未達到同樣的標準。首先是工作人員捉襟見肘。其次是WNBA相對于NBA一直有一種“庶出”心態。而且相對于NBA的強勢話語權，WNBA在流行文化中根本打不開局面。但是隨著聯盟的球迷基礎逐步擴大，一些球員、經紀人，甚至是球隊老板，都在質疑，恩格爾貝特為WNBA奠定的基礎，是否足以讓聯盟充分抓住這一女子體育史上的歷史性機遇，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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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執掌WNBA之前，恩格爾貝特就對職業籃球有了獨特的了解。她的父親身高6英尺6英寸（約198.12厘米），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絕對是一位標準的“長人”。1957年，她的父親被底特律活塞隊（Detroit Pistons）選中。不過當時打比賽賺不了什么錢，所以她的父親很快就退出了球隊。她們家一共有八個孩子，她和她的五個兄弟從小每個人就會三種以上的體育運動，她在新澤西州的家的院子里就有一個籃球架，她經常在那里練習投籃。或許是繼承了父親的運動天賦，她在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讀書期間曾經加入過曲棍球隊，還在美國大學體育總會（NCAA）的一級聯賽（Division I）的籃球隊里打過后衛，當時她的教練就是后來的WNBA名人堂（Hall of Famer）的成員瑪菲特·麥格勞（Muffet McGraw），而且還拿到過東部賽區（Eastern Conference）的冠軍。

恩格爾貝特曾經說過，她在事業上的成功與體育有著密切的關系。“當我剛進入理海大學時，我是一個很害羞的人。但是在參加了兩年的體育活動之后，在這個由男性主導的商業世界里，我變成了一個非常自信的職場人士。”她表示，統計數據表明，體育運動也是領導力發展的形式之一。安永公司（EY）的一項研究顯示，女性高管中參加體育運動者高達94%，而在大學層面，女性參加體育運動者為52%。她在全明星周末（All-Star Weekend）的一次演講里對亞利桑那州女童子軍（Arizona Girl Scouts）的隊員們表示，體育運動能夠幫助她們成為未來的首席執行官和政治家。不過她似乎忘了告訴她們，她們未來也可以成為WNBA的球星。不過后來她在與一些會打籃球的女生比試球技的時候，她又補上了這一點。

從理海大學畢業后，她加入了德勤公司。她在德勤工作了33年，特別是在衍生金融工具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知識。2015年，她成為了德勤美國的首位女性首席執行官——這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中尚屬首次。在擔任首席執行官期間，她讓德勤的業務增長了30%，并且在云計算領域進行了投資。這個決定也影響了她在下一份工作中的投資方式。

恩格爾貝特之所以會進入NBA的視線，是因為她在德勤的一位同事先她一步，跳槽去NBA當了運營主管。當時的NBA總裁亞當·蕭華（Adam Silver）正在為WNBA的紐約自由人隊（New York Liberty）物色買家，恩格爾貝特也在潛在買家的名單上。正是這些因緣，才最終把恩格爾貝特帶到了WNBA，并且也影響了WNBA的未來。

2019年，NBA的總裁蕭華正在尋找一位懂籃球且“有能力的高管”，來擔任WNBA的首任總裁（當時WNBA只有一位董事會主席）。這時恩格爾貝特的一位前同事向蕭華推薦了她。當時，恩格爾貝特正處于她首席執行官任期的末期，而且德勤董事會拒絕提名她連任首席執行官——據《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報道，德勤董事會的這一決定令合伙人們“深感震驚”。因此，恩格爾貝特此時也正在準備尋找一份新工作，她甚至考慮過到大學里當校長。在此情形下，WNBA拋來的這份橄欖枝令她實在無法拒絕。起初她也擔心自己無法勝任這份工作，她坦承“當時我對如何經營一個體育聯盟一無所知”。但她最終還是接受了這份工作。她覺得，反正這是一個只有12支球隊的小聯盟，而且在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的低迷之后，WNBA已經沒有什么下滑的空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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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爾貝特稱，作為一位首席執行官，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分配資本。不過在她剛到WNBA時，這些決策是很簡單的。“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資本能夠分配。”

