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在影響著（上圖左起）蕾哈娜（Rihanna）、阿里亞娜·格蘭德、弗蘭克·奧申、綠洲樂隊的利亞姆·加拉格爾（Liam Gallagher）、格萊姆斯、威肯和德雷克等歌手。圖片來源：FROM LEFT: EZRA SHAW—GETTY IMAGES; TYLER GOLDEN—NBC/NBCU PHOTO BANK/GETTY IMAGES; ANGELA WEISS—AFP/GETTY IMAGES; SHOWBIZIRELAND/GETTY IMAGES; GEOFF ROBINS—AFP/GETTY IMAGES; PARAS GRIFFIN—GETTY IMAGES; PRINCE WILLIAMS—WIREIMAGE/GETTY IMAGES。插圖來源：SELMAN HO?G?R

對于蟄伏已久的節奏布魯斯（R&B）歌手弗蘭克·奧申（Frank Ocean）的廣大粉絲來說，今年4月初發布在群聊服務Discord上的短音頻片段非常誘人。這些短音頻據稱是不慎泄露的錄音棚曲目。自2016年以來，奧申就沒有發布過一張完整的錄音棚專輯，但他的確在準備一張備受期待的全新大碟。

為了先聽為快，一些癡迷奧申的音樂收藏家甚至愿意出價數千美元購買這些曲目。此處只有一個問題：這些歌曲是利用一種新型人工智能制作的贗品。這種技術正在音樂行業掀起驚濤駭浪，并引發了一系列與道德、版權，以及歌手如何保護個人品牌相關的棘手問題。

這些所謂的深度偽造音樂正在持續激增。一大原因是，在過去的六個月里，難分真假的人聲模仿技術已經變得廣泛易得且價格低廉。對唱片行業而言，這是一場潛在的噩夢。如果目前的趨勢不受控制地延續下去，歌手可能就會失去對自己聲音和收入的控制權。與此同時，唱片公司面臨著利潤流失的風險。

音樂行業的新現實，是日益復雜的人工智能給整個娛樂行業帶來的廣泛動蕩的一部分。電影公司已經開始利用人工智能來制作特效，未來還希望借助這種技術來撰寫劇本，為演員配音——所有這些都蘊含著不容小覷的法律問題。

面對洶涌來襲的人工智能模仿秀，可供音樂行業利用的法律保護措施尚不明確。畢竟，這是一種全新現象，目前還沒有專門針對它的法律或案例裁決作為指導。

“如果有人告訴你，無論如何，這種做法的法律含義都很明確，那他就是在胡扯?！泵绹瑯I協會（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前高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發展方式的主要批評者尼爾·圖爾凱維茨（Neil Turkewitz）這樣說道。

奧申并不是第一位被人工智能模仿聲音和音樂風格的歌手。今年4月，一首名為“Heart on My Sleeve”的深度偽造歌曲——據稱是超級巨星德雷克（Drake）和威肯[The Weeknd，原名阿貝爾·特斯法耶（Abel Tesfaye）]的珠聯璧合之作——迅速走紅，短短幾天內就在Spotify、TikTok和YouTube上播放了數百萬次。隨后，代表德雷克和威肯的環球音樂集團（Universal Music Group）出面要求這些網站把這首歌曲下架。此外，說唱歌手坎耶·維斯特（Ye，綽號“侃爺”）和Playboi Carti，以及阿里亞娜·格蘭德（Ariana Grande）和綠洲樂隊（Oasis）等歌手的假歌也在網上漸次浮現。

現在，使用人工智能創作與流行歌手的聲音和風格并無二致的音樂，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一些地下音樂網站專門提供一些可以模仿數十位流行歌手唱歌的預制模版。旨在克隆聲音和模仿音樂風格的商業人工智能軟件同樣唾手可得。比如，Jukebox，一款由熱門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ChatGPT的創造者OpenAI開發的軟件，能夠仿照知名歌手的風格，演唱由人工智能技術撰寫的原創歌曲。

全球知名律所高偉紳（Clifford Chance）常駐英國倫敦的知識產權律師喬納森·庫特（Jonathan Coote）指出，在美國和大多數國家，歌手是不可能為自己的聲音、特定的樂音或氛圍申請版權的。2015年，已故歌手馬文·蓋伊（Marvin Gaye）的遺產管理公司對歌手羅賓·西克（Robin Thicke）和法瑞爾·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提起訴訟，聲稱兩人合作的熱門單曲《Blurred Lines》是基于蓋伊1977年的歌曲《Got to Give It Up》改編而成，并最終贏得了530萬美元的賠償，盡管《Blurred Lines》并沒有使用任何相同的音符或歌詞。

