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MUSK: STEVE GRANITZ—FILMMAGIC/GETTY IMAGES; KHOSLA: 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GETTY IMAGES; THIEL: TASOS KATOPODIS—WIREIMAGE/GETTY IMAGES;HOFFMAN: 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GETTY IMAGES; ANDREESSEN: 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GETTY IMAGES; DONKEY AND ELEPHANT FROM GETTY IMAGES; 圖片插圖來源：JOHN UELAND

名人八卦雜志喜歡告訴你，富人和名人其實跟普通人沒有什么區別。不過，如果仔細觀察硅谷的億萬富翁，就會發現他們的行為更像是你家那位癡迷于政治的叔叔。

通過大量的推文、博客、公眾評論和播客，科技行業里最有權勢的商業領袖們就今年的美國總統競選周期發表了一連串的、令人難以忽視的評論。在熾熱的自負心和高額凈資產的推動之下，這些億萬富翁大聲支持他們青睞的候選人，肆意抨擊敵對陣營，激情宣傳各自的政策處方，而且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吵得不可開交。

前一天，太陽微系統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聯合創始人、風險投資家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與特斯拉（Tesla）的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就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對北約（NATO）和氣候變化的看法爭執不休。第二天，領英（LinkedIn）的聯合創始人、風險投資家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便發表長文，逐一指摘其“PayPal黑手黨”（PayPal Mafia）同伙、風險投資者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支持特朗普的理由。就連社交媒體巨頭Meta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不甘寂寞，稱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躲過暗殺之后揮舞拳頭的那一幕“霸氣十足”。

來自于硅谷的巨額政治捐款意味著，華盛頓越來越受惠于這些直言不諱的科技精英們：自2022年以來，霍夫曼已經向民主黨政治行動委員會（Democratic PAC）以及州和聯邦的候選人捐獻了4,280萬美元；另外一位風險投資家基思·拉布瓦（Keith Rabois）向共和黨政治行動委員會（Republican PAC）和候選人投入了930萬美元；Palantir Technologies公司和創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的彼得·蒂爾（Peter Thiel）向俄亥俄州和亞利桑那州的共和黨政治行動委員會捐獻了1,500萬美元[盡管蒂爾說自己不會涉足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但他卻對自己的門徒JD·萬斯（JD Vance）成為特朗普的競選搭檔發揮了重要影響]。今年6月，唐納德·特朗普出席了在薩克斯位于舊金山的家中舉行的籌款活動。8月，一場名為“風險投資家支持卡瑪拉”（VCs for Kamala）的Zoom籌款活動吸引了600人。

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場面。但是，那些掌控美國經濟的商界領袖們，以及一些最有價值的公司，難道不應該置身于險惡的政治爭斗之外嗎？在黨派政治中選邊站隊不是對企業不利嗎？當然，企業影響政策制定過程，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但無論這種事情需要遵守什么規則，科技行業的大佬們已經決定，是時候擺脫這些束縛了。

一種全新的言論

現如今，社交媒體言論大多集中在充斥著政治意味的文化戰爭和歡快的挑釁上，任何呼吁克制的聲音都顯得不合時宜。瀏覽埃隆·馬斯克發布在X上的帖子，你不僅會看到“極左法西斯主義者”這種字眼、關于非法移民和選民欺詐的陰謀論，偶爾還會刷到現任美國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身穿蘇聯時代制服的人工智能生成圖像。

怎么會變成這樣？馬斯克的情況比較特殊，最好留給某位洞悉特斯拉的首席執行官的內心世界的專業人士來剖析。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在社交媒體上不加過濾地談論政治，顯然不再是部分商業精英的禁忌。而使這種行為正常化的，正是那些創建和運營這些平臺的科技大佬們。

考慮到科技行業的巨大增長，幾乎不可避免的是，硅谷的巨頭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只會越來越大。科技產業目前占到美國GDP的10%，約占標準普爾500指數（S&P 500）成分股公司市值的三分之一。換言之，科技公司的運作不再僅僅是硅谷的“家務事”，而是美國的“國家大事”。這意味著政治與科技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

大型科技公司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競選議題，那些為美國提供最新創新成果的企業家和公司并不一定會被友善對待。多年來，關于隱私、網絡錯誤信息和加密貨幣欺詐的爭議事件，已經給科技行業留下了污點。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和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的反壟斷專員喬納森·坎特（Jonathan Kanter）等聯邦監管高管都對加密貨幣與企業合并采取了強硬立場。引發科技行業最新一輪淘金熱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必將觸發更多的審查和規則。事實上，州立法機構已經開始審議一連串的監管新規。

“我認為科技行業擔心的是‘政府下一步要采取哪些會讓我們付出代價的措施？’”風投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的前合伙人、TechNet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夸默（Floyd Kvamme）說道。TechNet是一家為科技行業的高管服務的兩黨游說組織。

就連堅定的民主黨人霍夫曼也公開表示，如果卡瑪拉·哈里斯贏得總統大選，但愿她能夠解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主席莉娜·汗。霍夫曼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采訪時表示，莉娜·汗正在向“美國商界開戰”。