1996年，時任NBA總裁的大衛·斯特恩（David Stern）大張旗鼓地創辦了WNBA。到2002年時，WNBA的場均收視率一度達到230萬。西雅圖風暴隊（Seattle Storm）的當家球星休·伯德（Sue Bird）在選秀中成為WNBA的第一個“狀元秀”，薪水是57,500美元。據伯德回憶，當時她的團隊住的還是麗思卡爾頓酒店（Ritz-Carltons）。

就在同一年，NBA對WNBA進行了重組，將WNBA的所有權由NBA本身轉移到了各支WNBA球隊相對應的NBA俱樂部中。一些資本不太充裕的獨立俱樂部也加入了改革行列。但是在改革之后，一些NBA俱樂部的老板逃避責任，不愿意扛著WNBA這個累贅，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獨立俱樂部都可以負擔得起頂級的醫療和訓練設施。在2002年至2009年期間，有五支WNBA球隊宣告解散（但又有兩支新球隊成立）。2003年，WNBA通過勞資協議，把新秀的最低薪水定為30,000美元。

到2017年，WNBA的常規賽平均收視率已經降至17.1萬，紐約尼克斯隊（New York Knicks）的老板詹姆斯·多蘭（James Dolan）甚至打算將WNBA的紐約自由人隊掛牌出售。他還把球隊搬到了美國紐約州韋斯切斯特市的一個只有2,300個座位的場館，這個地方顯然已經遠離了球隊的球迷群體。對于一支曾經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球館（Madison Square Garden）坐無虛席的球隊來說，此舉不啻于給球隊判了死刑。[最后，布魯克林籃網隊（Brooklyn Nets）的老板蔡崇信（Joe Tsai）和吳明華（Clara Wu Tsai）夫婦以大概1,000萬美元到1,400萬美元之間的價格買下了自由人隊。連吳明華都說：“這在當時是一筆不良資產。”]

在NBA的幫助下，WNBA的歷史比其他所有的女子聯賽都要長，但這也有一些缺點。伯德就曾經表示，NBA的支持對WNBA而言“既是恩賜，也是詛咒”。到目前為止，NBA仍然持有WNBA大約42%的股份，再加上NBA各俱樂部老板的股份，NBA對WNBA的控制權達到了70%。因此，NBA的大佬們哪怕手里沒有一支女籃球隊，也依舊能夠掌控WNBA的重大決策。例如紐約尼克斯隊的老板多蘭是唯一的一位投票反對WNBA的多倫多隊擴張計劃的人，因為當時紐約尼克斯隊正在和多倫多猛龍隊（Toronto Raptors）打官司，而且多蘭還反對NBA的財務透明政策。

據南猶他大學（Southern Utah University）的體育經濟學家戴維·貝里（David Berri）計算，NBA的球員獲得了NBA籃球業務相關收入的50%左右，而WNBA的球員僅獲得了10%——NBA和WNBA都表示這個比例不準確，但真實比例是多少，兩大聯盟卻均拒絕透露。有高管指出，NBA有77年的歷史，其收入也是WNBA的60倍，所以NBA與WNBA的收入差是合理的。不過貝里表示：“在NBA的歷史上，球員從未拿過像現在的WNBA球員這么低的薪水。”他指出，WNBA球員的平均薪水為13.5萬美元，至少要翻五倍，才可以達到男女同酬（按照營收份額計算）。

在媒體報道上，WNBA也面臨著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困境——WNBA應該先獲得更多觀眾的關注，才能夠拿到黃金時段待遇，還是應該先享受黃金時段待遇，這樣才可以帶來更多的觀眾呢？據ESPN的主播埃勒·鄧肯（Elle Duncan）回憶，她曾經在體育節目《SportCenter》上推動創辦一個WNBA專欄，但是負責追蹤收視率的制片人卻表示，觀眾們對此不感興趣。她說：“這很可能是一個確認偏見。”（確認偏見，是指人在收集證據時，會傾向于選擇那些符合自己的現有觀點或者信念的信息，并忽略或者低估那些與自己的觀點相悖的信息。——譯注）

