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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對手的指使下，安瓦爾在獄中度過了數年，之后贏得了這一職位。圖片來源：?IAN TEH; PANOS PICTURES

20多年來，安瓦爾·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一直是馬來西亞的候任總理人選，但卻屢遭挫折。自1998年以來，政府兩次以雞奸罪為由將他投入大牢（安瓦爾說，這些罪名都是競爭對手蓄意捏造的）；他總共在獄中度過了10年光陰。

正是其他人的金融犯罪幫助他登上權力巔峰。幾年前，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1MDB爆出驚天丑聞。調查顯示，馬來西亞的多位領導人一直在通過掠奪1MDB的資金來謀取私利。2022年，在一場沒有任何政黨獲得多數席位的臨時選舉后，高舉反腐大旗的安瓦爾終于如愿以償，成為政府總理。

吸引外商投資是他的工作重心。馬來西亞對高科技制造業并不陌生：早在1972年，英特爾（Intel）就在馬來西亞建立了該公司的第一家海外工廠。目前，這位新總理正在以建立清廉政府和整治官僚作風等承諾來拉攏跨國公司。他已經贏得了數十億美元的投資承諾，其中包括德國的芯片制造商英飛凌（Infineon），以及榮盛石化和吉利汽車等中國巨頭級企業。

安瓦爾最著名的新伙伴，當然非埃隆·馬斯克（Elon Musk）莫屬。特斯拉（Tesla）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旗下的衛星互聯網提供商星鏈（Starlink）均于今年7月開始在馬來西亞運營。

從人口結構看，馬來西亞比中國“年輕”10歲。在回答如何利用其中的優勢時，這位馬來西亞的領導人強調：年輕人陡峭的學習曲線決定了一國之政府要推動開放，從而為他們創造接觸最新技術的機會。話題自然延伸到了5G。安瓦爾沒有回避而直接表達了對華為等公司的態度；而且在他看來，人工智能則是中等收入經濟體跨越性升級的“抓手”。

討論深入下去，作為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學生，安瓦爾進一步闡釋了“昌明經濟”（Madani Economy）背后的“機會均等”問題。當被問到如何防止滑向另一個“結果平等”的極端時，安瓦爾強調“必須明白資本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和根基”。不過，他很快又指出：必須堅持與純粹“經濟動物”不同的價值觀。他對富人的態度背后有明顯的羅爾斯思想的影子。

最后，他談到了莎士比亞。以及一段在他最黑暗時刻給他帶來莫大撫慰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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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眾所周知，您是歷經種種兇險才坐上總理寶座的。在這段大約25年的旅程中，您有10年是在監獄度過的，盡管您并不承認相關指控，坦率地說，這些事情在世界其他地方根本就不是罪行。這段經歷對您成為首相有何幫助？

安瓦爾·易卜拉欣：25年的獄中和獄外生活其實是一條學習曲線。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上，這種經歷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加成熟、更有耐心、更理智。在何為自由，如何保持耐心，什么是好的經濟政策方面，我獲得了不少心得體會。現在，我想聚精會神地籌謀如何為馬來西亞做貢獻，如何讓這個國家重煥生機，再次踏上復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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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促使您做出“我要再試一次，我要當總理”的決定？

這是我想接受的挑戰，因為我們必須變革圖強。要知道，我對抗的是一個腐敗成風的專制政體，所以這并非易事。但現在，這個國家至少看到了一絲希望。政局穩定了。經濟政策清晰了，公眾也普遍接受這樣一個觀點：要想晉升為一個成功的國家，我們必須實施真正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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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DB丑聞讓您獲得了東山再起的機會。您認為這起事件對馬來西亞造成了多大的挫折？

幾年前我在美國紐約，許多人都問我關于1MDB的事情，這似乎是他們對馬來西亞唯一的關注點。所以，我們必須表明態度：“聽著，我們更換了領導人，正在推行不同的政策。我們下定決心要改變并鏟除腐敗。”如果有明確的跡象顯示，我們有決心將反腐政策貫徹到底，那么我認為，國際社會就愿意相信我們有能力來踐行承諾。到目前為止，考慮到新政府僅僅執政了大約八個月，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這就是為什么來自美國、歐洲和中國的投資突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我還沒有發現投資者難以入駐的情況。你可以去問問這些公司的感受，無論是美國公司，比如過去的戴爾（Dell）或者現在的馬斯克，還是中國公司。幾乎無一例外，它們都會看到我們擁有一流的專業工程師。我們缺乏的可能是治理水平、清晰度和經商便利性等問題。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有責任進行必要的改革，加快審批的過程，同時為一些我們欠缺領域所需的人才提供額外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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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近達成了一筆重磅交易：埃隆·馬斯克承諾特斯拉和星鏈將在馬來西亞開展一系列業務。這些談判進行得相對較快。您對馬斯克說了什么？

我對他非常了解，他對我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說：“我過去吃了很多苦。現在我得到了這個機會。我想推動變革，想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我愛我的國家，我認為它有巨大的潛力和能力。”我明確而直率地告訴他，他完全不必擔心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可能遭遇的那些繁文縟節和官僚主義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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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至少三次提到，馬來西亞的政策方向已經很明晰了。眾所周知，在科技和基礎設施等領域，中國一直是外國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國。您有沒有什么特別的信息要傳達給中國投資者，以重新贏得他們的信任？

從目前的情形看，他們非常樂意投資馬來西亞。正如你所知，我們的中國之行收獲了大約400億美元的投資承諾。從那時起，一些投資者迅速涌入。我當然會提到吉利，這家中國車企將在霹靂州（Perak）的丹戎馬林（Tanjung Malim）打造一座汽車城，相關工作已經啟動。

