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來源：EDMON DE HARO

作為計算機芯片的發源地，美國自2017年以來就再也沒有生產過最先進的芯片。從那時到現在，世界上最快、最有價值的芯片，即支持OpenAI的ChatGPT、蘋果（Apple）的最新款iPhone和世界上最大的超級計算機的芯片，都是在中國臺灣和韓國制造的。但在明年的某個時候，如果一切順遂，當英特爾（Intel）開始在美國本土批量生產下一代芯片時，美國就將重新奪回全球領導地位，而其他地區至少在未來數月內無法完全跟上這種技術。微軟（Microsoft）已經承諾把下一代芯片用作英特爾制造的專有芯片的基礎。

在很大程度上，這一戲劇性的轉變應該歸功于《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下簡稱《芯片法案》），這項旨在重振美國半導體制造業的法案于2022年簽署成為法律。以英特爾為首的公司正在獲得大約520億美元的政府撥款。英特爾如果在未來幾年達成階段性目標，就有望獲得85億美元的撥款，外加高達110億美元的政府貸款，擬定的1,000億美元投資項目也將獲得25%的稅收抵免。一位政府高官表示，英特爾獲得的一攬子補助可能是這項計劃中規模最大的一筆。負責監管大部分撥款工作的美國商務部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簡明扼要地解釋了這樣做的理由：“我們不能過度依賴世界上某一地區為美國提供21世紀最重要的硬件。”

《芯片法案》對科技行業以外的公司同樣意義重大。該法案授權的補助總額高達2,8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尚未使用），堪稱一場大規模的產業政策行動——所謂產業政策意指政府對特定行業的支持。廣泛蔓延的連鎖反應可能會幫助或者阻礙整個經濟中各類企業的發展。例如，在一些擁有大型芯片項目的城市，比如亞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和俄亥俄州的新奧爾巴尼，本地企業有望蓬勃發展。但放眼全美，幾乎任何行業的公司都可能面臨更加激烈的技術人才爭奪戰。

更廣泛地說，《芯片法案》可能預示著一大批公司將進入一個新時代，被迫扮演非常陌生的地緣政治角色。半導體產業之所以引領潮流，是因為任何現代經濟或者軍事都離不開半導體，芯片越先進，經濟和軍事主導地位就越強。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務》雜志（Foreign Affairs）上，Lazard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彼得·歐爾薩格（Peter Orszag）和兩位同樣擁有豐富政府工作經驗的同事描述了更為廣闊的圖景。他們指出，當今各國的競爭主要發生在經濟領域。因此，“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在發生，將迫使企業成為地緣政治舞臺上的角色。”三人援引包括《芯片法案》在內的例子稱，“企業日益成為外交政策的對象和工具。”鮮有首席執行官或者董事愿意這樣做。

20世紀50年代末，在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和仙童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分別發明芯片之后，美國就擁有了半導體產業，但這項技術不可避免地傳播至全世界。波士頓咨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研究顯示，1990年，美國的芯片制造能力占全球的37%，高于其他任何國家。彼時的中國臺灣、韓國和中國還是芯片荒漠。到2020年，情況發生了逆轉：中國臺灣的芯片產能位列榜首（22%），其次是韓國（21%）和中國（15%）。美國占有的市場份額則降至12%。

美國芯片行業的相對衰落是由多個因素造成的，例如在本世紀的頭十年，美國當時和現在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爾接連失誤。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在目前主導芯片行業的三個經濟體中，芯片制造商長期享有政府的慷慨支持。

多年來，這似乎不是問題。在全球化時代，西方公司樂于從中國的中芯國際、韓國的三星（Samsung）和SK海力士（SK Hynix）以及中國臺灣的臺積電（TSMC）等公司購買極具價格競爭力的高質量芯片。但隨著這些公司在政府補助的強力推動下穩步發展，美國的芯片廠商逐漸無力追趕。“看看中國臺灣及其制造業的卓越地位吧。”德勤咨詢（Deloitte Consulting）的負責人布蘭登·庫利克（Brandon Kulik）指出，“芯片廠商倘若沒有政府作為合作伙伴，根本就無法獲得所需要的規模和創新。”