恩格爾貝特對WNBA的重建，是從引入幾家“變革者”贊助商開始的。[最早的幾家“變革者”贊助商有德勤、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和耐克（Nike）等。]西雅圖風暴隊的老板金妮·吉爾德（Ginny Gilder）評價道：“她是真正改變了我們的企業經濟模式的人。”經過與球員工會協商，恩格爾貝特還創辦了“總裁杯”（Commissioner's Cup），這是一項極具影響力的賽事，能夠給聯盟帶來額外的贊助收入，并通過新的獎金池來給球員發放福利。而且恩格爾貝特深知炒作話題的重要性——比如克拉克與里斯的最佳新秀之爭，再比如自由人隊與拉斯維加斯王牌隊（Las Vegas Aces）的恩怨，等等。她還引入了系列賽和新的自由代理體系，從而給休賽期帶來了更多的話題。她還委托德勤來推動聯盟的數字化轉型，特別是重新設計了WNBA的應用程序。

但是，真正推動恩格爾貝特的轉型戰略獲得成功的力量，卻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她的掌控之外的。但也正是這些力量讓WNBA第一次真正意義上進入了公眾的視野。

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期間，WNBA堅持不休賽，這為它吸引了大量的新觀眾。這一年，ESPN將轉播的WNBA比賽場次增加了一倍，憋得難受的觀眾們終于有了新鮮的比賽可看。雖然這一年，WNBA面臨了重重困難，例如它的“泡沫”防疫機制有著嚴格的日程安排，球員每天都要做核酸檢測，而且要接受長達92天的隔離期，與此同時，社會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聲浪正在一浪高過一浪。但是據恩格爾貝特估計，如果沒有那個賽季，有五六支球隊很可能就要倒閉。她說：“那一年我們做的事情相當艱巨。”

2021年3月，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球員塞多納·普林斯（Sedona Prince）在網上發布了一段視頻，把NCAA聯賽的女籃隊健身房與男籃隊健身房進行了對比。從中可見，男籃隊的健身房里有各種高大上的設備，而女籃隊的健身房里只有一堆啞鈴。這番對比再度引發了一番關于體育運動中性別平等的大討論，最終這次討論引發了體育界里的一連串改革，甚至讓NCAA聯賽中誕生了“瘋狂三月”（March Madness）一詞。

2022年，菲尼克斯水星隊（Phoenix Mercury）的當家球星布里特妮·格里納（Brittney Griner）因為涉毒而在俄羅斯被拘捕。這件事情也暴露出，有很多WNBA球員不得不征戰海外，以補貼家用。

與此同時，有很多新一代大學球員正在通過“姓名-形象-肖像權協議”，也就是所謂的“NIL協議”，來在不失去NCAA球員身份的前提之下征戰職業聯賽。2025賽季的“狀元秀”佩奇·布克斯（Paige Bueckers）的經紀人林賽·卡川·科拉斯（Lindsay Kagawa Colas）表示，對于新一代球員來說，積累粉絲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們在網紅經濟里長大，很容易建立個人品牌，并且在社交媒體上積累粉絲，從而也激發更多的人對這項運動的興趣。2024年，WNBA的“四強賽”（Final Four）的收視率首次反超NBA，平均收視數為1,900萬和1,400萬。

所有的這些力量在今年春天的WNBA選秀大會上展現得淋漓盡致。1,800張球迷票在短短9分鐘之內便宣告售罄。克拉克效力的印第安納狂熱隊和康涅狄格太陽隊（Connecticut Sun）的比賽吸引了234萬人收看，創下歷史紀錄。而WNBA也是今年首次成功登陸體育節目《SportsCenter》的A板塊。

恩格爾貝特表示，她知道自己正在為一件大事做準備，但她沒有意識到這一切會發生得這么快。“我原以為它需要兩三年的時間。”但就在本賽季，克拉克、里斯和其他新秀們在賽場上全面發力，她們的出色表現也帶動了WNBA的商業品牌價值。據報道，克拉克已經與耐克公司簽訂了一份2,800萬美元的合同，此外她還與State Farm、佳得樂（Gatorade）和運動器材制造商威爾勝（Wilson）簽了代言合同。她在選秀時穿的衣服是由普拉達（Prada）設計的，選秀當天的妝造來自聯盟的美容合作伙伴Glossier。里斯參加了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慈善舞會（Met Gala），她還推出了自己的播客，并與糖果品牌銳滋（Reese's）簽了代言協議。