當然還有榮盛石化，以及一些所謂的中等規模投資。就我們而言，中國人設定的中等規模標準是非常高的。而我們主動提出的需求是在數字化轉型、食品技術和服務業等領域，不再高度依賴基建。

所以，我們有自己的優先順序，同時也是靈活的，因為政治家不應該決定投資什么或不投資什么。我們會給出一些政策指引，然后再與潛在投資者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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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提到吉利，您可能已經知道，盡管中國經濟遭遇了挑戰，但一些行業，例如汽車制造業和硬科技行業，實際上正在發展并迅速向海外擴張。而馬來西亞曾經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工業中心之一。那么，您是否有辦法抓住來自最大鄰國的這一勢頭（共同發展）呢？

正如我所說的那樣，我們一直在這方面作出努力。我想說的是，我會再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來加快這一進程。在過去的四五個月里，中國企業一直在非常積極地投資馬來西亞。當然，它們最初的投資重點是基礎設施。我說：“不，你們不應該止步于此，要有所超越。”這就是為什么汽車、石化和數據中心成為新的投資熱點。中國企業在這些領域表現得相當活躍。這樣做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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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談談人工智能。這對馬來西亞而言是挑戰還是優勢？比如說會如何影響經濟結構升級？

在我看來，發展人工智能至關重要，勢在必行，我們別無選擇。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關鍵戰略一直專注于數字化轉型。這就是星鏈有意思的地方。我前不久去考察山上的一個原住民村莊。對他們來說，接入互聯網的最大機會就在于星鏈，對不對？你知道的，真正意義上的人工智能，無論是在社交媒體大戰中，還是在一般的數字化轉型中，都是助力中等收入經濟體再上一層樓，并發展壯大高科技產業的關鍵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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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還想談論另一個話題。馬來西亞仍然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國家，記得貴國國民的年齡中位數大約是30歲，而中國是40歲，比馬來西亞大10歲。那么，相較于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的中國和日本，馬來西亞將如何利用這一優勢？

我認為這對我們有利。年輕的人口意味著陡峭的學習曲線。眾所周知，年輕人吸收新技術和數字技術的能力更強。像我這樣的老年人需要花費很長時間來學習和掌握新技術。

我仍然記得當初在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講課時，學習如何使用電子郵件是一件多么困難、多么具有挑戰性的事情。但年輕人很容易上手，我的孫子經常教我怎樣玩轉一些新應用程序。所以我認為，政府和決策者需要確保年輕學生有機會廣泛接觸各種新技術。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實現技術的國際化。

因此，在我看來，部分人信奉的保護主義觀點于我們不利。我們不僅要向西方開放，也要向東方開放，開放程度越高，對我們越有利。

這就是為什么5G會引起那么大的爭議。盡管我們采用的是西方技術，確切地說是愛立信系統。但我們非常明確地表示，我國將保持開放，不會歧視任何其他國家的技術。每個國家都有可能參與其中，這當然包括中國的華為公司。

我知道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話題。許多國家的領導人都在問我這個問題。我的態度是，作為一個擁有眾多年輕人口的國家，馬來西亞有能力吸收這些更具挑戰性、更復雜的新技術；對我們而言，唯一的選擇就是推動真正意義上的開放，讓我們的年輕學生接觸盡可能多的技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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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代溝，在亞洲，貧富差距的擴大化趨勢非常驚人，您曾經研究過哈佛大學的哲學家約翰·羅爾斯（他一直在抨擊收入不平等）的思想。此時此刻，您在談論“機會均等”。您如何防止馬來西亞走向“結果平等”的另一個極端？

關注不平等問題的思想家不止是約翰·羅爾斯。當然，我是約翰·羅爾斯的學生。事實上，當亞當·斯密（Adam Smith）撰寫《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時，他念茲在茲的也是不平等問題。孔子和伊斯蘭教也關注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這些圣賢和宗教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們能夠真正影響我們對正義、同情心或人性的理解。我并不認為不能存在某種形式的不平等，但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它縱容這種瘋狂的差距。

因此，我認為當權者和政府需要站出來，為消除這種差距發揮應有的作用。與其說是消除貧困，倒不如說是消除赤貧。這就是為什么你提到的羅爾斯很有意思，因為我們必須應對這個問題：倘若沒有公平，哪來的正義？在闡述“昌明經濟”的理念時，我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吸引外國投資，必須明白資本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和根基，但我們也必須灌輸這套價值觀，展現人類應有的同情和關愛，這正是我們與經濟動物的區別所在。

這其實沒有想象中那么難。我在這里與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共事。我經常說，我們不會讓你們繳納高額稅收，但你們必須得展現更多的同情心，特別是要讓那些在偏遠村莊辛勤生活的人們感受到這種同情心。我認為，人們真正關心的是體制是否腐敗，領導人是否中飽私囊。如果人們看到政治昌明，弱勢群體獲得一些額外的恩惠和照顧，他們就會對現狀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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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束訪談前，我還想問您一個問題。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您也隨身攜帶一本莎士比亞全集。那么，您認為自己最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哪個人物，為什么？

有人也問了我這個問題。怎么說呢，年少時的我當然最像羅密歐與朱麗葉。在身陷囹圄的那段日子里，我就成了李爾王，他和女兒科迪莉亞最后的對話給予我莫大的撫慰。而當我有點生氣的時候，我就變成哈姆雷特。莎士比亞是獨一無二的天才，占據著西方經典的核心位置。這就是我對莎士比亞的解釋。

我是個學生，不是英國文學教授。但我認為，莎士比亞為人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讓我們有機會深刻洞察人類的情感和愿望。唯有莎士比亞這樣的天才，才能塑造如此多令人難以忘懷的經典人物。

譯者：任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