對美國的威脅在2010年代變得顯而易見。《芯片法案》于2020年提交美國國會討論，但如果不是因為新冠疫情爆發，該法案就可能永遠不會通過。“當時芯片嚴重短缺，人們買不到冰箱、烤面包機和汽車。”曾經大力推動《芯片法案》的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的首席執行官約翰·諾伊弗（John Neuffer）表示，“要不是芯片荒，我們就無法贏得公眾的支持，這一歷史性的立法也就無從實現。”

據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統計，自《芯片法案》提交美國國會討論至今，數十家公司已經宣布82個分布在25個州的芯片項目，擬定的投資總額高達2,570億美元。這些公司在規劃投資時并不知道是否會獲得撥款。更大且更可靠的激勵措施是25%的投資稅收抵免。“這一點非常重要。”一位游說者坦言，“沒有稅收抵免，僅靠撥款是行不通的，就不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投資熱潮。”

《芯片法案》是否會為政府在其他行業推行產業政策提供依據？該法案將為一些美國公司的勁敵提供補助，而這些競爭對手原本就得到了本國政府的補貼。臺積電計劃斥資400億美元在亞利桑那州新建兩座工廠——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項目之一；三星計劃投資173億美元在得克薩斯州新建一座晶圓廠。此外，《芯片法案》也不會讓美國的芯片行業自力更生。芯片制造是世界上最復雜的工業流程之一，諸如高精密機器和超純化學品這類專業化投入目前只有其他國家才能夠生產，而且這種狀況很可能會持續好些年。

這一切也不可能一帆風順。臺積電的董事長劉德音（Mark Liu）透露稱，擬建的兩家新晶圓廠都落后于計劃，主要原因是公司找不到足夠多的、具備所需要技能的工人。直到今年3月中旬，即《芯片法案》生效19個月后，美國政府才開始宣布資助主要芯片制造商的投資項目。

盡管如此，這項補助計劃很可能會因為幫助美國重回芯片行業前列而獲得贊譽。英特爾的首席執行官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表示，擬定明年生產其他公司無法生產的下一代芯片的計劃正在順利推進。這款芯片最初將在英特爾位于俄勒岡州的研發中心生產，隨后將轉移至一家獲得《芯片法案》補助、位于亞利桑那州錢德勒市的新晶圓廠進行大規模生產。

從長遠來看，《芯片法案》成功與否的衡量標準是，該法案是否有助于推進一個宏大的目標，即扭轉美國芯片技術進步的下行周期。當一個國家不再擁有技術領先優勢時，許多最優秀的人才就會轉身離去，與領先者的差距就會進一步擴大。但當一個國家處于領先地位，它就會吸引世界各地最優秀的人才，其領先地位就會進一步增強，一個上升周期由此形成。“美國芯片行業經歷了長達30年的下行周期。”基辛格說，“整個行業亟需一場沖擊波，而這正是《芯片法案》所提供的。”

《芯片法案》授權的五年補助計劃有望達成諸多成就，但五年可能僅僅是一個開始。一個國家如果開始補助某個主要產業，就幾乎不可能突然走回頭路。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在今年2月提到第二部《芯片法案》出臺的可能性。基辛格表示，“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國需要第二部《芯片法案》。糟糕的經濟政策執行了30年之久，其惡果不可能通過一個有效期僅有三年到五年的《芯片法案》就得以解決。”鑒于芯片行業的競爭如此激烈，取消激勵措施尤為困難。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的諾伊弗指出：“五年后，我們在世界各地的競爭對手不會說：‘我們打算自行終止激勵措施。’”

無論《芯片法案》成功與否，促使該法案出臺的全球壓力并沒有減弱的跡象。《芯片法案》對每個行業及其領導者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揭示了一個日益由經濟、貿易和技術競爭主導的世界秩序。唯有以最快的速度直面現實的公司，才有望收獲成功。

譯者：任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