WNBA在2024賽季的大放異彩，也讓各大商業品牌受益匪淺。拉斯維加斯王牌隊的贊助商Ally Financial表示，今年的它的品牌價值同比增長了31%，消費者的正面評價達到91%。Ally Financial還承諾，將把公司的體育贊助支出平均分配給男子和女子體育項目。WNBA的營銷總監菲爾·庫克（Phil Cook）也指出，WNBA球員在所有的賽事中是“最具有文化關聯性的”。盡管如此，根據咨詢公司Gather的數據，在《財富》美國500強的企業里，只有6%的公司贊助了女子體育項目，而贊助男子體育項目的公司達到了20%[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NFL）除外]。

然而，在繁榮的同時，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印第安納狂熱隊的球員凱爾西·米切爾（Kelsey Mitchell）和紐約自由人隊的球員貝妮佳·萊妮-漢密爾頓（Betnijah Laney-Hamilton）的經紀人阿莉森·蓋勒（Allison Galer）抱怨道：“所有的指標都在上升——除了球員的薪資待遇。”據報道，2023年，WNBA及各個球隊的總收入為2億美元。當然隨著贊助合同的猛增以及新的媒體轉播協議，這個數字很快就會過時了。（目前的轉播協議為每年6,000萬美元。現場門票收入歸各個球隊所有。）不過WNBA的收視率和上座率雖然上升了，但是聯盟和球員的收入仍舊捉襟見肘。今年，聯盟和各個球隊預計仍將虧損4,000萬美元。而新的媒體協議要到2026賽季才會生效，勞資雙方達成的工資協議最早也要到2026賽季才會更改。蓋勒表示，球員們是“很現實的，而且也知道這個時刻總會到來。”但一名球員的運動生命畢竟是有限的，所以讓她們保持耐心也是很難的。

還有人認為，在恩格爾貝特的領導下，聯盟并未充分抓住增長機會，這可能是因為戰略問題，也有可能是因為自身建設問題。“對于任何一家公司而言，當出現指數級的增長時，都會出現很難跟上增長節奏的現象。比如人員和渠道等方面。”克拉克的經紀人、Excel Sports Management公司的埃林·凱恩（Erin Kane）說。

在某些方面，聯盟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例如，在選擇選秀場地時，很難擺脫像補位這樣的老煩惱。“我們必須忘記疤痕組織。”華盛頓神秘人隊（Washington Mystics）的老板特德·萊昂西斯（Ted Leonsis）表示。

恩格爾貝特很快意識到，“這份工作最難的部分”，就是管理好“好幾個方面的利益群體”。比如聯盟和球隊的大佬們，以及明星球員、經紀人、教練員、球隊高管、廣告商、網絡高管、球員工會，再加上幕后的隱形大佬NBA，他們都習慣了把自己當成最重要的那個人。

在全明星周末期間，她幾乎每走兩步就會被人攔住。這時她總會滿面春風地叫出對方的名字。（她身材高大，而且天生一副金發碧眼，所以你在人群當中很容易認出她。）在與別人首次交談的過程中，她至少會叫三次對方的名字。在111華氏度（約43.89攝氏度）的高溫里，她依然充滿能量。她甚至連咖啡也不喝。

在德勤工作期間，恩格爾貝特已經習慣了與挑剔的合伙和客戶打交道。“我們有3,000名合伙人，他們有4,000多個點子，而且他們都會沖到我辦公室里抱怨一些事情。”不過咨詢公司的高管都有一條金科玉律——兄弟閻于墻而外御其侮。鬧矛盾只能關起門來鬧，在公開場合則必須表現出統一的立場。但是在體育界，她很快發現，很多人會在電視上毫不掩飾地大談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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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恩格爾貝特的人首先將矛頭指向了交通問題。WNBA的勞資協議不允許球隊包機，因為聯盟認為，這樣會給愿意掏錢包機的球隊帶來優勢，從而影響公平。這樣一來，那些動輒身高6英尺7英寸（約200厘米）的球員們這么多年來只能蜷縮在經濟艙的座位上，飛機動不動晚點就不說了，有時她們甚至還得睡在機場。