庫特表示，法律學者當時認為此案有望創建一個先例，即“氛圍”確實可以受到法律保護。但隨后的裁決嚴重限制了該案的潛在影響。一首歌必須包含與早期歌曲“實質性相似”的段落——這可能意味著復制特定的原創部分，例如旋律、和弦進行或歌詞——才有可能被法庭認定侵犯了版權。

正因如此，歌手和唱片公司將不得不依靠其他策略來對抗深度偽造音樂。斯坦福大學法學院（Stanford Law School）專攻科技法的教授馬克·萊姆利（Mark Lemley）指出，在美國，音樂人或唱片公司能夠就“宣傳權”受到侵犯提出索賠。

另一種法律策略或許是，宣稱人工智能模型訓練本身就侵犯了版權，因為這一流程通常要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把歌手的整首歌曲輸入軟件。那些開發人工智能軟件的科技公司則認為，人工智能訓練應該獲得“合理使用”相關資源，免受版權索賠。

人工智能的出庭日

包括萊姆利在內，一些學者認為科技公司言之有理。他指出，近十年前，法院允許谷歌（Google）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復制大量圖書，以便人們在網上搜索其中的只言片語。

萊姆利稱，關鍵之處在于這些副本本身沒有廣泛傳播。他說，人工智能訓練也不例外。但對于那些專門用來模仿某位特定歌手的人工智能模型，法庭可能就會劃清界限。除了惡搞之外，他認為這些模型不應該受到保護。“如果我只利用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歌曲來訓練人工智能，這在法律上就是有問題的。”萊姆利說道。

其他人則認為“合理使用論”存在根本性缺陷。位于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版權倡導者、作家大衛·紐霍夫（David Newhoff）表示，“合理使用”的全部要旨在于促進新創作。而根據美國的定義，創作只適用于人類創造的作品。他說，把“合理使用”擴展到人工智能訓練領域，突破了這一法律保護的適用極限。

法庭很快就有機會作出裁決：圖片社Getty Images最近向Stability AI提起訴訟，聲稱這家公司在使用Getty的圖片來訓練人工智能模型時涉嫌侵犯版權。作為一家使用開源代碼來打造文本圖片轉換工具的人工智能開發商，Stability AI目前還面臨一群藝術家發起的集體訴訟。這些案件的審理很可能會圍繞“合理使用”問題展開。

圖爾凱維茨認為，政策制定者應該以人類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作為指導，而不是糾纏于充滿技術性的法律條款。他表示，首要原則應該是，是否獲得藝術家的同意?！叭绻覀兊男卢F實都是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利用他人的素材打造而成，那么我們正在創造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呢？難道這就是我們想要棲居的世界？”他說。

歌手格萊姆斯（Grimes） 最近向所有人開了綠燈。“對于任何模仿我的熱門人工智能歌曲，我將抽取50%的版稅。”今年4月下旬，在那首模仿德雷克和威肯的假歌走紅后，她在推特（Twitter）上發文稱：“請隨意使用我的聲音，我不會索賠的?！?/p>

目前還不清楚格萊姆斯將采用何種技術方式來執行這一公開提議。但她的做法或許是潮流所向：最大牌的偶像級歌手正在考慮如何把深度偽造轉化為自己的優勢。這些明星甚至有可能開發自己的人工智能模仿模型，然后通過授權這些模型來賺取額外收入——并且無需忍受花時間在錄音棚工作所帶來的諸多不便。

然而，對于嶄露頭角的藝人來說，權力動態正在發生變化：唱片公司可能會要求歌手同意公司利用他們的聲音和音樂來訓練人工智能模型，并將其作為簽訂唱片合約的先決條件。與之類似，擔心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公司轉向人工智能，成為美國編劇工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走向罷工的一大導火索。今年5月，一大批影視編劇紛紛離開工作崗位，導致許多影視作品陷入停擺。截至本文發稿時，這場爭議仍未解決。

版權受限

就版權所有者訓練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而言，唯一的缺點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音樂本身不受版權保護。一般來說，只有人或人群（比如公司）的作品才能夠獲得版權。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復制一首人工智能歌曲并進行傳播，而無需支付版權費用。

版權律師庫特表示，音樂人和作曲家或許能夠通過重新創作一些最初由人工智能軟件創作的音樂來贏得一定程度的法律保護。

如果法庭沒有作出有利裁決，歌手們可能就不得不通過現場表演來獲得收入。近年來，由于源自音樂流媒體服務的收入相對微薄，他們不得不更多地依賴演唱會來維持生計和聲譽。畢竟，在滿是仰慕者的演唱會現場，歌手是很難在舞臺上作假的。而且，狂熱的粉絲們總是想帶著票根，穿著演唱會T恤衫回家，以證明他們當時真的在現場。

譯者：任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