不斷變化的觀點

今年夏天，PayPal的前總裁、自稱長期支持民主黨的Facebook的高管大衛·馬庫斯（David Marcus）在一篇為特朗普背書的千字推文里，講述了他逐漸轉變政治立場的心路歷程。他說，民主黨將“DEI準則（即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武器化”、壓制關于新冠病毒起源的在線討論等做法，以及他們奉行的俄羅斯和中東政策，讓他心灰意冷。“這一切都令人瞠目結舌，我終于幡然醒悟，決定摒棄終生信仰，重建政治立場。”馬庫斯寫道。

在一些業界精英大聲發出新的政治聲音之后，外界的反應可謂褒貶不一。作為科技行業里最有權勢的兩位風險投資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本·霍洛維茨（Ben Horowitz）在今年7月宣布支持特朗普之后旋即遭到反擊。許多自由派科技人士發誓要跟他們的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斷絕關系。

“可能會有很多朋友因為我說了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好話而怒火中燒。”在長達90分鐘的背書視頻中，霍洛維茨開門見山地承認了這一點。“對于這家公司、我們的員工、我們投資的企業等利益相關方，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我們卷入這種事情，因為這會變得非常情緒化，讓人很煎熬。”

當然，政治的身影一直游蕩在硅谷上空。1995年，在安德森的網絡瀏覽器公司網景（Netscape）上市之際，首席執行官吉姆·巴克斯代爾（Jim Barksdale）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傾向。彼時，這位滿頭銀發、操著一口密西西比口音的商業精英，是共和黨人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總統競選活動的重要籌款人和顧問。有傳言稱，巴克斯代爾有望成為布什政府的“高科技沙皇”。他最終被任命為布什的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Foreign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的成員。

但在那個時代，科技行業羽翼未豐，業界精英的語氣還沒有那么教條和極端。在2000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召開的一場小組討論會上，有人問巴克斯代爾，共和黨如何利用互聯網來贏得科技圈的支持。他建議道，要想辦法找一些可以病毒式傳播的“誘餌”。

不過，他隨即警告稱，共和黨在環境和“家庭價值觀”方面的立場與科技行業并不合拍。“要淡化這些有可能導致科技圈反感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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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傳統文化

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科技圈的新一代政治斗士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往往是創始人和風險投資人，而不是企業的職業經理人。擁有程序員和技術創新者背景的職業經理人，可能更適合討論微處理器的摩爾定律（Moore's Law），而不是錯綜復雜的稅收和監管問題，但創始人傾向于直抒胸臆。在日常生活中，他們熱情、直率且好斗；也正是憑借這些無法抑制的品質，他們獲得了普通人難以企及的成功。（正因如此，每一位商業記者都知道，相較于那些規避風險、獲聘加入公司的高管，對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的采訪效果往往要好得多。）

這種激情和理想主義或許能夠化解那種認為科技巨頭的政治熱情完全是出于商業私利的批評意見：奉獻是硅谷與生俱來的氣質——當所有人告訴創始人他們的想法既愚蠢又瘋狂時，正是這種氣質促使他們堅持不懈，全身心地投入到這項任務中，甚至不惜冒著毀掉個人財務、婚姻和健康的風險。如果創始人真正相信其人生目標就是讓自己夢想的公司、平臺或者小工具成為現實，那么他們就會為實現這一目標而英勇奮斗，不會畏懼任何的艱難險阻——無論阻礙他們的是市場霸主還是政府監管機構。

但這種激情也可能演變為一種盲信：一些當代科技精英逐漸認為，他們的使命擁有凌駕于其他一切之上的重要性。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似乎無法區分哪些事情屬于自己的專業領域，哪些事情屬于其他公共生活領域（比如地緣政治、刑事司法等等）。

這就是一個例子：在他為特朗普背書的視頻中，風險投資人本·霍洛維茨一開口就斷言：“我們公司的未來、科技的未來，以及美國的未來都岌岌可危。”

對創始人推崇備至

這就是硅谷崇尚科技創新者的弊端。在崇拜者的眼中，新創企業的創始人不僅是勤勉不輟、充滿激情的企業家，更是具有某種超能力的啟蒙者。馬克·安德森的網絡瀏覽器網景在當時是一款革命性的產品，可以說改變了世界。這是否意味著他擁有解決美國所有問題的答案呢？

這種奉若神明的態度，迥異于昔日商業巨頭的自我認知。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s Graduate Center）的歷史學家大衛·納索（David Nasaw）解釋道，就連19世紀末期叱咤風云的“強盜大亨”、做出杰出貢獻的實業家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和約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通常也會恪守本分，慎做越界之事。納索曾經撰寫過一部卡內基的傳記。

“卡內基從未說過他是天才。洛克菲勒從未說過他是天才。他們只是說自己是優秀的商人，比普通人更了解市場而已。”如今的硅谷大佬顯然更加“厚顏無恥”。納索指出，“他們一直相信自己就是神。”

歷史上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報業大亨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他是納索的另一部傳記的主人公。赫斯特對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恨之入骨，不停地在自家報紙（這是他那個時代最有影響力的平臺）的頭版上發表尖銳的署名社論。

但赫斯特的政治激進主義導致報紙的讀者數量不斷下滑，這讓他付出了沉重代價。“工薪階層的讀者覺得他們必須做出選擇。”納索表示，“他們拋棄了赫斯特。”

諸位科技大佬，請引以為戒。

譯者：任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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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布賴斯（Jenn Brice）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