2021年，在經歷了連續四天這樣的折騰之后，紐約自由人隊的老板吳明華終于忍不了了。在這四天里，飛機總共延誤超過24個小時，導致自由人隊在“背靠背”的比賽中連續輸球。等下一次球隊又遇到了嚴重的飛機晚點時，“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包機了。”吳明華說。包機對吳明華不是什么難事，因為這時蔡崇信和吳明華夫婦已經在阿里巴巴賺到了68.9億美元的財富。但聯盟對吳明華的頂風作案非常憤怒，罰了自由人隊50萬美元“殺雞儆猴”，這也是WNBA歷史上最大的一筆處罰。不過蔡崇信和吳明華仍然堅持認為，包機事關球員的健康和福祉，他們發誓要像對待精英職業運動員一樣對待球員。他們還表示，他們曾經向聯盟提議，應該向聯盟的每支球隊都提供包機服務，這樣的話成本也無非是2,500萬美元。聯盟則表示并未見到過類似的提議。不過現在，恩格爾貝特也開始為一些重要比賽引入包機服務了——例如總決賽。本賽季，隨著聯盟財政狀況的改善，WNBA已經與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敲定了包機協議。對恩格爾貝特來說，最重要的任務依舊是確保聯盟在經濟上可以自給自足。

另外，聯盟還有一些常見的問題也讓球迷感到不爽，而WNBA的資源不足又加劇了這些問題，比如裁判的問題、比賽日程過緊的問題、球隊的球員太少的問題（WNBA的一支球隊只有12名球員，而一支NBA的球員名冊上則能夠有18名球員），以及即將到來的擴軍選秀缺乏細節，等等。

雖然聯盟剛簽下了一份歷史性的媒體協議，但外界對這份協議仍舊是褒貶不一。這份協議是跟NBA一起與相關網絡簽署的，為期11年，期間WNBA的版權價值為22億美元，而同期NBA的版權價值則達到了760億美元——這個分成也是兩大聯盟在協商后做出的決定。這份協議是決定球員收入和聯盟發展的首要因素。WNBA的首席增長官科利·愛迪生（Colie Edison）稱，這筆交易簡直可以說是“夢想成真”，將給WNBA帶來前所未有的投資水平。但其他人，例如WNBA球員協會執行董事特里·杰克遜（Terri Jackson）則質疑，WNBA版權的價值雖然增長了233%，但這一漲幅是否依然過低。另外在WNBA正在高速增長的背景下，一口氣簽下11年的合約是否明智。“WNBA的命運掌控在NBA的手中。”杰克遜說。而聯盟的高管們和球隊的老板們也都認為，在目前這樣動蕩的媒體環境中，一口氣簽11年是一件好事情。而且WNBA的賽程很短，一年只有四個月的賽程（NBA的賽程是它的兩倍），因此單靠WNBA自身，也不可能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NBA的總裁蕭華也表示：“我心里也希望我們是不是選錯了”，WNBA的版權能夠有更高的價值。不過這筆協議也留了一個尾巴條款，允許在2028年提高WNBA的版權價值。另外，WNBA接下來還將迎來一系列媒體合作，并有望給聯盟來每年最高1億美元的收入。

其次是擴軍的問題。隨著高中和大學的新一代球星迅速崛起，球迷們也希望看到WNBA出現更多的球隊和球員。作為聯盟的總裁，恩格爾貝特擔心的是擴軍會帶來不合格的球隊，從而導致一系列的問題。恩格爾貝特希望找到的是“長期投入的老板”，他們必須擁有高質量的訓練和比賽設施，同時他們的所在城市要可以培育出穩固的粉絲群體。增加球隊的數量對聯盟顯然是有好處的。比如恩格爾貝特指出，有一家《財富》美國100強的零售企業之前拒絕與WNBA合作，就是因為WNBA的球隊只代表了該公司前100大零售市場中的12個。目前來看，WNBA的球隊很快將達到15支，首先是金州女武神隊（Golden State Valkyries）將于2025年參賽，然后多倫多和波特蘭的球隊也將于2026年加入聯盟。

