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8:59分上班的職業人
我很得意,每天提前一分鐘起床,開始遠程辦公。像我這樣的人有成千上萬,我們才不在乎你怎么想。
插圖來源:ALLIE SULLBERG
不用去辦公室上班的第一天,我的鬧鐘到8:59分才響。我在30秒內起身,連線上網——盡管是躺著——打開郵件,了解分配給我的當天工作指令,而正式上班時間是從9點開始。大概要忙碌30分鐘后才能消停下來,這時我翻身下床洗涮,回到文明人的狀態。
盡管有爭議,但這仍然是一種進步。在我上一份工作期間,我讓鬧鐘提前9分鐘響,因為每天上午9:30分都要開視頻碰頭會,我得準備發言要點。有位朋友最近質疑我經常睡到上班開始前幾分鐘才起,震驚于我的大腦每天早上接觸到的第一批事情竟然是紛至沓來的業務信息和響成一片的收發郵件聲。
“你不用先坐起來,或者望望窗外?”她怯生生地問我。
不!我只想睡到最后一毫秒才起,要是能多睡上40分鐘,我才不會拿出哪怕一分鐘去享受充滿喜悅和陽光的清晨時光呢。這話聽上去也許不像職業人說的,但如果你不是天生能早起的人,非要做違背天性的事絕無好處。
作為人類,大家的癖好千差萬別,盡管我們都有一個24小時睡眠-清醒周期,研究睡眠與工作之間關系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管理學教授克里斯·巴恩斯(Chris Barnes)說。但是,世界是屬于早起的云雀,而夜貓子總是被拋在后面。
“我們認為(當夜貓子)只是一種選擇,但這是一種生物學選擇,其中一部分就在我們的基因里。”巴恩斯說。“你可以逆其道而行,但難以取勝,勝出的往往是大自然。”
最壞的情況是長期睡眠不足。巴恩斯說,它會破壞“工作場所產出的整個生態。”勞動者如果睡眠不足,他們的專注度和職業滿足感就會急劇下降。他解釋道,他們的個人魅力會減退,對下屬會更加苛責,更有可能做出不合倫理的行為。
我和數十位意見相同的瞌睡蟲交談過,他們當中有完善了一套15分上班準備的學校老師,也有從不脫睡袍的生意興隆的媒體顧問。
這些成就卓越的勞動者與那種成功的首席執行官典范大相徑庭。有傳言說,后者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在跑步機上看郵件、想問題,然后比直接下屬提前兩小時抵達辦公室。不過,遠程上班打破了人們對職業化的由來已久的成見,模糊了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界線。它造就了一群愛在8:59分上班的職業人,他們證明,早起的鳥兒未必總是有食吃。
早起的鳥兒未必總是占上風
無論誰說過黎明即起是成功的要領,他是錯的。不信問問薇薇安·涂(Vivian Tu),她曾是一名華爾街交易員,后來在新冠疫情期間把自己的媒體品牌——(Your Rich BFF)拓展成了一家身價7位數的企業,而她從未在早上9點以前起床過。
“說什么早起的人身心更健康,那是瘋話;什么時候做完事情,那都沒關系,”28歲的涂女士說。“認為所有的百萬富翁無一例外(都是早鳥)的成見實在愚蠢之極。我經營自己的買賣,當我自己的老板,我雇的員工都知道早上9點以前不要給我發信息,因為我還沒起床——這就行了。”
作為睡眠專家,巴恩斯憎惡“早起使人健康、富有和聰明”的格言,但他發現此話經常在LinkedIn網紅、首席執行官和初創企業高管當中流傳,他們精心渲染所謂“差5分9點強于差9分5點”的觀點。他說,這些人構建了一個虛假的印象,即從根本上說,清早工作更好。他不同意這個說法。
“這些人不是在描述自己日常工作時稍加夸大,就是從實際上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迎合某種模式,因為他們懂得觀念的重要性。”巴恩斯說。“再者,如果他們能擺出這種形象,會對公司產生積極的意義。有些人也許就是夜貓子,卻強迫自己違背自己的生理節奏,由此讓別人相信自己的行為不負眾望。”
巴恩斯發現,公司老板們認為,利用彈性時間在晚上工作的雇員在認真和專注程度上不如用彈性時間在上午工作的人。這些觀念會影響老板們的業績評價傾向,尤其是早鳥型老板。認為早起者工作更加勤奮的傳統理念,在33歲的阿曼達·彭薩科(Amanda Pensack)看來純屬胡扯,她是一家科技公司的營銷活動經理。“我的工作成就全在我自己,而非循規蹈矩。”她說,她都是在晚上做好準備,第二天開晨會用,因此能睡到最后一分鐘,這向來是找到生活平衡的關鍵。“如果我不得不在登錄(上班)之前好幾個小時就起床,便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遠程辦公是夜貓子們的福祉
隨著遠程辦公者的比例在2019至2021年間增長了3倍,達到17.9%,居家辦公的推廣有助于推動上述觀念的改變。它對彭薩科一類的人來說是天賜恩惠,他們終于可以擺脫遵從早起才能成功這個套路的壓力了。
雖然激烈的文化轉型經常會混淆個人時間和時鐘時間之間的界限,造成負面影響,但無須出門上班也意味著節省了數以百萬計用在起床、梳妝打扮和趕火車的金錢和時間。
露絲·克拉夫特(Ruth Kraft)是一家律所的合伙人,以前曾當過法官。令她激動不已的是,視頻會議軟件Zoom取代了許多面對面的會見,使她得以盡可能地睡到最后一分鐘。這和疫情前的日子大不相同:過去,她得在7:30離開位于紐約州長島的住所,方能來得及趕到城里參加定于10點鐘開始的法庭活動。
她甚至決定不去曼哈頓的一家律所工作,以免長距離通行之苦,而是選了一家離家只有15分鐘路程的律所。在遠程上班的日子里,“我可以在8:45起床,8:47分下樓坐到辦公桌前。”她說。“我把時間都用在有實際成果的工作上。”
克拉夫特還說,這樣也有助于減輕法律工作帶來的壓力。
巴恩斯說,不存在一個人人都感到最合適的工作窗口,“但是我們必須去主動擺脫有關評定優秀員工的某些條條框框,更加講究科學性。”
他敦促老板們尊重每個人的生活規律;他堅定地擁護盡最大可能實行非共時工作制。他最有用的一條建議是調整睡眠時間。“(這樣)你能成為更好的雇員、配偶和朋友,也更加善待自己。”他說。“睡眠充足,事事順遂。”
你不必告訴我第二遍。除非你在早上8:50告訴我,這樣我才可能回復你。
譯者: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