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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時候，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的未來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環境、社會與治理是一種日益普遍的經營理念，即在經營和投資決策中考慮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據晨星投資實驗室（Morningstar Direct）統計，該領域在2021年經歷了創紀錄的一年，全球有6,490億美元注入了專注于ESG投資的基金。當時有人估計，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管理資產根據ESG原則進行投資，包括越來越多的大型公共退休基金的資金。面對氣候變化、不平等加劇和其他社會問題，ESG通常被稱為是為拯救地球而需要推行的運動。ESG原則尤其引起了年輕一代的共鳴，甚至沃頓（Wharton）等商學院都推出了專注于ESG的MBA課程。

但如果說2021年是ESG取得突破的一年，那么從2022年開始，它就進入了棘手的“青春期”——在這段混亂時期，它將受到質疑，并最終確定自己的身份。

至少造成身份認同危機的部分原因是市場營銷問題。ESG最初被認為是一個長期利潤最大化策略，其基本理念是冰川融化和被沖突撕裂的地球對商業不利。最近，ESG被卷入了價值觀沖突的漩渦，以及美國的各種文化戰爭中。

從根本上來說，ESG戰略是評估外部因素對一家公司的影響（沿海洪災會對我的工廠造成哪些影響？更多樣化的團隊會如何影響績效？），而不是公司對世界的影響（我的工廠可能對地球產生哪些影響？多樣化招聘如何解決不平等問題？）。

當利潤導向的商人談論ESG時，他們通常關注的是第一點。但我們很容易模糊兩者之間的界限，而且許多市場營銷就是如此。ESG與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或者“影響力”投資等其他商業運動一樣，都被貼上了“善有善報”的標簽。這導致一個人根據自己的社會價值觀（例如保護環境）進行投資的行為和ESG被混為一談，而后者應該基于商業理由。

不出意外，一些領導人和右翼政客把ESG變成了一個貶義詞，將這種模糊的策略稱為“覺醒資本主義”，被信仰自由主義的金融機構用來欺騙美國投資者，以發展進步事業。前生物科技創業者維韋克·拉瑪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成為反ESG運動的典型。他成立了兩只投資基金，包括一只能源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該基金旨在反對可持續發展和多樣化倡議，并選擇了一個具有諷刺性的交易代碼DRLL。美國的前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佛羅里達州的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和福克斯（Fox）的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等人的言論，既提高了ESG的知名度，又讓與ESG有關的討論變得更令人困惑，并充滿了虛假信息。（卡爾森甚至將斯里蘭卡經濟的崩潰歸咎于ESG。）

對于認真對待ESG原則的商界人物來說，這些都是令人沮喪的小問題而已。他們發現當前的狀況存在許多問題，但他們也看到了一個值得改進的框架。沃頓商學院的教授及副院長維托爾德·赫尼什（Witold Henisz）曾經擔任該學院ESG倡議的學術主任。他說：“我認為在ESG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其中包括解決ESG領域經常被夸大的有關投資回報的說法，以及統一普遍不一致且不透明的評級系統。這些系統同時對公司的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進行評分，往往會造成困擾。毫無疑問，特斯拉（Tesla）的電動汽車對于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該公司由于涉及種族歧視的言論以及其他問題，卻公然被一個ESG指數除名，導致埃隆·馬斯克（Elon Musk）表態稱整個ESG領域都是“詐騙”。

正如赫尼什所說，反ESG運動是一場協調行動，背后是支持化石能源的美國立法交流委員會（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等組織，自2021年年初以來，美國至少有17個州提出了“反ESG”法案，至少5個州頒布了反ESG法律。這些動作的目的通常是禁止在公共退休基金的投資中使用ESG因素，比如佛羅里達州最近使用1,860億美元的州立基金所做的投資，另一方面是為了對通過ESG政策歧視某些行業的投資者進行處罰。

得克薩斯州在2021年9月開始執行一項類似法律，禁止州內的各個市政府與限制向石油、天然氣或軍火公司提供資金的銀行開展實質性業務。結果導致花旗集團（Citigroup）、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和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等五家大銀行離開了得克薩斯州的市政債券市場。據沃頓商學院的丹尼爾·加勒特（Daniel Garrett）和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的伊凡·伊萬諾夫（Ivan Ivanov）分析發現，這些銀行承銷了當地債券市場35%的債務，它們的離開大幅降低了該市場的競爭力。他們還發現，這項政策將讓得克薩斯州的居民付出代價。在法律實施的前八個月，該州將為其320億美元貸款，額外支付約3.03億美元至5.32億美元的利息。

更不確定的一點是，如果其他州紛紛效仿得克薩斯州，是否會讓銀行改變立場。許多號稱擁有ESG證書的銀行目前的處境就像是在尷尬地跳踢踏舞，它們根據紅州（紅州指美國共和黨占據優勢的州——編注）官員的要求增加石油和天然氣的投資。這反過來為激進的批評者遞上了把柄。他們認為ESG就是漂綠行為。

到目前為止，反ESG運動是主要發生在美國的一種現象，這種勢頭的出現恰好是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出要求公司和基金披露氣候變化和ESG相關數據的兩項提案前后。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說，這種政治化是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晨星（Morningstar）的投資管理研究總監、位于英國倫敦的林賽·斯圖爾特（Lindsey Stewart）表示：“在投資時進行ESG分析只是一種投資行為。”斯圖爾特補充說，只要投資者承認氣候變化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無論他們是否認為自己具有社會責任和環保意識，這些風險都是實實在在的。”

ESG的成長煩惱還趕上了另外一場考驗，那就是俄烏沖突。這場戰爭導致可持續基金的績效不盡如人意。ESG指數中的科技股比重較大，石油、天然氣和國防股占比較小，今年到目前為止，ESG指數下跌了24.2%，而大盤下跌了21.6%。今年第二季度，美國可持續發展基金在五年來首次出現了資金外流，盡管嚴重程度低于非ESG基金。

這種黏性意味著堅持ESG原則的投資者并沒有放棄。而且公司面臨的實際風險也沒有減少，今年災難性的氣候事件就是很好的證明，例如歐洲的極端高溫、巴基斯坦的嚴重洪災、中國前所未有的干旱等。再保險商瑞士再保險集團（Swiss Re）曾經估計，到2050年，氣候變化將導致全球經濟產出損失多達23萬億美元。對許多高管而言，預測這些風險并不是為了取悅“覺醒的”投資者，而是為了保護公司的利潤。

譯者：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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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價值上押大注

ESG投資在過去幾年里方興未艾，聲名鵲起。

1萬億美元

在2020年至2021年期間，與ESG相關的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的凈流入資金總量

SOURCE: MORNINGSTAR DIRECT