在獲得成功的同時，WNBA也陷入了一場文化戰爭。球星克拉克是名白人，她在網上發布了一些跟男友的合照，她的粉絲就跑到克拉克的競爭對手的社交媒體賬號下面，攻擊人家種族主義或者同性戀什么的。而今年9月，恩格爾貝特也因為沒有發聲譴責這種不良“飯圈”文化而遭到了一波批評。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曾經采訪過恩格爾貝特，問當球迷間出現這種不良“飯圈”文化時，聯盟是否應該介入。恩格爾貝特把克拉和里斯之間的競爭比作當年“魔術師”約翰遜（Magic Johnson）與“大鳥”拉里·伯德（Larry Bird）之間的競爭。她指出，正是這種競爭才為體育運動帶來了動力。但她并沒有提到種族主義和恐同方面的問題。

在WNBA的球員里，有81%是少數族裔，而且絕大部分是“非主流”文化的擁躉，在這樣的一個聯盟里，恩格爾貝特的這種回應顯然是過不了關的。杰克遜代表球員協會發表聲明，呼吁“總裁應當明確發聲反對宣揚盲目仇恨、種族歧視、恐同和仇女等言論。”杰克遜表示：“這件事情并非一般的競爭，也跟球員的個性無關。”有很多球員點贊和轉發了杰克遜的這則聲明。包括里斯也回復了“謝謝”。恩格伯特隨后在網上發帖稱：“聯盟絕對沒有仇恨或者種族主義的容身之地”，并且向球員們道了歉。

在她現在所說的“謙遜”經歷之前，面對外界的尖刻批評，恩格爾貝特有時會做出一種“本能反應”。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她承認她有時也會因為外界的評價而感到不開心。“這是一份面向公眾的工作，所以你經常會被人誤解。很多人不理解我們的戰略。”她說。例如對于那個媒體協議引來的批評，“大多數指手劃腳的人從來沒有經營過一家上市公司，更沒有像我一樣，經營過一家10萬人的公司。”她還表示，就連一些球員“坦率地說也從來沒有花時間去理解聯盟的業務，也根本不知道我們付出什么努力才做出了這些成績。”

恩格爾貝特表示，聯盟和各個球隊都舉辦過一些“籃球業務研討會”，但一些球員根本不記得自己參加過這種研討會。休·伯德表示，有的球員沒有參與，很可能是因為她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去國外打球。恩格爾貝特也承認，商業經營“那是我們的工作。”

在今年的四強賽和法國巴黎奧運會期間，WNBA首次投放了電視廣告。同時，聯盟也舉辦活動，向喜歡新秀球員的球迷們致意。恩格爾貝特還將聯盟的營銷預算提高到了四年前的12倍。多年以來，WNBA都只是營銷自己。現在，它也在大力推動建立球隊和球員的“飯圈”文化。

在談及聯盟的球星時，恩格爾貝特點了幾個名字，包括克拉克、里斯、阿賈·威爾遜（A’ja Wilson）和布里安娜·斯圖爾特（Breanna Stewart）等。在全明星周末期間，當康涅狄格太陽隊的前鋒走過來時，她還說過“迪瓦娜·波納（DeWanna Bonner）是我兒子的最愛。”她還建議各大品牌與“還不是球星的優秀球員合作”。與此同時，像蓋勒這樣的經紀人也在思考：“我們應該如何利用明星效應？又應該如何‘造星’？”

目前，球員們已經在準備下一輪勞資協議的集體談判了。目前的勞資協議將生效至2027年，但聯盟和球員能夠選擇提前兩年，也就是截至2024年11月之前退出現行勞資協議。球員們的咨詢顧問有諾貝爾獎（Nobel Prize）得主、女性勞動問題專家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等，她們正在評估各種選項。球員協會的主席尼姆卡·奧胡米克（Nneka Ogwumike）希望制定球員退休計劃，改善醫療保健計劃，提高養老金等等。2020年，球員們獲得了育兒假和生育福利。奧胡米克還說：“我也很希望看到有更多的球員在退役之后可以在聯盟的辦公室里工作。”這也是一些球迷們想看到的。很多球迷甚至在網上直呼奧胡米克為“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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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和WNBA在紐約市的同一棟辦公樓里辦公，WNBA的辦公面積跟NBA下設的發展聯盟（G League）差不多大。恩格爾貝特最初的團隊只有12個人，但是現在已經增加到了60人——而NBA的員工有2,000人。NBA和WNBA有一些后臺職能是共享的，例如財務和人力資源等等。但還有一些重要職能是由NBA的員工負責的，比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同時對NBA和WNBA進行了冠名贊助，但相關業務卻完全由NBA的員工來負責。更加重要的功能。例如，只有NBA員工才能夠在兩個聯賽中為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提供冠名贊助。而WNBA的銷售團隊則只負責WNBA的獨家合作，比如約會應用程序Bumble和護發品牌Mielle的維護等。

WNBA的企業結構非常復雜——42%的股權歸NBA所有，其余的股權則分散在NBA球隊的所有人和獨立所有人的手中。這個結構在2022年變得更加復雜了。這一年，恩格爾貝特把16%的聯盟股權作價7,500萬美元出售給了一群投資者，其中就包括幾位NBA和WNBA球隊的所有人，因此他們對WNBA的話語權進一步提高了。這次交易為WNBA注入了后續增長所急需的資金。但這次融資對WNBA及其所有的估計僅有10億美元，以后來的眼光來看，顯然是低得令人發指。

明尼蘇達山貓隊（Minnesota Lynx）的球星納菲薩·科利爾（Napheesa Collier）認為，WNBA已經做好了自立門戶的準備。“我們有能力書寫屬于我們自己的故事。”休·伯德也看到了這方面的一些跡象。例如在今年的選秀大會上，當新秀們被點到名字的時候，她們都說加入WNBA是“夢想成真”，是“她們為之奮斗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她2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情況并非總是如此。

這是因為打造一個成功的體育聯賽是需要時間的。南猶他大學的體育經濟學家戴維·貝里指出：“要想打造一個成功的聯賽，這就相當于你要求某個人對你的產品做出巨大的情感投入，他們要在生活中幾乎每天都想著它。”要想建立真正的“飯圈”文化，至少需要整整一代的孩子從小看著聯賽長大。

現在看來，經過了30年的風雨，WNBA終于有了自己的粉絲群體。恩格爾貝特擔心的不再是有沒有人關注WNBA，而是現在關注它的人太多了——她的每一個決策幾乎都會遭到“雞蛋里挑骨頭”般的審視。

目前擺在WNBA面前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它是否還要繼續成為NBA的一部分。現在正反兩個方案都有不少股東支持，但恩格爾貝特目前并不想脫離NBA。而且很多支持“分家方案”的人都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WNBA的老板們有沒有實力買下NBA手里的股份。另外，WNBA顧名思義，就是“女子NBA”，“NBA”這個品牌肯定是不會出售的。對于這個問題，蕭華表示：“這就相當于你問健怡可樂（Diet Coke）能不能從可口可樂（Coca Cola）中獨立出售出去，因為可樂才是它的本質。”

恩格爾貝特認為，有一支球隊的價值可能很快就會達到10億美元了，但她并未透露是哪支球隊。（很有可能是紐約自由人隊或者拉斯維加斯王牌隊，因為這兩支球隊都被她稱為“超級球隊”。）據體育媒體Sportico報道，恩格爾貝特還預計WNBA每支球隊的估值平均將從9,600萬美元上升至5億美元。她還承諾要把聯盟擴大到16支球隊，后續有可能進一步擴大至20支球隊。而且她認為，WNBA還有機會像NBA一樣占領全球市場。

如果恩格爾貝特仍然一直待在德勤，那么她最多三年就會被強制退休。不過她表示，她至少還會在WNBA再干三年。恩格爾貝特留給WNBA的遺產，就是她在聯盟生死攸關的時候實現了華麗轉身，并且為WNBA后來的蓬勃發展做好了準備。“只要你可以讓每個人都開心，你就不會做出艱難的決定。”她說。

譯者：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